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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复曩时之豁如。（《贞观政要》卷五）〗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针对李世民营缮宫室的劳民之举，马周上疏：
〖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由于太宗李世民“崇饰宫宇、游赏池台”，百姓的劳役日渐沉重，有一些朝臣进行了劝谏，李世民居然回答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徵闻言，大为不安，随即呈上了一道著名的《十渐疏》。他说：“陛下志业，比贞观之初，渐不克终者凡十条。”然后在奏疏中依次列举了太宗在十个方面日渐暴露出来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李世民上面那句“谬论”而发的。他说：“顷年以来，轻用民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败、劳而安者也，此恐非兴邦之至言。”（《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李世民奢纵和拒谏的习气越发严重。有一次，时任左右仆射的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到专门负责宫室营造的少府少监窦德素，就随口问了一句：“北门（玄武门）近来在营造什么？”李世民听说后，竟然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房玄龄和高士廉叫来训话，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只要管好你们南衙（唐朝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的事情就够了，北门一点小工程，关你们什么事？”
房玄龄和高士廉当即吓得面无人色，不住地叩头谢罪。魏徵在旁边一看，忍不住发话了：“臣不知陛下为何责备房玄龄他们，也不知道房玄龄等人何以谢罪。臣只知道，房玄龄他们是陛下的股肱耳目，于朝野上下的事情岂有不应该知道的？如果北门的工程应该兴建，他们当辅佐陛下完成；如果不应该建，就请陛下马上停工。他们向主管部门询问，理所当然，不知陛下何罪而责，更不知他们何罪而谢！”
面对魏徵的铁齿铜牙，李世民顿时没了脾气，只好面露愧色，一言不发。
从这件小事情，就足以见出贞观后期的李世民实在是大不如前，而贞观的政风也已是今非昔比了。
到了东征高丽之后的贞观二十二年，由于“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有劳弊”，嫔妃徐惠也忍不住上疏规谏：
〖窃见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且召募役戍，去留怀死生之痛，因风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覆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是知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
妾又闻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遂兼。北阙初建，南营翠微（宫殿名，位于终南山）；曾未逾时，玉华（宫殿名，位于宜君县）创制。非惟构架之劳，颇有功力之费……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之以时，则力不竭矣；用而息之，则心斯悦矣。（《贞观政要》卷九）〗
徐惠是李世民晚年最喜爱的嫔妃，从小聪颖好学，遍涉经史，素有“贤妃”之称，亦大有长孙皇后当年的风范。她的这道奏疏不但文辞优美，而且切中时弊。李世民看过后“甚善其言”，并且“优赐甚厚”。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预感到了自己时日无多，于是“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专门写作了一篇《帝范》，总结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执政经验，郑重其事地把它交给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遗嘱，也是一册享誉后世的政治教科书。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这段话既可以视为他对太子李治的谆谆教诲，也可以视为李世民对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
〖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
诚哉斯言！
这句话，完全可以作为李世民一生的盖棺论定之语。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并且如此真诚地剖析一生的功过，既不刻意隐恶，也不过分溢美，实属难能可贵。
在贞观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曾经有过一种丽日喷薄的激昂之美。
在贞观的正午，李世民的壮年时代也曾经有过一种如日中天的壮阔之美。
而当贞观时代的黄昏来临，当一个伟人与自己生命中的夕阳迎面相遇，有谁能说，在一切绚烂终归于平淡的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阳没有一种凄艳而无言的静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状况是从贞观十九年冬天开始恶化的。
从辽东班师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痈病①。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长安后，病情才略有好转，但始终未能痊愈。“上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因而下诏，将“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太子李治在“听政于东宫”的间隙，随时“入侍药膳，不离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从灵州回来，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静心调养，于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务交给了太子李治。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布二征高丽的同时，他再次患上风疾①，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但却只能“三日一视朝”（《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见当时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况愈下，体质已经非常虚弱了。
