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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 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 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 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 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 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 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 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 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 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 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 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 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 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 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 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 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 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 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 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 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 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 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 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 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 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 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 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 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 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 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 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 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 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 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 “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 罢？
1947年4月13、14日作。
（原载1947年5月1日《知识与生活》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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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吃饭
我们有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见于《管子·牧民》篇，一是 “民以食为天”，是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是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 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说，“食色，性也”，是从人生哲学上肯定了 食是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之一。《礼记·礼运》篇也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 更明白。照后面这两句话，吃饭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这两句话里的次序，“食”或 “饮食”都在前头，所以还是吃饭第一。
这吃饭第一的道理，一般社会似乎也都默认。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白的记载，但是近代的 情形，据我们的耳闻目见，似乎足以教我们相信从古如此。例如苏北的饥民群到江南就食， 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报》登载的费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溃是瘫痪》一文中就提到 这个。这些难民虽然让人们讨厌，可是得给他们饭吃。给他们饭吃固然也有一二成出于慈善 心，就是恻隐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们，怕他们铤而走险，“小人穷斯滥矣”，什么事做不 出来！给他们吃饭，江南人算是认了。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们吗？官儿管不着他们吗？干吗要怕要认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 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 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在怕的倒是那些有饭吃的人们，他们没奈何只 得认点儿。所谓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权利。但是饥 民群还不自觉有这种权利，一般社会也还不会认清他们有这种权利；饥民群只是冲动的要吃 饭，而一般社会给他们饭吃，也只是默认了他们的道理，这道理就是吃饭第一。
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 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做“吃大户”。“吃大户”是和 平的手段，照惯例是不能拒绝的，虽然被吃的人家不乐意。当然真正有势力的尤其有枪杆的 大户，穷人们也识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户，被吃了也只好认了。那回一直这 样吃了两三天，地面上一面赶办平粜，一面严令禁止，才打住了。据说这“吃大户”是古 风；那么上文说的饥民就食，该更是古风罢。
但是儒家对于吃饭却另有标准。孔子认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为仁 政的根本；这因为春秋时代不必争取人民，战国时代就非争取人民不可。然而他们论到士 人，却都将吃饭看做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孔子说，“君子固穷”，说吃粗饭，喝冷水、 “乐在其中”，又称赞颜回吃喝不够，“不改其乐”。道学家称这种乐处为“孔颜乐处”， 他们教人“寻孔颜乐处”，学习这种为理想而忍饥挨饿的精神。这理想就是孟子说的“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所谓“节”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赞成告子说的“食 色，性也”，一方面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列入了“贫贱不能移”一个条件。战国时代的 “大丈夫”，相当于春秋时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劳心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饿饭的时 候，但是一朝得了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因此士 人就不难将道和节放在第一，而认为吃饭好像是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了。
伯夷、叔齐据说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也 是只顾理想的节而不顾吃饭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论，伯夷、叔齐成为士人立身的一种特殊的 标准。所谓特殊的标准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标准；士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这地步，但是 能够做到这地步最好。
经过宋朝道学家的提倡，这标准更成了一般的标准，士人连妇女都要做到这地步。这就 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原来是论妇女的，后来却扩而充之普遍应用起来， 造成了无数的惨酷的愚蠢的殉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 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
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种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做了大官，住宅挨 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效听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 咬菜根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根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个幌子。 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粗饭、喝冷水，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 儿。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道学刚起 头，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进，责任加重，道学的严格的 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管那么在想，嘴里却就不敢说 出。嘴里虽然不敢说出，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 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的民众。
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 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于造 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 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 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 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 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说做 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 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 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 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