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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还是很给李德裕面子的，当天傍晚便宣他们上殿。
李德裕等人一上殿，第一句就说：“陛下应该慎重考虑，以免后悔！”
李瀍面露不悦，很干脆地说：“朕绝不后悔！”随后命他们坐下，意思是让他们不必如此激动。
可天子一连说了三遍，李德裕等人却还是直挺挺地站着。李德裕说：“臣等希望陛下免除二人死罪，不要因他们之死而让天下人同声喊冤。陛下若不下旨，臣等不敢坐。”
李瀍大惑不解地盯着李德裕的脸，不明白他为何非救杨、李二人不可。看了许久，李瀍终于让步了。
尽管他不是很清楚李德裕的想法，但自己刚刚即位，实在没必要为两个过气的人而跟宰相们闹僵。所以，李瀍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罢了罢了，就看在你们的面子上，饶他们一命吧。”
李德裕等人如释重负，当即趴在阶下三跪九叩地谢恩。
随后，两路使者被追回。杨嗣复被再贬为潮州刺史，李珏再贬为昭州刺史，但他们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
仇士良恨得牙痒，但却无计可施。
因为他意识到，这次反对他的势力不可小觑——既有李德裕这样的朋党领袖、政治强人，又有新近崛起、明摆着要与他分庭抗礼的另一派宦官头子杨钦义。
面对这种强强联手的反对派，仇士良绝不敢掉以轻心。他预感到，在新君李瀍的朝廷上，自己可能很难像在文宗朝那样为所欲为了。
仇士良的预感是对的。
这一年八月，武宗李瀍忽然下了道诏书，给他加了一个“观军容使”的头衔。虽然左神策中尉的职务仍然保留，但这个新加上的头衔并没有让仇士良感到喜悦，而是感到了不安。
因为，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外示尊崇、内夺其权”的做法。换言之，目前的这个加衔其实只是一种过渡。下一步，李德裕很可能就会怂恿天子卸掉仇士良的禁军兵权，只给他保留“观军容使”这个虚衔。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仇士良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自己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
当然不能。
仇士良决定采取行动，对李德裕等人进行反击。
一旦找到合适的借口，何妨再来一场甘露之变。
【仇士良：一个权宦的完美谢幕】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百官提议要给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天子同意了，决定择日亲临丹凤楼接受尊号，同时大赦天下。
这将是一个盛大的典礼。届时，满朝文武必将云集丹凤楼，而神策六军的将士也要到场执行警戒任务。假如在这样一个重大时刻出了某种状况，比如禁军士兵因故哗变什么的，那是不是会有一场好戏看呢？
仇士良这么想着，无声地笑了。
他仿佛又闻到了七年前飘荡在大明宫中的冰凉而腥膻的气息。
当然，禁军将士是不会无缘无故哗变的。要看这出好戏，必定需要一个有力的借口。
这样的借口，仇士良早就有了。
举行典礼的日期刚一确定，一则流言便忽然在朝中传开了。流言说，宰相和度支已经跟天子商量好了，准备下诏削减禁军的衣料及粮草供应。而这个诏令，将在举行典礼的那天同时发布。
还能有什么借口，比这个消息更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怒呢？
就在流言汹涌传播的那几天，仇士良逢人便说：“到时候，如果天子真的下了这样的诏命，那么六军将士必将集结在丹凤楼前示威请愿！”
很显然，这是仇士良在向禁军士兵发布行动指令，也是在对天子和宰相进行恫吓。
李德裕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刻作出反应。四月二十一日，亦即大典举行前两天，李德裕紧急要求天子开延英殿，由他当廷申述，辟清谣言。
天子李瀍勃然大怒。
无论他和宰相们是否有过削减禁军军需的打算，仇士良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都是让李瀍无法容忍的。他当天便遣使向左、右神策军宣谕：“朕与宰相们只讨论过大赦令的内容，从未讨论要削减禁军军需。更何况，即便真有此意，那也是朕的意思，与宰相无关。有人肆意散布谣言，到底是何居心？”
天子亲自辟谣，而且姿态如此强硬，顿时让仇士良陷入了被动。
煽动禁军哗变的借口没了，仇士良自然也就没了兴风作浪的理由。
看来，一切都已非同往日了。仇士良无奈地意识到，眼下的李瀍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昂，而李德裕更不是当年的李训和郑注了。和这样一群稳扎稳打、滴水不漏的对手过招，仇士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最后，仇士良不得不服软，带着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去向天子低头谢罪。
这是自甘露之变后，原本不可一世的权宦首次在天子面前低头。武宗李瀍大为欣慰，从此对李德裕越发倚重。
通过与仇士良的两次较量，李德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接下来，他要全力对付的，自然就是跋扈藩镇了。
自从元和末年以来，大唐帝国历穆、敬、文三朝，在藩镇事务上一直采取妥协政策，对四方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割据自专和官爵世袭的现象始终予以默认，包括对此起彼伏的兵变也一直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只要各地藩镇不公然起兵对抗中央，李唐朝廷就会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拱手交给那些骄兵悍将。从前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已然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这么多年来，大唐帝国的臣民们似乎也已经麻木了。
然而，到了武宗一朝，这样的政治现状注定要被改写。
因为，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都不是那种得过且过、逆来顺受的人。一旦有机会，他们必将在藩镇事务上摆出强硬姿态，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四月，一个改写现状的契机终于摆在了他们面前——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了，其侄刘稹秘不发丧，以刘从谏病重为由，要求朝廷授予他留后之职。
给不给他这个继承权？
武宗和李德裕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不。
昭义镇位于河东，治所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本来，这个地方是李唐朝廷比较放心的一个藩镇，多年来很少出什么问题，甚至每当河北叛乱时，昭义的兵一直是朝廷的平叛主力。但是，最近这些年来，昭义与朝廷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差。究其原因，还要从八年前的甘露之变说起。
当年那场震惊朝野的流血事变发生之后，李训、郑注、王涯等朝中大臣全部遭到残忍的屠杀和族诛，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出于义愤，于开成元年二月给文宗上了道奏疏，说了些公道话，并且把矛头直指仇士良。
