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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贽前后不到三年的宰相生涯中，大多数针砭时弊的建言献策都得不到德宗的采纳。陆贽的满腔热忱和宏大抱负，最终只能化为一摞摞厚厚的奏章堆积在天子的御案上，旋即又被塞进年深日久、汗牛充栋的宫廷档案库里，等待灰尘的覆盖和白蚁的蛀蚀。
一直到许多年后，有心人把陆贽的奏稿辑为一册，命名为《陆宣公奏议》，从而流传于世，后人才得以从那些发黄的书稿中，窥见一种清明透亮的政治智慧，并且感受到一种超迈高洁的人格力量。
在暗如长夜的贞元年间，在混沌不堪的中唐历史上，这样的智慧和人格力量虽然不曾照亮那个时代，但它们所发出的光芒却足以擦亮后人回望历史的目光。虽然谏言多数不被采纳，但陆贽却始终不肯放弃原则去迎合皇帝。左右亲信劝他不要总是犯颜直谏，而且进谏的言辞也不宜太过尖锐。陆贽淡然一笑，说：“我只求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其他的事情在所不计！”
陆贽可以不计较个人得失，可德宗却不能不计较他的天子尊严。
对李适来说，陆贽无异于一面让人纤毫毕现的镜子，他总是在这面镜子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照见自己的缺点和丑陋，这就使得皇帝到最后不仅是觉得丢了面子，而甚至于是感到愤怒了。相形之下，时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裴延龄就让皇帝很有好感，李适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在，就像他当年跟卢杞在一起时一样。
而这个裴延龄，正是卢杞当年在位时引荐的。
【官场铁律：劣币驱逐良币】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当初的卢杞最善逢迎，如今的裴延龄自然也是精于拍马。有一次，德宗打算重修京师的神龙寺，需要五十尺长的松木，却遍寻不获，结果裴延龄马上说：“臣最近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山谷里，发现了几千棵大松树，高达八十尺！”
德宗很诧异，说：“开元、天宝年间，千方百计在京师附近寻找大型木材，却一直找不到，为何现在忽然有了呢？”
裴延龄答：“天生珍材，往往要等到圣明天子在位时才会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可能找得到！”言下之意，如今的天子比缔造了开元盛世的玄宗还要圣明。
德宗闻言，表面上虽不动声色，实际上却浑身酥麻，受用无比。
当然，德宗之所以喜欢裴延龄，不仅是因为他很会说话，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裴延龄很会帮朝廷搞钱，尤其是帮皇帝的小金库搞钱。
贞元九年七月，刚刚当了一年财政大臣的裴延龄奏称：“臣自从就任判度支以来，查出天下各州欠缴的赋税多达八百余万缗，此外，已征收各州的交易税三百万缗，收缴的各种贡物折合现钱三十万缗。臣建议，在左藏库中另行设立一个‘季库’，对欠缴、耗损和盈余的账目每三个月清查一次；另外设立一个‘月库’，专门管理各种绢帛贡物，并每月核查。”
裴延龄这道奏疏相当于他上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里头既发现了前任遗留下的问题，又总结了自己上任以来的工作成绩，并且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看起来确实是个精明能干的理财高手。德宗看了奏疏后非常满意，马上照准。
然而，裴延龄真的是理财高手吗？
不，他是个冒牌货。
他所发现的巨额欠税问题，事实上并不是什么新闻。历届财政大臣都知道这回事，可没人能把这笔款收上来。因为欠税的对象均为赤贫或破产的农民，所以这笔巨额欠款早就成了呆账坏账（徒存其数）。此事财政部门尽人皆知，可裴延龄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肆鼓吹，把它当做上任后的一大政绩。这件事除了忽悠一下外行人德宗李适之外，只能让内行人视为笑柄。
再来就是三百万缗的交易税。这笔钱其实左手收进来右手就花出去了（给用旋尽），到裴延龄汇报政绩时，这笔钱估计已经一文不剩，可他却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什么“季库”，好像国库里头的钱多得管理不过来似的。
最后就是管理贡物的所谓“月库”。这也纯属脱裤子放屁的无聊之举。因为绢帛贡品本来就是左藏库中的经常项目（皆左藏正物），何必多此一举，另立管理部门呢？
很明显，裴延龄之所以要脱裤子放屁，目的就是“虚张名数以惑上（德宗）”。这就像一个头发快掉光了的人去拍相亲照，为了掩饰谢顶的尴尬，只好先把仅有的头发梳到左边拍张左侧照，再把头发全部梳到右边拍张右侧照，这样不管左看右看就都很帅了，其实他的秀发梳来梳去也就那么几根。
裴延龄就是拿着这样的“相亲照”博得了德宗的青睐和宠幸。“上信之，以为能富国而宠之，于实无所增也。”（《资治通鉴》卷二三四）
裴延龄为了报答德宗的知遇之恩，除了尽力“充实”国库之外，当然也要尽力充实德宗的小金库。
可裴延龄实际上是太常博士出身，写几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还算凑合，要说扩大税源、增收财政，他压根就一窍不通，怎么才能让德宗的腰包鼓起来呢？
很简单，把国库的钱挪到天子的腰包里就行了。
怎么挪？
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挪，要有恰当的理由和说法。
作为一个擅长挪移大法的“半秃头”，裴延龄绝不会说右边的头发是左边梳过去的，而会说左边的头发非常富余，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梳一些过去给右边。再说了，就算是三毛，人家理发的时候也能理个“三七开”，即使再掉一根，人家还可以理个“中分”嘛，所以裴延龄头上的毛虽然不多，但也足够他左右倒腾了。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秋，裴延龄向德宗奏称：“左藏库过去管理混乱，财物遗失很多，臣最近清仓核查，重新造册登记，居然在尘土中找出银子十三万两，另外还有绸缎、布匹等大量杂货，粗略估算，价值应该一百万钱有余。这些钱物本来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出来，当然属于富余物资（羡余），应悉数拨入宫中内库，专供陛下使用。”
德宗笑了。
看来裴延龄果真是个理财高手！
然而，说左藏库的尘土里居然能找出十三万两银子和一百余万财物，基本上是无稽之谈。换言之，裴延龄这种行为跟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差别！有朝臣忍无可忍，立即上疏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家财产，每月都列表呈报，岂能说是‘羡余’钱物？请皇上即刻派人核查。”
陆贽也提出，应该让三法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对此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复查吗？
肯定不会。已经落进口袋里的钱，哪个傻瓜会把它再吐出来？事情明摆着，虽然德宗不会傻到真相信尘土里会长出钱来，但他绝不可能去追查真相。
因为真相对他没好处。
裴延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炮制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德宗准备起用裴延龄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指斥裴延龄为“诞妄小人”，坚决反对，可德宗却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
