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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会说意大利话。幸而没出错几。临上火车，到 了站台上，他却不见了。眼见车就要开了，太这一急非同小可，又不会说给别人，只好教 小姐去张看，却不许她远走。好容易先生钻出来了，从从容容的，原来他上“更衣室”来着。
太最伤心她的儿子。他也是大学生，长的一表人才。大战时去从军；训练的时候偶然 回家，非常爱惜那庄严的制服，从不教它有一个折儿。大战快完的时候，却来了恶消息，他 尽了他的职务了。太最伤心的是这个时候的这种消息，她在举世庆祝休战声中，迷迷糊糊 过了好些日子。后来逛意大利，便是解闷儿去的。她那时甚至于该领的恤金，无心也不忍去 领——等到限期已过，即使要领，可也不成了。
小姐现在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就为这个女孩子活着。早晨一块儿拾掇拾掇屋子，吃完了 早饭，一块儿上街散步，回来便坐在饭厅里，说说话，看看通俗小说，就过了一天。晚上睡 在一屋里。一星期也同出去看一两回电影。小姐大约有二十四五了，高个儿，总在五英尺十 寸左右；蟹壳脸，露牙齿，脸上倒是和和气气的。爱笑，说话也天真得像个十二三岁小姑 娘。先生死后，他的学生爱利斯（El＃is）很爱歇卜士太，几次想和她结婚，她不 肯。爱利斯是个传记家，有点小名气。那回诗人德拉梅在伦敦大学院讲文学的创造，曾经提 到他的书。他很高兴，在歇卜士太晚餐桌上特意说起这个。但是太说他的书干燥无味， 他送来，她们只翻了三五页就搁在一边儿了。她说最恨猫怕狗，连书上印的狗都怕，爱利斯 却养着一大堆。她女儿最爱电影，爱利斯却瞧不起电影。她的不嫁，怎么穷也不嫁，一半为 了女儿。
这房子招徕住客，远在歇卜士先生在世时候。那时只收一个人，每日供早晚两餐，连宿 费每星期五镑钱，合八九十元，够贵的。广告登出了，第一个来的是日本人，他们答应下 了。第二天又来了个西班牙人，却只好谢绝了。从此住这所房的总是日本人多；先生死了， 住客多了，后来竟有“日本房”的名字。这些日本人有一两个在外边有女人，有一个还让女 人骗了，他们都回来在饭桌上报告，太太也同情的听着。有一回，一个人忽然在饭桌上谈论 自由恋爱，而且似乎是冲着小姐说的。这一来太太可动了气。饭后就告诉那个人，请他另外 找房住。这个人走了，可是日本人有个俱乐部，他大约在俱乐部里报告了些什么，以后日本 人来住的便越过越少了。房间老是空着，太太的积蓄早完了；还只能在房子上打主意，这才 抵押了出去。那时自然盼望赎回来，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情形并不见好。房子终于标 卖，而且圣诞节后不久，便卖给一个犹太人了。她想着年头不景气，房子且没人要呢，那知 犹太人到底有钱，竟要了去，经理人限期让房。快到期了，她直说来不及。经理人又向法院 告诉，法院出传票教她去。她去了，女儿搀扶着；她从来没上过堂，法官说欠钱不让房，是 要坐牢的。她又气又怕，几乎昏倒在堂上；结果只得答应了加紧找房。这种种也都是为了女 儿，她可一点儿不悔。
她家里先后也住过一个意大利人，一个西班牙人，都和小姐做过爱；那西班牙人并且和 小姐定过婚，后来不知怎样解了约。小姐倒还惦着他，说是“身架真好看！”太太却说， “那是个坏家伙！”后来似乎还有个“坏家伙”，那是太太搬到金树台的房子里才来住的。 他是英国人，叫凯德，四十多了。先是作公司兜售员，沿门兜售电气扫除器为生。有一天撞 到太太旧宅里去了，他要表演扫除器给太太看，太太拦住他，说不必，她没有钱；她正要卖 一批家具，老卖不出去，烦着呢。凯德说可以介绍一家公司来买；那一晚太太很高兴，想着 他定是个大学毕业生。没两天，果然介绍了一家公司，将家具买去了。他本来住在他姊姊 家，却搬到太太家来了。他没有薪水，全靠兜售的佣金；而电气扫除器那东西价钱很大，不 容易脱手。所以便干搁起来了。这个人只是个买卖人，不是大学毕业生。大约穷了不止一 天，他有个太太，在法国给人家看孩子，没钱，接不回来；住在姊姊家，也因为穷，让人家 给请出来了。搬到金树台来，起初整付了一回房饭钱，后来便零碎的半欠半付，后来索性付 不出了。不但不付钱，有时连午饭也要叨光。如是者两个多月，太太只得将他赶了出去。回 国后接着太太的信，才知道小姐却有点喜欢凯德这个“坏蛋”，大约还跟他来往着。太太最 提心这件事，小姐是她的命，她的命决不能交在一个“坏蛋”手里。
小姐在芬乞来路时，教着一个日本太太英文。那时这位日本太太似乎非常关心歇卜士家 住着的日本先生们，老是问这个问那个的；见了他们，也很亲热似的。歇卜士太太瞧着不大 顺眼，她想着这女人有点儿轻狂。凯德的外甥女有一回来了，一个摩登少女。她照例将手绢 掖在袜带子上，拿出来用时，让太太看在眼里。后来背地里议论道，“这多不雅相！”太太 在小事情上是很敏锐的。有一晚那爱尔兰女仆端菜到饭厅，没有戴白帽檐儿。太太很不高 兴，告诉我们，这个侮辱了主人，也侮辱了客人。但那女仆是个“社会主义”的贪婪的人， 也许匆忙中没想起戴帽檐儿；压根儿她怕就觉得戴不戴都是无所谓的。记得那回这女仆带了 男朋友到金树台来，是个失业的工人。当时刚搬了家，好些零碎事正得一个人。太太便让这 工人帮帮忙，每天给点钱。这原是一举两得，各厢情愿的。不料女仆却当面说太太揩了穷小 子的油。太太听说，简直有点莫名其妙。
太太不上教堂去，可是迷信。她虽是新教徒，可是有一回丢了东西，却照人家传给的法 子，在家点上一支蜡，一条腿跪着，口诵安东尼圣名，说是这么着东西就出来了。拜圣者是 旧教的花样，她却不管。每回作梦，早餐时总翻翻占梦书。她有三本占梦书；有时她笑自 己；三本书说的都不一样，甚至还相反呢。喝碗茶，碗里的茶叶，她也爱看；看像什么字 头，便知是姓什么的来了。她并不盼望访客，她是在盼望住客啊。到金树台时，前任房东太 太介绍一位英国住客继续住下。但这位半老的住客却嫌客人太少，女客更少，又嫌饭桌上没 有笑，没有笑话，只看歇卜士太太的独角戏，老母亲似的唠哌叨叨，总是那一套。他终于托 故走了，搬到别处去了。我们不久也离开英国，房子于是乎空空的。去年接到歇卜士太太来 信，她和女儿已经作了人家管家老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妇人，这世界已经不是她 的了。
1937年4月27—28日作。
（原载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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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动乱时代
