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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块金属呢？”
“那好，就算是一个什么装置的半个什么引爆器，就算是送给已经住在英国的
一个苏联特务，约翰，相信我，你把你的整个报告交上来时，我一定严肃认真地对
待它。”
“然后把它收入档案室不转发？”普雷斯顿问。
哈考特。史密斯的微笑显露出一种果断的阴险。“没有必要。跟其他报告一样，
你的所有报告都会被认真考虑的。我建议你能找出一些确凿的证据，从情报理论方
面来充实你的预测，再搞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报告。”
“好吧，”普雷斯顿一边站起来一边说，“我要坚持到底。”
“你搞吧。”哈考特。史密斯说。
普雷斯顿走了后，副总局长查了一下内部电话号码表，给人事处长打电话。
第二天，15号，星期三，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于中午在伯明翰的西
米德兰机场着陆。在旅客中，有一个持丹麦护照的年轻人。
护照上的名字也是丹麦人的名字，如果有人好奇地跟他讲丹麦话的话，他也会
讲一口流利的丹麦语。实际上，他母亲是丹麦人，他从母亲嘴里学会了基本的丹麦
语。现在，由于进了几次语言学校和多次访问丹麦，他的话已经磨练得炉火纯青了。
但他的父亲却是德国人。他战后出生在爱尔福特，并在那里长大，所以，他成
了东德人。后来，又成了东德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他不知道自己到英国来有什么意义，他也不想知道。他的使命很简单，只按信
中写的去做就行了。他顺利地通过了海关和移民手续，叫了一辆车，让车把他送到
新街的米德兰旅馆。一路上和办理进关手续时，他都小心地保护着那只打着石膏的
左臂。他被警告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他那“断了”的胳膊拎手提包。
一进到房间中，他便锁上门，从手提包底拿出一把切刀，沿着胳膊内侧的一条
细细的切割线，慢慢地切割着石膏。
切开后，他把石膏撬开半英寸，把胳膊、腕子和手抽出来。他把空空的石膏扔
进带来的袋子中。
整个下午他都躲在房间里，以便不让日班的服务员看到他拿掉了石膏，等天黑
换了服务员后再离开旅馆。
人家告诉他说，新街站的报摊是接头地点。在约定的时间里，一位穿着黑色摩
托服的人走过来，小声地说了暗号，他把手提包交给了那人，那人便走了。只用了
几秒钟。谁也没受到别人的注意。
拂晓时，夜班服务员还没下班，他结了账，出了旅馆，乘早班火车来到曼彻斯
特，从这里坐飞机飞走了。这里没人知道他胳膊打没打石膏。他途经汉堡，在日落
时抵达柏林，又在查理检查站以一名丹麦人的身份过了柏林墙。他们自己的人在墙
那边接他，听了他的报告，高兴地把他送走了。第三只包裹送完了。
约翰。普雷斯顿心烦意乱，情绪低落。他本来要与汤米一起休息一周的计划成
了泡影。本星期的大半时间都花在向哈考特。史密斯作口头汇报上了，而汤米只好
在家里看书和看电视。
今天上午，他还是履行了计划，带汤米到图索德夫人蜡像馆去了一下，下午却
不得不回到办公室写他的书面报告。人事处克里奇顿的信在他的桌上放着。他看了
一下。有些事他简直无法相信。
信的措辞当然是非常友好的。看一下普雷斯顿的考勤，就可以知道，他还存有
四周假没有休。当然，他是知道的，往后拖假是不提倡的，理由也很简单，应该按
时休假。废话，扯淡。总之，应该及时要求他把后拖的假期提前，也就是说，明天
早上就开始休假。
“这些混蛋，”他朝着办公室那边骂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他往人事处打电话，坚持要跟梯姆。克里奇顿本人讲话。“梯姆，是我，约翰。
普雷斯顿。你看看，我桌上这封信是什么意思？我现在不能休假，我正在办案，刚
进展到一半……对，我知道，不能拖假，这很重要；但这个案子也很重要，看起来
