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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尽力离开。”
“sIMEX已经勒令巴林银行退出。乔治·塞欧破口大骂，大家都对你恨之入骨了。给自己找个好律师，不管在哪儿都赶紧走。”
“一有机会我再给你打电话。”
“听着，尼克，”丹尼又说，“祝你好运，伙计。需要我时就来电话，任何时候都行。”
我放下电话，这是我们与外界聊系的生命线。但是，仅管它给了我们一些安慰，它也可能带来麻烦。或许警察会顺藤摸瓜，追到这个房间来，我担心是已有人窃听丹尼的电话，也担心是否丹尼身边正坐着一位侦探，让他尽量和我多说话以便能够查我在哪儿。
我和丽莎看着窗外摇曳的棕榈树和远处的大海。遥远的地方是开阔的地平线，我们得找条路离开这儿，这不应太困难。我们可以乘船逃走。我们在旅馆绿卡上签了名字和地址，因为我确信他们现在正查询所有的客人，激动地翻着我们那张卡给警方打电话。
我努力想像着我们在地图上的方位，波尼欧的北岸，这个北方十分偏远，与外界隔离，我们可以跑进森林里，躲到河流上游的部落人中或者可以去汶莱，否则就得去吉隆坡或新加坡。去吉隆坡简直是个愚蠢透顶的想法，因为我们会被抓住——而且那儿离新加坡也太近。
丽莎拿起话筒给旅行社打电话。
“我们想要订去伦敦的机票。”她说，“越早越好，哪个航线都行。”
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离最近的国家就是印尼了，但那儿没什么交通工具。雅加达也许更理想，因为我可以给一些老朋友打电话并做些准备。但是离开可达金乃巴罗的唯一的国际航班却是去新加坡或汶莱。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八点有一趟航班去汶莱。航班已满座了，但对方说也许会有人退票，我们最好第二天上午去机场等退票。
我们仍保留了这个房间并要求服务员送晚饭来。我们不敢出去，担心其他客人会认出我们，我们处境艰难，躺在床上互相抚慰。我尽力把自己埋在丽莎的双臂中，觉得只有跟她在一起我才安全。我害怕与她分离，和她在一起我们才会平安。
也许警方正通缉我们，但是她已经办妥了一些事。假如我们被迫分离，而我又被关入亚洲监狱中——我无法想像这种事。
我们星期二上午起得很早，静静地收拾着行李，心里都明白必须尽可能的快点离开这儿。两个人都不愿开口。在服务台，我用现金支付清了一切支出，看着服务小姐把我预先支付的美国信用卡单撕碎了。
“现在的诈骗案太多了。”她说，“你不得不加倍小心。”
然后我们离开饭店，乘一辆去机场的计程车到汶莱皇家旅行社和马来西亚航空处。两边到汶莱的航班都仍旧客满。那时正值假期，大家都想回来与家人团聚。柜台前买票的人排起了长队，如果有谁给我张票，我愿意付给他三千英镑，我肯定马克格林会这么做——然后离开，但我却没这个胆量。
“我们再我家饭店住下吧。”丽莎说，“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吧。”
我们乘计程车来到凯悦饭店，用丽莎的乳名西姆斯登记住宿，用现金付帐。我们在房间里待不住，决定去小镇另一边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订票处看看。
“走过去吧。”我提议说，“今天的班机错过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们顶着烈日穿梭在这个小镇中，想到马来西亚及亚洲的每个警察都在找我，我心里有些异样。我应该快一点儿，跑到某个地方去，或者开车冲过边界。我被困住了，什么事也没法做。对于当地的马来西亚人来说，我们看起来和任何一对幸福的西方年轻夫妇一样：妻子一头金发、皮肤晒得挺黑、身材修长，丈夫开始发福、身穿短裤、头戴棒球帽。他们对我们这样的人早习已为常了——一对十分普通的度假者，我们走在路边的树荫下，汽车、摩托车飞驰而过，尘土满天。几条狗躺在人行道上晒太阳。这种狗在马来西亚到处可见，但在新加坡却没有。新加坡的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其他杂狗，但在马来西亚这样的野狗很多，它们的尾巴卷曲在背上，毛色黑、褐混杂，四处流浪，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体味着市井生活：出售大米和罐装食品的商店，有可口可乐和“虎”牌啤酒标志及白色塑胶椅的酒吧，卖T恤衫和棒球帽的小摊。这是个很脏的小镇，有人在向为数不多的游客兜售纪念品或提供整个亚洲到处可见到的鸡肉、术饭和“虎”牌啤酒。生活在这里很廉价但也很自由。
“你们有去伦敦的航班吗？”丽莎问。
一位小姐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这种声音我最后一次听到是我让林达核对八八八八八平衡单时。我握紧了拳头，有些尴尬。因为指甲全让我咬得只剩下粉红色的手指头了。
“今天晚上有一趟去伦敦的航班。”她说。
我的精神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我们要回家了。我们将登上飞机回家。任何事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能买两张票吗？”
“这趟班机从汶莱起飞。”她说，“但今天已没有飞机从这里去汶莱了。今天早上有一班。”
“去欧洲其他地方的班机呢？”丽莎平静地问。
“明天有去法兰克福的班机，”姑娘说，“途经汶莱、曼谷和阿布扎比。”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丽莎，说：“我们就乘那个航班。一张单程机票多少钱？”
“一千五百，在汶莱转机得等八个小时。”
“我们能预订这个班次吗？我们得回饭店换些钱。”
走出有空调的汶莱皇家旅行社，街上正是热烘烘的时候。
“你还想步行吗？”
“为什么不呢？我们的时间多得是。”
“我们最好也去看一下去拉布湾的渡轮。”我说。
“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丽莎道，“那样到汶菜太晚，我们就赶不上晚上的航班回伦敦了。”
“不，但是也许他们不会大仔细地查看护照。”
“但如果他们仔细看的话，也许会扣留我们做人质或其他什么，谁也想不到在印尼中途的船上会发生什么事。”
小码头上没有什么生活气息。几盒干鱼堆在旁边，一群苍蝇落在上边，有个男人身穿脏的背心坐在船舱里翻一本色情杂志。
“去拉布湾的船几点开？”
“上午八点一趟，下午一点一趟。”他几乎头也没抬。
“要几个小时才能到汶莱？”
“四个小时。”
我们沿着干木板往回走；我停下来，摸了摸布满盐巴的木板。我是世界通缉的要犯，现在被困在通往拉布湾的慢船和往文莱、转机要等八个小时的航班之间。
“我们一定要搭乘明天上午的汶莱航班，”我们俩走回饭店把美元换成了当地货币，又返回了汶莱皇家旅行社。小姐点清了钱把各种条目输入电脑。她拿出机票时，我发现她把“LEEsON”拼成了“LEssON”。
“对不起，”她笑着说，“我知道了正确拼法，不过这个错误不碍事。”
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