从东征高丽回来后的这几年中，李世民就这样被接二连三的疾病所困扰。积极的药物治疗始终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体状况，在此情况下，李世民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他开始服食丹药。
他开始服食江湖方士为他炼制的所谓“长生丹药”。
曾几何时，唐太宗李世民对诸如此类的迷信是最为嗤之以鼻的。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对秦皇汉武迷信神仙之术发出了耻笑。他说：“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贞观政要》卷六）
贞观十一年二月，李世民又曾经在一道号召“俭葬”的诏书中，提出了自己随顺自然的生死观。他说：“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寿者脩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寿以百龄为限。含灵禀气，莫不同焉，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虽复回天转日之力，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
这番话说得何等透彻，这样的生死观又是何等超然和洒脱！
可令人遗憾的是，当死亡的阴影真的降临他头上的时候，李世民却彻底放弃了他早年的生死观，无可挽回地走上一条与古代帝王一样的迷信方术、希求长生的老路。
可是，长生丹药非但没有给他带来长生，反而使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李世民以为是国内的方士水平不够，又在大臣的引荐之下，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把一个印度的婆罗门僧召进了太极宫。此人“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
如果在早年，光凭这句话，李世民肯定一下子就能断定——这家伙是个标准的大忽悠。
可现在不一样了。越是能忽悠的家伙，李世民就越是会以礼相待，把他奉为上宾。
这个胡僧来到长安后，李世民便对其“深加礼敬”，把他安置在金飚门内的一处高级宾馆，让他专门“造延年之药”。此外又“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旧唐书·天竺传》）。
很显然，此刻的太宗李世民已经和历史上所有老来昏聩的帝王没啥两样了。
尽管严格说来，此时的李世民并不算老——他这一年虚岁才五十，刚刚是知天命之年。
但是，当婆罗门僧花一年时间把“长生不老药”炼成后，刚过知天命之年的李世民就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春天，李世民在服用了几次胡僧献上的丹药后，病情就突然加剧了。那些名满天下的御医们急得满头大汗，可是人人都对天子的病情束手无策。
这哪是什么长生不老药啊，这简直就是催命夺魂丹！
印度来的大忽悠果然比中国方士的水平高。中国方士们折腾了好几年，也只是把皇帝的龙体折腾坏而已；没想到印度大忽悠只来了一年时间，才用了几颗丹药就把一代英主李世民直接送上了西天。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在翠微宫避暑的太宗李世民痢疾转剧，十分痛苦。太子李治昼夜不离左右，一连数日茶饭不进，愁得头发都白了。李世民看着这个从小柔顺仁孝的儿子，泪水夺眶而出，说：“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
五月二十四日，李世民陷入了弥留状态，紧急召见长孙无忌入含风殿。长孙无忌跪在皇帝的病榻前，悲不自胜，涕泪横流。气若游丝的李世民伸出一只手抚着他的脖颈，许久，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李世民只好挥挥手让他退了出去。
五月二十六日，李世民的精神略为好转。趁着这回光返照的片刻，李世民再次把长孙无忌和禇遂良召进寝殿，正式交代政治遗嘱。
李世民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然后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把脸转向禇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随即命禇遂良草拟遗诏。
遗诏拟就，李世民轻轻闭上了眼睛。翠微宫外，有风在终南山的山谷间穿梭呜咽。满山葳蕤葱茏的草木在劲风中簌簌颤抖，宛若十万个绿衣人在同一时刻无声地啜泣。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一岁。
贞观之治就此落下帷幕。
这一天，太子李治一直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恸哭哀号，几度险些昏迷。等太子哭得差不多了，长孙无忌板着脸说了一句：“殿下现在肩负着皇上托付的宗庙社稷，干吗像个匹夫一样哭个不停？”李治这才止住了哭泣。
长孙无忌秘不发丧，于二十七日命精锐禁军护送太子返回长安。
二十八日，太子进入京师。皇帝的灵柩放在御辇内，所有的侍卫和仪仗一如往常。
二十九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在太极殿正式发丧，同时宣读遗诏：一，命太子即位；二，军国大事不可停顿，所有中央政府机构照常运作；三，诸王在各地担任都督、刺史者可全部回京奔丧，唯独濮王李泰不在此列；四，取消东征高丽的军事计划；五，在建的所有土木工程一律停工。
随后的几天里，周边少数民族在唐朝担任公职的人员以及正巧抵达长安朝贡的各国使节，听到天可汗驾崩的消息后，无不失声痛哭。前后有数百人依照各自的民族风俗，或剪去头发，或用刀划脸，或割下耳朵，以表对天可汗的沉痛悼念之情。
贞观二十三年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高宗。
这一年，李治二十二岁。
无论人们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英年早逝如何悲痛和惋惜，也无论人们对于美好的贞观时代如何眷念和不舍，总之从这一天开始，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揭开了全新的一页。
年轻的天子李治站在太极殿上，目光清澈透明，却又略显稚嫩和柔弱；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站在他身后，脸上则写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坚毅与从容。
没有人知道，在这一老一少的两张面孔背后，帝国的未来将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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