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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马上到埃尔温和凯特住房的瓦砾堆上去。
“我犯了个重大的错误，”现在他醒悟过来了，“我应当亲自到所有的医院去搜查一遍，万一他们只是受了伤呢？我不该轻信电话。这件事，等我和鲍曼谈过之后，马上就去办……鲍曼应当来见我的，因为他们这种人在感到压力的时候，就不再摆架子了。处境好的时候，他们总是使人感到望而生畏，不敢接近，而当他们感到末日将临的时候，他们的胆子就变小了，装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样子。现在，我应当把其他一切事情，包括埃尔温和凯特的事在内，暂时放一放。首先要和鲍曼这个刽子手达成协议。”
他走出酒馆，驾着车子慢慢地向残废军人街的自然博物馆驶去。再过不久鲍曼就该到那条街上的“新门”大饭店门口来了。
汽车开得很慢，他不时地望一望反光镜：黑色的“旺得列尔”没有跟在后面。
“很可能，这是在派遣施拉格的行动之前施伦堡想试探试探我？”他心想，“这样解释倒也很有道理。也许是我的神经有些衰弱了？”
他又看了一下反光镜，没有人跟踪，街道上空荡荡的。人行道上有几个孩子，趁街上暂时平静，穿着旱冰鞋互相追逐着，不时地发出响亮的笑声。紧贴着几幢房子破旧的墙壁，人们排着长队，看样子是在等着买肉。
施蒂尔里茨在离“博爱”医院不远的地方下了车，穿过了医院的大花园，朝博物馆走去。这里很幽静，街上空无一人。他有意地选择了这个地方，因为周围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不过，他们可能在饭店里安排好自己的人了。如果鲍曼和希姆莱已通了气，他们肯定会这样做的。如果他们没有打过招呼，那么他的人就会在这里，在大门附近，在街道那一边转来转去，装扮成科学工作人员的样子，肯定无疑是这样……”
施蒂尔里茨今天穿的是便服，而且戴着一副角制大镜框的烟色眼镜，贝雷帽低低地拉到额头上，所以在远处很难认出他来。在博物馆入口处的大厅里陈放着一大块从乌拉尔弄来的孔雀石，还有一块巴西的紫水晶。施蒂尔里茨总是要在紫晶石前面站很久，但是他却在欣赏那块乌拉尔的大宝石。
然后他穿过一个大厅，那里的玻璃都被震掉了，厅里陈列着奇形怪状的恐龙模型。从厅里他可以观察到博物馆前的广场和那家饭店。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一切都很安宁、平静，甚至宁静得有些过分。施蒂尔里茨只身一人在这个博物馆里，眼下这对他是很不利的。
他在一件引人入胜的展品前停下来。展品是颅骨发展的十三个阶段。8号颅骨是拂狒的，9号是长臂猿的，10号是猩猩的，11号是大猩猩的，12号是黑猩猩的，13号是人的。
“为什么13号是人？一切的一切都与人作对，甚至数目字也是如此。”他暗自笑了一声。“哪怕是 12或者14也好么。但是，不多不少偏偏是13，真是的—…到处都是猴子，”他在大猩猩博比的标本前停住了脚步，继续思考着，“为什么猴子却受到如此的关怀呢？”
在展品说明卡上写着：“大猩猩博比是1928年3月29日运到柏林的，当时他只有三岁。1935年8月1日死亡。身高1．72米，体重236公斤。”
“可真看不出有这么重，看上去好像并不太肥嘛。”施蒂尔里茨心里像这个标本他已经看过不只一次了。
“我比他个子高，但是体重只有72公斤。”
他退后几步，好像是要从远处观看那只大猩猩似的，实际上他正好站在一个大窗子旁边，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残废军人街对面的整个人行道。施蒂尔里茨看了看手表，离会面时间只差十分钟了。
根据施蒂尔里茨编造出来以掩敌耳目的情况，正是在这时刻特务克劳斯应当前来与他会面。今天施蒂尔里茨曾通过秘书处给他发去了密电，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总是在一些博物馆里和特工人员会面。他装作做召见克劳斯的目的有二：其一，如果鲍曼把信的内容告诉了希姆莱，希姆莱定会下令搜查全区和“新门”饭店附近的所有楼房。他这样做就有了金蝉脱壳的依据，这是最主要的目的，其次，这样可以再次证明，尽管是间接地证明，他与克劳斯的失踪是无关的。
施蒂尔里茨走进下一个展厅时，残废军人街上依然空旷无人。他在一件珍奇的展品前停下来。这是十八世纪在魏登施洛斯森林里发现的一段树干，奇怪的是从木头里露出了两支鹿角和一块撞破了的鹿头骨，看样子是一只强壮的公鹿在春种偶的角斗中双角刚顶偏了，没有顶中它的情敌，却把椅角撞进树身里了…
