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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看着奏疏，脸上悄然掠过一丝诡谲的笑意。
当天，他就把奏疏拿给宰相和翰林学士们看，说：“瞧瞧这个奸臣，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才赶紧呈上此奏。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绝不能擢升和任用此人。”
李拭万万没料到，他这个自作聪明的马屁一拍下去，居然把一辈子的富贵和前程都给拍没了。
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错在哪里啊？
很简单，你的错误就是太“聪明”了，聪明到宪宗一眼就看穿了你的投机嘴脸，所以对你的为人相当不齿。
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宪宗必须拿你李拭来说事儿，才能顺带着把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情提出来，从而不着痕迹地试探大臣们的反应。
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如果他不这么做，而是直统统地拿着奏疏去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那他就太弱智了。
总之，宪宗的目的无非是想进行一次火力侦察，才顺手把李拭拿来当枪使了。所以，要怪只能怪李拭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能怪宪宗做人不厚道。
让宪宗颇感意外的是，裴垍、李绛等人对他的“火力侦察”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不反应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默许，二是佯装没有察觉，以不变应万变。
在宪宗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尽管意识到大臣们迟早会跳出来反对，可宪宗却不愿坐等。眼下，他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削藩的准备工作。
于是几天之后，宪宗就起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
此人原本担任昭义（今属山西）节度使，几年前因遭父丧，丁忧去职，随后长时间赋闲在家，一直没机会复出。这回，卢从史听说宪宗一心想削藩，随时可能跟河北开战，赶紧跑回长安，花重金打通吐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愿率本镇（昭义）军队出征，充当吐突承璀的前锋，为朝廷赴汤蹈火，誓死讨伐王承宗。
吐突承璀随即向宪宗作了推荐。宪宗不假思索，立刻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把他过去的职务也一并恢复。
很明显，宪宗是决心拿成德的王承宗开刀了。
然而，削藩之事非同小可，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脑门一拍或胸脯一拍就能决定的。所以，宪宗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做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先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政治手段到头来不顶用，也能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增加正义的筹码。
简言之就是四个字：先礼后兵。
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李绛等人，说：“关于成德的问题，朕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可必须把他辖下的德州（今山东陵县）、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分割出来，另设一镇，削弱他的势力，并且命他跟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各级官吏也一律由朝廷任命。你们以为如何？”
李绛反对宪宗分割德、棣两州的做法，他认为这么做势必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但是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李绛却提出了一个更稳妥的建议。他说：“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士真吊唁，然后让使臣以个人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如果他同意，那当然最好，万一不同意，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
八月初，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成德宣慰。
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王承宗谈判，但是宪宗特别叮嘱裴武，谈判内容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王承宗割让德、棣二州。
仿佛是为了考验宪宗的定力和耐心，这一年八九月间，卢龙节度使刘济（刘怦之子）、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绪之子）、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居然不约而同地病倒了。
事情明摆着——这些人一死，其子弟必然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必将再度上演。
宪宗随即迫不及待地对李绛等人说：“刘济这帮人就快死了，难道朝廷只能照旧听任他们的儿子继位吗？要是这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要是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看怎么样？”
李绛等人知道，宪宗削藩的决心看来是九牛莫挽了，而如今的藩镇形势也确实令人不安。在此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的这些强藩迟早必有一战。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仗该不该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
针对这个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思考，很快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
他们认为，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截然不同，不能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内，刘辟和李琦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大多数部众其实并不服从，所以朝廷军队一到，他们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则像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都只知有镇帅而不知有朝廷。用好言相劝，他们不听；用武力威胁，他们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很难预料。别看河北诸镇平日里钩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他们立马会抱成一团，拼死维护相同的子孙利益。
所以，李绛等人极力主张，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采取安抚政策，然后把主要精力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诚。
之所以这么做，他们的理由是，淮西的情况与河北不同，却与西川和镇海相似，周边地区都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因此，吴少诚一死，朝廷马上可以另行委任节度使，如果不从，立刻发兵讨伐。先把淮西平定，等到河北的刘济、田季安一死，有机可乘了，朝廷再动手也不迟。
应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假如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完全有可能按照这个战略一步一步削平两河强藩。
然而，世事总有意外。
这个意外就出在成德的王承宗身上。
王承宗宣布自立之后，一直未获朝廷任命，于是在惴惴不安中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八月中旬，朝廷使臣裴武才姗姗来迟地给他带来了天子诏命。当然，裴武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个人建议”。
王承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我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的旨意就自立了，现在请让我奉上德、棣二州，以表区区诚意。”
双方交易就此达成。九月，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棣二州观察使。
这样的结果基本上是朝廷和王承宗都满意的，看上去似乎皆大欢喜。可是，有一个人却很不欢喜。
他就是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宪宗刚刚发布了薛昌朝的任命状，田季安就通过朝中的眼线及时得到了消息。他觉得，朝廷这么做显然是在变相削藩——既然今天可以在成德割一两个州，明天为什么就不能在魏博割两三个州？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诸镇拿什么来跟中央抗衡？
不行。田季安想，绝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绝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
他立刻派人私下告诉王承宗：“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以为他是你的下属就一定是你的人吗？错了，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这个薛昌朝早就和朝廷有一腿了，要不然他凭什么当上这个节度使兼观察使？”
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马上派人逮捕了薛昌朝，并把他押到真定（成德治所，恒州所在县）关了起来。
当钦差宦官带着薛昌朝的任命状和节度使旌节经过魏州时，田季安故意盛情款待，把使者留了下来，一连欢宴数日。结果，等到钦差宦官抵达德州时，薛昌朝早已成了王承宗的阶下囚。
宪宗勃然大怒。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王承宗反而得寸进尺，于是立刻传令，命王承宗释放薛昌朝。
王承宗拒不从命。
事情就这么僵掉了。双方努力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破碎。
宪宗忍无可忍。
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能诉诸武力了。
一场大战就在天子的愤怒中爆发……
【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本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本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纯终究是过于自信了。
当我们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带着宪宗的殷切期望，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