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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 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 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 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 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 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 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 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 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 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 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 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 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 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 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 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 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 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 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 一些时候。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 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 “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 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 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 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 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 “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 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 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 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 爸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 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 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 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 行。她和闰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时候也有：臂如 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 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 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 《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 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哪里能领略呢？去年 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 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 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 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 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 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 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 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 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 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 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 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 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 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 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 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 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 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 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 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 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 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丏尊，他 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啰。”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 啰。”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 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 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 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 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 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 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 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 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 楣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 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1928年6月24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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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旅行杂记
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构光；故“不远千里”的从浙江赶 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一 殷勤的招待七月二日正是浙江与上海的社员乘车赴会的日子。在上海这样大车站里，多了几十个改 进社社员，原也不一定能够显出甚么异样；但我却觉得确乎是不同了，“一时之盛”的光 景，在车站的一角上，是显然可见的。这是在茶点室的左边；那里丛着一群人，正在向两位 特派的招待员接洽。壁上贴着一张黄色的磅纸，写着龙蛇飞舞的字：“二等四元A，三等二 元A。”两位招待员开始执行职务了；这时已是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了。招待 员所应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买车票。买车票是大家都会的，买半票却非由他们二位来“优 待”一下不可。“优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实行“优待”的时候，要向每个人取名 片，票价，——还得找钱。他们往还于茶点室和售票处之间，少说些，足有二十次！他们手 里是拿着一叠名片和钞票洋钱；眼睛总是张望着前面，仿佛遗失了什么，急急寻觅一样；面 部筋肉平板地紧张着；手和足的运动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好容易费了二虎之力，居然买了 几张票，凭着名片分发了。每次分发时，各位候补人都一拥而上。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 有了三三两两的怨声了。那两位招待员买票事大，却也顾不得这些。可是钟走得真快，不觉 七点还欠五分了。这时票子还有许多人没买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员竟不出来！有的人急 忙寻着他们，情愿取回了钱，自买全票；有的向他们顿足舞手的责备着。他们却只是忙着照 名片退钱，一言不发。——真好性儿！于是大家三步并作两步，自己去买票子；这一挤非同 小可！我除照付票价外，还出了一身大汗，才弄到一张三等车票。这时候对两位招待员的怨 声真载道了：“这样的饭桶！”“真饭桶！”“早做什么事的？”“六点钟就来了，还是自 己买票，冤不冤！”我猜想这时候两位招待员的耳朵该有些儿热了。其实我倒能原谅他们， 无论招待的成绩如何，他们的眼睛和腿总算忙得可以了，这也总算是殷勤了；他们也可以对 得起改进社了，改进社也可以对得起他们的社员了。——上车后，车就开了；有人问，“两 个饭桶来了没有？”“没有吧！”车是开了。
二 “躬逢其盛”
七月二日的晚上，花了约莫一点钟的时间，才在大会注册组买了一张旁听的标识。这个 标识很不漂亮，但颇有实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会开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着它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倾盆而下。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讲演厅举行。该厅离我所住的 地方有六七里路远；但我终于冒了狂风暴雨，乘了黄包车赴会。在这一点上，我的热心决不 下于社员诸君的。
到了会场门首，早已停着许多汽车，马车；我知道这确乎是大典了。走进会场，坐定细 看，一切都很从容，似乎离开会的时间还远得很呢！——虽然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楼上正 中是女宾席，似乎很是寥寥；两旁都是军警席——正和楼下的两旁一样。一个黑色的警察， 间着一个灰色的兵士，静默的立着。他们大概不是来听讲的，因为既没有赛瓷的社员徽章， 又没有和我一样的旁听标识，而且也没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谓“军警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