更重要。说实在的……”
他听着对方跟他打官腔，说什么工作人员都推迟假期会破坏制度。他打断对方
的话说：“梯姆，听我说，咱们别啰嗦。你只要打个电话问问布赖恩。哈考特。史
密斯就行了，他会告诉你这个案子会有多么重要的。我可以到夏天再休假。”
“约翰，”梯姆。克里奇顿平心静气地说，“这封信正是奉布赖恩的直接命令
才写的。”
普雷斯顿把手中的话筒盯了一会儿。“我明白了。”他终于说，然后放下了电
话。
“你到哪儿去？”他向门口走去时，布赖思问他。
“去喝点什么。”他说。
午饭后喝点什么是不错的。酒吧里人很少。迟来就餐的人还在吃，而提前吃晚
饭的人还没到。在酒吧的角落里，有一两个查尔斯大街的人交头接耳地坐在那里。
他坐到酒吧柜台高凳上，他想一个人喝。
“威士忌，”他说，“大杯的。”
“我也要一大杯，”他旁边的一个人说，“算我的账。”
他扭过脸来，看到K 分局七处的巴里。班克斯。
“你好，约翰。”班克斯说。“我从大厅经过时，看你钻到这里来了。我来告
诉你，有点儿东西要给你。局长很感谢你。”
“嗅，是吗？那件事呀，不用谢。”
“我明天给你送到办公室去。”班克斯说。
“别麻烦了，”普雷斯顿生气地说，“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庆祝四周假的，明
天开始，硬让我休，干杯。”
“别不休啊，”班克斯平心静气地说，“大多数人盼还盼不来呢！”
他已经觉察到普雷斯顿心里不是滋味，很想安慰一下这位五局的同行。但他无
法告诉普雷斯顿的是，奈杰尔。欧文爵士让他来了解一下哈考特。史密斯先生的杰
作所造成的危害，并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汇报。
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喝了三杯，普雷斯顿仍然郁郁不乐。“我想不干了。”
他突然说。
班克斯只是来了解情况的，但听了之后，也很关心。他说：“很严重啊，事情
这么糟糕吗？”
“听我说，巴里，从两千英尺高往下跳伞的话，我并不在乎；降落伞打开后，
敌人向我瞄准射击的话，我也不在乎。使我伤心的是，我们自己的人用高射炮向我
开火。我这样说过分吗？”
“我看说得对，”班克斯说，“那么，谁朝你开的炮呢？”
“楼上的神童，”普雷斯顿气嘟嘟地说，“刚刚又交上一份他不喜欢的报告。”
“又给束之高阁了？”
普雷斯顿耸了一下肩膀。“快了。”
门开了，进来一帮楼上的人，簇拥着布赖恩。哈考特。史密斯，全是他自己的
各处室头头。
普雷斯顿喝干了杯里的酒。“哎，好了，我得走了，今晚带孩子去看电影。”
他走了后，巴里。班克斯喝完自己的酒，躲开里面的一帮人，又回到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他往桑蒂纳尔大楼局长办公室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直到星期四凌晨，彼得罗夫斯基少校才回到切里海斯胡同。皮摩托服、头盔和
BMW 一起放到了塞特福德的车房里了。他开着自己的福特小汽车悄悄地回到车房前
的砖路上时，换上了暗色的西装和轻便风衣。没有人注意到他以及他手中拎的装石
膏的兜子。
他把门锁上，上了楼，拉开衣柜下面的抽屉。里面是一台索尼半导体收音机，
旁边又放上了空石膏壳。
两件东西他都没有打开，他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他也不想看是什么。那是
组装师的事。只有所有的部件都安全到齐后，那个人才能前来组装。
在上床前，他沏了一杯茶。一共有九个包裹，这就是说，有九次接头，还有九
回后备接头，以防第一次接头不能按时到达。这些接头，他都牢记心中。另外还有
六个，代表三个额外的包裹，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替换。
现在得使用一次额外的了，因为第二个交通员没有出现。彼得罗夫斯基不知道
这个交通员为什么耽误了。但是，在遥远的莫斯科，沃尔科夫少校却知道。莫斯科
