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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 、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第四节 1945年2月18日12点09分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凯特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喂奶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水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库达姆街。”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凯特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凯特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肯尼格斯堡，”凯特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在瑞典。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德国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凯特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凯特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便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吮起奶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吮着奶头、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凯特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凯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弗兰茨·帕肯宁，斯德哥尔摩，古斯塔夫·格奥尔格大街，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凯待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况的。平时埃尔温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
“您仔细看看，我马上就跟您告辞。”那男人一边把照片送到她面前，一边说道。
“没有，”凯特答道，“这儿没有我们的箱子。”
“好吧，谢谢。那么，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收到皮包里，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过一两天我再来看您，告诉您我奔走的结果。手续费我还是要拿的，这年月，毫无办法！不过收费很少很少……
”
盖世太保区分部的侦查员立刻把凯特的指印送去鉴定，原来凯特看的那张照片事先在实验室已经涂上了一层特殊的药剂。从安装在手提箱里的无线电台上也已经取下了指印。结果是；装有电台的手提箱上是三个人的指印。侦查员紧跟着又向帝国保安局第六处发函索取有关瑞典籍人弗兰茨·帕肯宁的生活经历及其活动情况的全部资料。
第九章
1945年2月18日１２点17分
艾斯曼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很久。他倒背着手，步子走得很快，总觉得缺少一种很习惯、很重要的东西。这种感觉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想总是开小差，所以终于没意分析透为什么施蒂尔里茨受到怀疑这个使他伤脑筋的问题。
忽然呜呜地响起了使人感到厌倦的空袭警报汽笛声，这时艾斯曼才终于明白了，他感到缺少的是敌机轰炸。因为战争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寂静无声倒使人觉得危险，可以引起人们更大的恐惧和不安。
“感谢上帝，”当汽笛呼号一阵，住了声，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后，艾斯曼心里这样想道。“现在可以坐下来工作了。马上大家都要走了，我可以安稳地坐在这里考虑问题，谁也不会再来找我提一些愚蠢可笑的问题和稀奇古怪的推测了……”
艾斯曼在桌旁坐下，开始翻阅基督教新教神甫弗里茨·施拉格的案卷，他是因叛国嫌疑在1944年夏天被捕的。决定逮捕他之前曾有两个人告密，一个叫巴尔巴拉／克莱因，另一个叫罗伯特·尼采。这两个人都是施拉格教堂的教民，他们在告密信中说，施拉格传道的时候，号召大家要与所有的民族和睦团结，他还谴责战争的野蛮，杀人流血的丧失理性。经过客观的审查，发现这位牧师曾与现在
侨居瑞士的前首相布吕宁会过几次面，早在二十年代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但是，尽管在德国和瑞士都做过仔细的调查，而他的案卷里却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朗牧师与侨居他国的首相有什么联系。
艾斯曼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施拉格牧师被弄到情报部门来了？为什么没把他送到盖世太保去呢？为什么施伦堡的人对他这么感兴趣呢？最后他在案卷中一个简短的附件里为自己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附件上写的是：在1933年牧师施拉格曾两次出国参加和平主义者大会，一次去大不列颠，另一次去瑞士。
“原来他们是对他的关系感兴趣。”艾斯曼终于明白了。“他们想知道，在国外他与什么人有过接触。所以情报部门的人才把他弄来交给了施蒂尔里茨。可是施蒂尔里茨又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案子交给了他，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艾斯曼翻阅完了案卷．审讯记录简短扼要。他本想做些摘录，使自己的结论有根据，有论证，但是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可摘录的。审讯的方式也不像施蒂尔里茨平时采用的那样，毫无精彩之处，完全是老一套，而且直来直去。
艾斯曼给专门资料卡片库打了个电话，索取了1944年9月29日联队长施蒂尔里茨审讯施拉格牧师的录音。
“我想提醒您：您是位被捕的人，而对一个落入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人来说，想从这里出去，再度过上正常的生活，从事过去的活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法网的使命就是惩治罪犯，保护人民免遭横过暴行。而且您的亲人们也不可能再过正常的生活。我附带说明一点，如果您同意：第一，您自己认罪，而且还要揭发教堂里其他对我们国家不忠诚的分子；第二，今后为我们效劳；那么上面讲的那些不可能的事就都有可能了。您接受不接受这些条件？”
“我要考虑考虑。”
“您需要考虑多长时间？”
“一个人做好去死的准备需要多长时间？您提出的条件我是决不能接受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您再想一想我提出的条件。您常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您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但是难道您不是一位德国的爱国者吗？”
“我是。不过，应当怎么理解‘德国爱国者’呢？”
“那就是忠诚于我们的思想。”
“思想，这还不成其为国家。”
“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国家是以元首的思想为基础的。与信仰靠我们思想的人们在一起，这难道不是您这位牧师的职责吗？”
“假如我和您是以平等的身份在争论，那么我是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您的问题的。”
“那好，我就请您以平等的身份来争论。”
“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一回事，而感到自己是在根据自己的信仰，公正地行事，那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刚才您为我提出的出路就不符合我的信念。实际上您打算把我用作某种力量的着力点，让我在一个什么声明上签字，问您谈出的建议，表面上似乎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既然您建议我当一个杠杆，那又何必当作一个人来对待我呢？干脆您就说：或者是我们把你杀死，或者你在这个声明上签字。至于德国人民往何处走，讲什么话，这对于我已经是无关紧要了，因为，实质上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您的话不对。不对的理由如下：我并没有要您在任何声明上签字。假定说，我现在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