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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2030年的那次排华反华风波之后，很多人在雇佣保姆的时候都明确提出不要印度尼西亚人。
断绝了两条最主要的从业渠道，印度尼西亚移民在共和国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机会大大降低。按照共和国的相关法律，持暂时居住证的移民要想成为共和国的永久公民，至少得在连续就业8年，或者在某一行业内连续就业5年。实际上，这个门槛非常低，在美国是11年与8年，在欧盟则是14年与9年。问题是，因为大部分移民缺乏劳动技能，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绝对不是件容易事情。据不完全统计，被共和国遣返的250万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中，至少有100万是暂时居住证到期，因为不想回国而擅自留下来，最终被移民局强行遣返。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共和国的移民法律法规对印度尼西亚人很不利。
除了前面提到的持续工作时间之外，2024年，也就是养老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在“移民管理办法第四修正案”中明确提到，所有以工作为由申请暂时居住证的外籍人员、以及申请永久居住证的外籍人员都得通过得到移民局认可的汉语资格考试。
要想留在共和国，至少得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不是让共和国的公民去适应移民，学习英语或者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语言。这项修正案并不严厉，要在美国拿到绿卡，要在欧盟拿到蓝卡都得通过语言考试。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几个“移民大户”都不存在问题。比如在朝鲜，汉语已经成为第二官方语言，所有朝鲜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得学习汉语，并且在高考的时候得考试汉语成绩。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与缅甸，汉语都是必修的第一外语，而在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汉语也是必修外语。更重要的是，2035年前，汉语资格考试以口语为主，也就是以说为主。如此一来，共和国大部分盟国的年轻一代都能顺利通过汉语资格考试。
非常可惜的是，印度尼西亚不是共和国的盟国，而且汉语在印度尼西亚也只是选修外语，而不是必修外语。2040年前，大约40％的印度尼西亚人在申请赴华工作与永久居住证的时候，都被语言挡在了共和国的国门之外。
从一个移民问题就能看出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存在的巨大隔阂。
归根结底，移民问题实际上是两个国家，或者说两个民族矛盾的直接体现。
如同20世纪的拉美移民在美国受到歧视，给美国社会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一样，因为印度尼西亚移民在共和国受到各种各样歧视，不管就业与接受教育、还是就医与社会保障，总是低人一等，所以印度尼西亚移民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的犯罪率又反过来影响了共和国当局的移民政策，导致印度尼西亚移民获得“红卡”的难度越来越大。问题是，再严厉的移民法也挡不住偷渡，事实上，移民管制越严的国家，偷渡问题就越严重。根据社科院的调查报告，2040年的时候就有大约1200万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非法移民在共和国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预计到205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将增加到2500万，而到时候共和国的合法移民大约只有7500万。也就是说，到2050年，仅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非法移民就相当于共和国接纳的合法移民的三分之一。
如此多的非法移民肯定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卷十三 道义之争
第23章 问题累积
虽然移民局隶属于外交部，但是移民问题与国家安全有关，所以也在裴承毅的管辖范围之内。当然裴承毅的首要职务是国防部长，与移民局有关的事情都由国防部长首席助理东方闻负责，裴承毅只是每周听取一次工作汇报。即便如此，2047年之后的两年间，裴承毅处理的大部分安全问题都与移民有关，其中又以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为主。
移民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
举个比较直观的例子，从2048年1月11日到2月22日的43天中，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台，也就是共和国官方媒体在黄金时间段的新闻节目中连续报道了31起与移民有关的刑事案件，其中23起与非法移民有关。全体代表大会在节后复会后首先讨论的就是国务院提交的针对国内3000万非法移民的“移民管理办法第七修正案”，即降低移民条件，为移民提供更多的法律与社会保障。虽然结果非常糟糕，在长达7个月的辩论之后，该修正案在最终表决中以3票的差距被否决，但是全体代表大会随后通过了一份具有补偿性质的法案，即在2050年12月31日前，除了涉嫌刑事犯罪与未到移民局登记备案的非法移民之外，共和国不再强行遣返非法移民。并且从2048到2050财年度的特别预算中拿出270亿元，在全国70所大城市开设540所语言与技能培训班，专门为符合非强行遣返条件、并且在2048年12月31日前到移民局登记备案的非法移民提供语言与工作技能培训。毋庸置疑，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
后来，因此成为共和国公民的2400万移民将其称为“大赦法案”。
宽容的另外一面就是严厉。
作为全体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大赦法案”起草工作的参与者，裴承毅非常清楚当时的情况，也知道全体代表大会否决“第七修正案”的原因。
严格说来，“移民管理办法第七修正案”是共和国国务院为应急弄出来的东西。
可以说，到2048年初，由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导致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让共和国官方媒体在2048年1月到2月间集中报道移民问题的导火索就是在2047年12月期间发生的一起与印度尼西亚非法移民有关的连环凶杀案。虽然该案主要受害者是生活在北京昌平的32名印尼非法移民，凶手是1名连续23次未能通过语言考试而心理出了问题的印度尼西亚赴华务工人员，但是在这起连环凶杀案中有4名共和国公民遇害，其中3人是已经取得共和国永久居住证的印度尼西亚人，另外1人是在该地区为移民提供心理辅导的在读大学生，所以这起连环凶杀案告破之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全国上下最受关注，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