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人们很难计算他 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这使一般人苦闷；这种苦闷或深或浅的笼罩着全中国，也或 厚或薄的弥漫着全世界。在这一回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灭 感。这种幻灭感到了大战结束后这一年，更显著了；有我们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 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我们也明白太平时代还遥远， 所以先只希望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 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一般人失望之余，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动乱的局势好像比抗战 期中还要动乱些。再说这动乱是世界性的，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大概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控制这动乱；我们不能计算，甚至也难以估计，这动乱将到何时安定，何时才会出现一个 小康时代。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灭了。
中国向来有一治一乱相循环的历史哲学。机械的循环论，现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然而 广义的看来，相对的看来，治乱的起伏似乎可以说是史实，所谓广义的，是说不限于政治， 如经济恐慌，也正是一种动乱的局势。所谓相对的，是说有大治大乱，有小治小乱；各个国 家，各个社会的情形不同，却都有它们的治乱的起伏。这里说治乱的起伏，表示人类是在走 着曲折的路；虽然走着曲折的路，但是总在向着目标走上前去。我相信人类有目标，因此也 有进步。每一回治乱的起伏，清算起来，这里那里多多少少总有些进展的。
但是人们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乱。动乱时代望小康时代，小康时代望太平时代——真正的 “太平”时代，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人类向着这个理想曲折的走着；所以曲折，便因为现实 与理想的冲突。现实与理想都是人类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免试验与错误，也就不免 冲突。现实与现实冲突，现实与理想冲突，理想与理想冲突，样样有。从一方面看，人生充 满了矛盾；从另一方面看，矛盾中却也有一致的地方。人类在种种冲突中进展。
动乱时代中冲突更多，人们感觉不安，彷徨，失望，于是乎幻灭。幻灭虽然幻灭，可还 得活下去。虽然活下去，可是厌倦着，诅咒着。于是摇头，皱眉毛，“没办法！没办法”的 说着，一天天混过去。可是，这如果是一个常态的中年人，他还有相当的精力，他不会甘心 老是这样混过去；他要活得有意思些。他于是颓废——烟，赌，酒，女人，尽情的享乐自 己。一面献身于投机事业，不顾一切原则，只要于自己有利就干。反正一切原则都在动摇， 谁还怕谁？只要抓住现在，抓住自己，管什么社会国家！古诗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人。
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憎恶着，愤怒着。他们不怕幻灭，却在幻灭的遗迹上 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要改造这个世界。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 人精力足，顾虑少，他们讨厌传统，讨厌原则；而现在这些传统这些原则既在动摇之中，他 们简直想一脚踢开去。他们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新世界。他们也是不顾一切， 却不是只为自己。他们自然也免不了试验与错误。试验与错误的结果，将延续动乱的局势， 还是将结束动乱局势？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 住现实还是抓不住。
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动 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 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 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 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分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联贯的，历史是联贯 的。一个新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 的衣食住，在中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 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 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以上三类人，只是就笔者自己常见到的并且相当知道的说，自然不能包罗一切。但这三 类人似乎都是这动乱时代的主要分子。笔者希望由于描写这三类人可以多少说明了这时代的 局势。他们或多或少的认识了现实，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现实；那后两类人一方面又都有着 或近或远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这两类人。那颓废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费，对于自己， 对于社会都如此。那投机者扰害了社会的秩序，而终于也归到消耗和浪费一路上。到处摇头 苦脸说着“没办法”的人不过无益，这些人简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领导人，但 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切，欲速不达。调整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 于保守太过，抱残守阙。这样维持着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希望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
1946年7月12—13日作。
（原载1946年7月21日南京《中央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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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