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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现在亡妻 生的四个孩子都已自称为扬州人了；我比起他们更算是在扬州长成的，天然更该算是扬州人 了。但是从前一直马马虎虎的骑在墙上，并且自称浙江人的时候还多些，又为了什么呢？这 一半因为报的是浙江籍，求其一致；一半也还有些别的道理。这些道理第一桩就是籍贯是无 所谓的。那时要做一个世界人，连国籍都觉得狭小，不用说省籍和县籍了。那时在大学里觉 得同乡会最没有意思。我同住的和我来往的自然差不多都是扬州人，自己却因为浙江籍，不 去参加江苏或扬州同乡会。可是虽然是浙江绍兴籍，却又没跟一个道地浙江人来往，因此也 就没人拉我去开浙江同乡会，更不用说绍兴同乡会了。这也许是两栖或骑墙的好处罢？然而 出了学校以后到底常常会到道地绍兴人了。我既然不会说绍兴话，并且除了花雕和兰亭外几 乎不知道绍兴的别的情形，于是乎往往只好自己承认是假绍兴人。那虽然一半是玩笑，可也 有点儿窘的。
还有一桩道理就是我有些讨厌扬州人；我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 是虚张声势，小气无须举例。虚气例如已故的扬州某中央委员，坐包车在街上走，除拉车的 外，又跟上四个人在车子边推着跑着。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指出扬州人这些毛病。后来要 将这篇文收入散文集《你我》里，商务印书馆不肯，怕再闹出“闲话扬州”的案子。这当然 也因为他们总以为我是浙江人，而浙江人骂扬州人是会得罪扬州人的。但是我也并不抹煞扬 州的好处，曾经写过一篇《扬州的夏日》，还有在《看花》里也提起扬州福缘庵的桃花。再 说现在年纪大些了，觉得小气和虚气都可以算是地方气，绝不止是扬州人如此。从前自己常 答应人说自己是绍兴人，一半又因为绍兴人有些戆气，而扬州人似乎太聪明。其实扬州人也 未尝没戆气，我的朋友任中敏（二北）先生，办了这么多年汉民中学，不管人家理会不理 会，难道还不够“戆”的！绍兴人固然有戆气，但是也许还有别的气我讨厌的，不过我不深 知罢了。这也许是阿Q的想法罢？然而我对于扬州的确渐渐亲热起来了。
扬州真像有些人说的，不折不扣是个有名的地方。不用远说，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 扬州就够羡慕的。可是现在衰落了，经济上是一日千丈的衰落了，只看那些没精打采的盐商 家就知道。扬州人在上海被称为江北老，这名字总而言之表示低等的人。江北老在上海是受 欺负的，他们于是学些不三不四的上海话来冒充上海人。到了这地步他们可竟会忘其所以的 欺负起那些新来的江北老了。这就养成了扬州人的自卑心理。抗战以来许多扬州人来到西 南，大半都自称为上海人，就靠着那一点不三不四的上海话；甚至连这一点都没有，也还自 称为上海人。其实扬州人在本地也有他们的骄傲的。他们称徐州以北的人为侉子，那些人说 的是侉话。他们笑镇江人说话土气，南京人说话大舌头，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在江南。英语他 们称为蛮话，说这种话的当然是蛮子了。然而这些话只好关着门在家里说，到上海一看，立 刻就会矮上半截，缩起舌头不敢啧一声了。扬州真是衰落得可以啊！
我也是一个江北老，一大堆扬州口音就是招牌，但是我却不愿做上海人；上海人太狡猾 了。况且上海对我太生疏，生疏的程度跟绍兴对我也差不多；因为我知道上海虽然也许比知 道绍兴多些，但是绍兴究竟是我的祖籍，上海是和我水米无干的。然而年纪大起来了，世界 人到底做不成，我要一个故乡。俞平伯先生有一行诗，说“把故乡掉了”。其实他掉了故乡 又找到了一个故乡；他诗文里提到苏州那一股亲热，是可羡慕的，苏州就算是他的故乡了。 他在苏州度过他的童年，所以提起来一点一滴都亲亲热热的，童年的记忆最单纯最真切，影 响最深最久；种种悲欢离合，回想起来最有意思。“青灯有味是儿时”，其实不止青灯，儿 时的一切都是有味的。这样看，在那儿度过童年，就算那儿是故乡，大概差不多罢？这样 看，就只有扬州可以算是我的故乡了。何况我的家又是“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呢？ 所以扬州好也罢，歹也罢，我总该算是扬州人的。
1946年9月25日作（原载1946年10月1日《人物》第1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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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
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 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他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 最足以表现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那时校长是已故的经子渊先生（亨颐）。但 是他似乎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招来了许多外 地和本地的学生，创立了这个中学。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性自 由发展。学校成立了两年，我也去教书，刚一到就感到一种平静亲和的氛围气，是别的学校 没有的。我读了他们的校刊，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也跟别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书，看出学 生对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都比别的同级的学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义的夏先生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长经先生意见越 来越差异，跟他的至亲在学校任主要职务的意见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 他们的友谊和亲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不妥协，不让步。他 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终于他和一些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朋友中匡互生等几位先生便 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可是夏先生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 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写作他所专长的国 文科的指导书籍。《中学生杂志》和他的书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终献身于教 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 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 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 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 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 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 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 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 配欲”。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 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5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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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 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 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 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 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 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 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 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 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 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 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 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著。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 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 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 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4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4月27日《清华周刊》复刊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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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散文全编 论不满现状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 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 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 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 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 “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 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 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 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 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 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 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 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 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 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 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 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 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 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 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 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 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 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