根据警方在侦破该案件后公布的消息，犯罪嫌疑人因为多次以务工为由申请暂时居住证未果产生心理疾病，在12月7日夜间杀害了为其提供心理辅导的女大学生，在精神失常之后，在8日凌晨1点30分到清晨7点45分之间，以及其残忍的手段将住在同一栋民居里的，熟睡中的32名非法移民杀害，然后在8点15分袭击了上门调查的移民局人员，在警察赶到之前杀害了3名协助调查工作的印度尼西亚籍人员，并且杀伤了2名移民局的调查官员，在准备继续行凶的时候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制服。
因为首先遇害的就是专门为移民堤供心理辅导的在读女大学生，所以这次连环凶杀案很快就引起了全国民众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关键就在这名来自政法大学的自愿工作者。
虽然根据警方提交给检察院的审讯记录与法医检查报告，嫌疑犯是因为精神失常才犯下大错，而且在随后的审判中，法官与社会陪审员（陪审员制度在2042年开始实施）均采信了警方提供的证据与法医检查报告，认定嫌疑犯在行凶时已经精神失常，不因此承担刑事责任，判决结果也是送交北京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接受为期6个月的单独监护治疗，并且在康复之后由移民局强行遣返。但是斯闻媒体在报道庭审的时候，指出了警方提供的审讯记录与法医检查报告中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漏洞，那就是没有证实嫌疑犯在17日夜间，也就是杀害第一名受害者之前已经精神失常。更重要的是，警方只提供了嫌疑犯精神失常的间接原因，而没有提供直接原因。
可以说，这正是这件刑事案的关键所在。
因为嫌疑犯已经接受了心理辅导，证明他已经在移民局的掌握之中，从后面3名移民局的协助调查员遇害，2名调查员险些遇害来看，移民局应该知道嫌疑犯的情况，而移民局没有将他送入精神病医院，证明嫌疑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人，只有在诱引成熟的情况下才会精神失常。
那么，是什么导致嫌疑犯精神失常的呢？
显然，答案只有嫌疑犯与第一名受害者、也就是那名女大学生知道。
因为女大学生已经受害，凶手在判决生效后被单独隔离监护，用外界的话来说，被送进北京市精神疾病康复中心之后，就算没有精神病也会被弄出精神病来，所以已经无法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导致36人遇害的惨案。
从共和国当局随即采取的行动来看，问题肯定不在一个人的身上。
事实上，2048年1月初就有人在网上公布了遇害女大学生的相关信息。她是中印混血儿，其母亲就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代移民，因为精通印尼语与汉语，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成为了专门为印度尼西亚移民提供心理辅导的社会工作者。在此前两年，她为22名印度尼西亚移民提供了心理辅导，成功劝说其中17人到移民局“自首”，因此有人猜测，凶手情绪失控很有可能与女大学生的言行有关。
当然，问题不在个人身上，而是共和国移民局管理移民的方法出了问题。
按照移民局的规定，社会工作者成功说服一名非法移民自首，就能获得大约12500元的奖励，并且在社会诚信记录上增加2点分值。如此一来，所有为移民局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会竭力劝说非法移民到移民局自首，而不是设法成为合法移民。事实上，问题的根源不在移民局，而是政府的相关拨款太少，移民局无法聘请足够多的正式员工跟踪非法移民，甚至无法为日常工作安排足够多的人手，只能以临时聘用的方式，让社会工作者去完成原本应该由移民局工作人员承担的工作。要想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积极性，就得在金钱、诚信等方面进行激励。如此一来，原本是执法者的工作落到了不具有执法资格的人手里，而原本应该承担社会公益职责的社会工作者开始为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发生在2047年12月7日到8日的惨案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正是如此，共和国当局才会积极推出带有补偿味道的“第七修正案”。
如果可以用这么简单的办法加以解决，那么关系到300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就算不上问题了。全体代表大会在表决中否决了政府的提案，就是因为以放宽移民管制力度、增加移民管理投入、提高移民社会福利的“第七修正案”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移民导致的问题。
当然，全体代表大会也不是不想解决问题，不然不会出台“大赦法案”。
以当时的情况，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放松移民管制力度，以及降低移民门槛。
“大赦法案”之后，全体代表大会很快就通过了两项旨在加强移民管制力度与提高移民门槛的法案，并且拿出特别经费，成立由移民局牵头、公安、国安、外情局与国防部提供协助的“移民管理办公室”，专门负责处理与移民有关的问题。随后，最高法院也成立一个专门针对移民问题的“司法解释委员会”，以督导各地方法院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效率解决与移民有关的司法问题。
总而言之，在2048年的时候，“移民”成了共和国的头号话题。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过于严厉的移民管制办法肯定会得罪很多国家。
比如在2048年，移民局遣返了大约250万移民，其中至少150万来自印度尼西亚。这些非法移民遭到强行遣返后，印度尼西亚当局不但要出钱购买机票或者船票，还得在国内设置收容所。
根据一些印度尼西亚新闻媒体估计，仅这150万非法移民就让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大约4000亿盾（相当于120亿人民币）。钱还是小事，当150万非法移民回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们需要工作、需要住所、需要社会保障，而印度尼西亚当局不可能立即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才是大事。
2048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紧急访华，希望共和国能够在遣返非法移民的时候给予印度尼西亚当局足够的准备时间，也就是不要立即遣返全部非法移民。为此，印度尼西亚总统甚至表示，只要共和国收容这此非法移民，印度尼西亚当局可以为每位非法移民支付大约40万盾的“安置费”。问题是，相当于1。2万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能起多大作用？要知道，为了查清非法移民的情况，共和国当局已经花掉了大约200亿元人民币的调查费用，并且在遣返这些非法移民的时候，还为每个非法移民提供了大约5万元人民币的“遣返费”。用当时的一句玩笑话来说，如果能够解决问题，共和国愿意为每个非法移民提供4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