收到了格拉斯哥领事馆的详细报告，肯定地向政府报告说，已亡水手的东西都锁在
帕蒂克派出所，将一直保存到下次通知的时候。
彼得罗夫斯基回想了一下自己记忆中的清单。第四个包裹将在四天以后，在伦
敦西区接头。他睡下时，已是16日的黎明。他朦胧入睡时，已经能听到街上送牛奶
的声音。当天的第一批送奶开始了。
这一次，班克斯很公开了。星期五下午，普雷斯顿和汤米开车回来时，班克斯
正等在他家大楼的门口。
他们父子俩到亨登飞机博物馆去了。在那里，孩子非常喜欢旧式的战斗机，宣
称长大后要当飞行员。他爸爸知道，此前他已经至少要干六种工作了，在新年到来
之前，肯定还要改变主意的。这个下午，他们过得很愉快。
班克斯见到孩子，好像很吃惊。显然，他没想到孩子能在场。他点头笑了笑，
普雷斯顿向孩子介绍他是“办公室的同事”。
“这回有什么事？”普雷斯顿问。
“我的一个同事想跟你说句话。”班克斯谨慎地说。
“星期一行吗？”普雷斯顿问。他和汤米在一起的一周要结束了，在星期天，
他要开车把孩子送到美以费尔交给朱莉娅。
“说真的，他正在等你。”
“又是在一个车里？”普雷斯顿问。
“哦，不。是在切尔希我们的一个小房子里。”
普雷斯顿叹了口气。“给我地址，我去。你就带着汤米吧，到那边去吃点冰淇
淋。”
“我要落实一下。”班克斯说。
他走到附近的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普雷斯顿和孩子在路边等着。
班克斯回来了，点点头说：“可以。”他给了普雷斯顿一个纸条。普雷斯顿开
车走了。汤米则领着班克斯到他最喜欢的那家冰淇淋店去了。
这所房子很小，也很隐蔽，处于切尔希庄园街旁边的一片现代住宅区内。奈杰
尔爵士亲自来开了门，他跟平时一样，总是一套旧式的客套礼节。
“我亲爱的约翰，看到你太高兴了。”
如果有人被捆得像只小鸡、带着手铐脚镣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说：“看到你
太高兴了。”
他们坐到小小的客厅里，局长递过来普雷斯顿报告的原件。“非常感谢你，非
常有意思。”
“但显然不可信。”
奈杰尔爵士狠狠地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但小心地选择用辞。”我没有必要
同意你的观点。“然后，他很快笑了一下，并转换了话题。”但是，请不要对巴里
有什么想法，是我让他留神找你来的。看来，你现在工作有点不大顺心？“
“眼下我并没有上班，爵士，我被迫休假了。”
“我想也是这样。现在格拉斯哥出了点事，是吗？”
“你还没收到上周格拉斯哥事件的报告吗？是关于一名俄国海员的事，我认为
这个人是个交通员。这确实是与六局有关的吧？”
“无疑是快送来了，”奈杰尔爵士谨慎地说，“你能给我说一说吗？”
普雷斯顿从头说起，把他所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奈杰尔爵士坐在那里，似乎
陷人沉思。他总是这样，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在脑子里盘算着。
他们会不会走这一步呢？他在思索。他们敢不敢撕毁（第四秘密议定书）呢？
他们要撕毁？输红了眼的人往往会孤注一掷的。他有许多理由认为——在粮食生产
方面、在经济上、在阿富汗问题上——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方是输红了眼的。他注
意到，普雷斯顿不说了。
“请原谅，”他说，“对于这些情况，你的推论如何？”
“我认为谢苗诺夫不是一个商船水手，而是一个交通员。我认为这一点是不可
否认的。我考虑，要不是派他的人叮嘱他说，这次使命绝对重要，他绝不会那样不
要命地保护所带的东西，也绝不会因害怕我们的审讯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有道理，”奈杰尔爵士承认说，“那么，结果呢？”
“结果，我认为，一定有一个接收者，不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