他说：“王涯等人不过是儒生，荷国厚恩，岂肯轻易谋反？李训、郑注事实上也是为了除掉乱政的宦官，却被诬陷为谋反，说到底其实也没有罪。退一步讲，就算宰相们真有异谋，也应交付司法审判，岂能让宦官肆意屠杀？而且还连累了那么多无辜的朝臣和百姓。臣本想亲赴朝廷，向陛下面陈是非善恶，又担心遭人陷害，祸及子孙。虽然臣不能亲往，但一定会克尽封疆之责，抓紧操练军队，希望在内为陛下之腹心，在外为陛下之藩篱。倘若奸臣仍旧横行，臣会誓死入朝，以清君侧！”
一看到奏疏，仇士良顿时暴跳如雷，叫嚣说刘从谏有窥伺朝廷的野心。当时，文宗李昂已完全落入仇士良的掌控之中，只能象征性地给刘从谏加了个“检校司徒”的荣誉官职，以示勉励。但是，刘从谏却断然拒绝，并且对文宗的懦弱表现颇有微词。
从此，昭义与朝廷便产生了隔阂。
武宗李瀍即位后，刘从谏为了改善与朝廷的关系，赶紧给新天子献上了一匹举世无双的宝马。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李瀍没有接受。刘从谏越发觉得朝廷不信任他，一怒之下杀了那匹宝马，随后便开始积极扩展军备，明里暗里与中央较劲。相邻诸道见状，顿时大为恐慌，连忙跟着打造兵器、招募士兵，跟他搞起了军备竞赛。
会昌三年春，刘从谏患了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便对妻子裴氏说：“我以忠直事奉朝廷，可朝廷却不明白我的心意，相邻诸道又与我们极不和睦。我死之后，别人来主持军政，我们家恐怕就没有烟火了。”
随后，刘从谏便效仿河北三镇，任命他的侄子刘稹为都知兵马使、族侄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同时把所有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军队的要害部门，以确保在他死后，家族子弟能承袭节度使的职位。
四月，刘从谏死，刘稹秘不发丧，强迫监军宦官崔士康上奏朝廷，称刘从谏病重，请立刘稹为昭义留后。刘稹坚信，只要严密控制监军宦官，重金贿赂朝廷使臣，暗中加强戒备，不出三个月，朝廷肯定会乖乖送上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然而，刘稹万万没料到，他这回运气不佳，碰上了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
首先，武宗李瀍就不会上他的当。李瀍料定刘从谏已死，立刻命使臣前往宣旨，说：“若从谏的病尚未痊愈，就先到东都洛阳静养，等到病体稍愈，另有任用；此外，希望刘稹能来京朝见，朝廷定会重加官爵。”
随后，武宗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其他宰相、谏官和大多数朝臣都认为，应该仿效河朔诸镇，授予刘稹留后之职，唯独李德裕一人坚决反对。
李德裕的理由是，昭义的情况与河朔三镇截然不同。河朔割据已久，人心难以挽回，所以历朝以来都把他们置于度外。而昭义却近在中央腹心，军队又一向效忠朝廷，只因为当年的敬宗皇帝荒疏朝政，宰相又缺乏远见和谋略，才在刘悟死后把官位授予刘从谏。而今朝廷倘若一意因循，姑息纵容，试问天下藩镇谁不想效法昭义？从今往后，又有谁愿意服从中央权威与天子号令？
武宗随即问李德裕：“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
李德裕胸有成竹地说：“刘稹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河朔三镇，只要能让他们不与昭义结盟，刘稹必将无所作为。所以，应派遣大臣前去宣谕成德的王元逵和魏博的何弘敬，告诉他们，历任天子都已经承认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与他们不同，如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如果他们不希望看到朝廷的军队进入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市）、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磁州（今河北磁县），并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一定会厚加赏赐。如果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稹必定可以手到擒来！”
邢、洺、磁三州是昭义的财赋重镇，但却远离其治所潞州，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一块飞地，而成德与魏博则一北一南把它夹在中间，如果王元逵与何弘敬能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
武宗闻言大喜，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
以往，每当河朔诸镇有节度使死亡，后人或部将企图自立，朝廷必定先派出吊祭使前往吊唁，其次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去刺探和斡旋。如果不准备承认其自立，也会先封他一个官爵，直到出现军队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这么一套繁文缛节下来，往往一拖就是半年，等到战事拉开，藩镇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而这次，武宗李瀍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部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成德、魏博、河中五镇下达了命令。
这个命令就一个字——打！
会昌三年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序幕。
就在这场看得见的战争刚刚打响之际，另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就先行奏凯了。
这就是天子（宰相）与宦官的战争。
战争是以仇士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
这一年五月，仇士良自知斗不过如今的天子和宰相，遂屡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正中下怀，随即卸掉他的禁军兵权，改任其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日，武宗又下诏，让仇士良以上述职位致仕。
至此，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自觉主动地匆匆谢幕了。
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事实上，包括武宗李瀍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也都有些始料未及。
不过，这正是仇士良的高明之处。
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急流勇退的人。比起那些到死也不愿放弃权力的人，仇士良当然要高明许多。自从安史之乱以后，李辅国、鱼朝恩、陈弘志、王守澄等跋扈宦官大多死于非命，很少能得善终。而对于仇士良来说，这一生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前后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并且除掉了无数政敌，他确实应该满足了。
最后，他期望的东西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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