现在，满朝文武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大伙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所以几乎没人敢去惹他。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銛等少数几个大臣，因职务关系经常跟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因而时常向德宗举报。
然而，张滂等人也只是私下举报而已，从不敢公开弹劾。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屡屡上疏弹劾裴延龄的人，就只有陆贽了。
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连续上疏，历数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势必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他的政绩；把这里的财物转移到那里，就胆敢称为‘羡余’。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赵高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如今裴延龄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无不对此议论纷纷，但是亿万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奏疏呈上，德宗大为不悦，从此日渐疏远陆贽，却愈发宠幸裴延龄。
裴延龄当初被提拔时遭遇陆贽阻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又屡屡遭其弹劾，这口恶气更是咽不下去，于是很快就发起反击，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他罢黜陆贽。
在陆贽与裴延龄的这场较量中，陆贽显然是居于劣势的，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终于下决心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
陆贽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居然会栽在裴延龄这种小人的手里。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就倾向于将良币（足值货币）收藏起来，用劣币去交易。最后，劣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就会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
在政治领域中，这个定律其实同样适用。当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上时，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并且容易得罪人，最要命的是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容易讨人喜欢，尤其是讨领导的喜欢。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最后，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
成功扳倒陆贽后，裴延龄再接再厉，又把目标转向张滂、李充、李銛，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他对德宗说，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当一回事。
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对德宗说：“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这事该怎么办？’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不仅是中伤朝臣，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
德宗闻言，将信将疑。几天后，德宗到禁苑中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说：“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德宗一听，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顿时勃然大怒。
这一年四月，德宗下诏，将陆贽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张滂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长史，李充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史，李銛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长史，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陆贽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裴延龄大为得意。他觉得如此一来，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裴延龄处心积虑想搏出位，可多行不义必自毙，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呜呼哀哉了。
裴延龄一死，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如果裴延龄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早早就把这个坏得掉渣的极品小人收了，否则此人必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并最终祸及四方、贻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宗实在是很幸运。
其实，就算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也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已深陷藩镇割据的泥沼，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事实上，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就是人才——文臣如李泌和陆贽，武将如李晟、马燧、浑Ｈ欢钍手站棵荒苤行死钐啤�
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
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偃旗息鼓，除了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之外，主观原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诸藩之乱早已平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当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李适有一次和李泌谈话，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