突然施蒂尔里茨听到了很多人的说话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来搜捕了！”他脑子里一闪。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听出是孩子们的声音，转身一看，只见一个女教师脚上穿着一双擦得畅亮，但后跟已经歪斜的破旧男式皮鞋，带着大概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来这里上植物课。孩子们很入迷地观看着展品，厅里鸦雀无声，因此他们偶尔几句简短的耳语也使人感到惊恐不安。
施蒂尔里茨看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孩子们可爱的顽皮神情。他们简直像成年人那样老成持重，专心致志地听着女教师的讲解。
“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呀I”施蒂尔里茨想道，“一种荒诞无箱的思想怎么能把孩子们弄到食不果腹，未老先衰这种可怕的地步呢？为什么躲在储备着大量巧克力糖、沙丁鱼和乳酪的地下室里的纳粹分子竟能够把孩子们瘦弱的躯体摆出来做他们的掩蔽呢？而最可怕的是：为什么他们竟能在孩子们身上灌输盲目的信仰，使他们认为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为元首的理想而献身呢？”
1点05分他从博物馆的太平门走了出来。饭店附近还是没有人。他沿后街朝施普雷河走了一段，绕了一个圈，然后才上车回党卫队保安处去了。回来的路上他没发现在人跟踪。
“有点不对头，”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怪事。如果鲍曼在这儿等我，我是绝不会看不见他的。”
……原来是鲍曼未能从地下室脱身，因为元首在讲话，而且厅里人很多，他又站在元首身后稍靠左一点的地方。元首讲话的时候，他是不能离开的：这样做未免太狂妄了。他虽然很想走，去见一见那个给他写信的人，但是直到三点钟他才从地下室出来。
“怎样才能找到他呢？”鲍曼想。“我和他会面，并不冒任何风险，而不会面，反而会有危险。”
q一8向缨勒报告。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车号为 BKP—821的“霍里赫”牌汽车在老兵街地区摆脱了监视。看来，驾车人发现了监视的汽车了。
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没有去追赶，尽管加大发动机的功率，我们完全可以追上他。我们把BKP－821号“霍里赫”的去向通知H－2站之后，便返回基地了。
B－192向缨勒报告。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接到继续监视车号为BKP－821的“霍里赫”牌汽车任务之后，我的人查明该车的主人在 12时 27分走进自然博物馆。因事先已知监视对象受过专门训练，我决定不采用一两个“参观者”“带领”他在博物馆里周旋的做法。我委派了特工人员伊丽莎带领她的中学生去 博物馆展厅上课。根据伊丽莎写来的监视情报，可以肯定，监视对象没有和任何人进行过接触。附上一张伊丽莎画的平面图，图中指明了监视对象在哪些展品前耽搁的时间最长。监视对象在13叶05分从工作人员平时使用的太平门离开了博物馆。
第二节 1945年2月27日15时0分
缪勒把两份报告收进文件夹里，拿起电话话筒。
“我是缪勒，”他回答说。“您是哪位呀？”
“施伦堡‘同志’向缪勒‘同志’问好，”政治侦察处处长开玩笑说。“也许您觉得用‘先生’这个称呼更合适？”
“我觉得最合适的称呼是‘缪勒’。”盖世太保头子说，“既明确又谦虚，而且还很有风味。老朋友，有什么您就说吧。”
施伦堡用手掌捂住话筒，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说：“好，就开门见山地说吧。不然他又要耍滑头，溜掉了，他真像只狐狸…”
“老朋友，”施伦堡说，“施蒂尔里茨到我这儿来了，您大概还记得他……对吧？那就更好了。他有点心神不定：有人在盯他的悄，或许是些歹徒，知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树林里；也许是您的人在监视他。您能不能查清楚这件事呢？”
“他的汽车是什么牌子？”
“您的车是什么牌子？”施伦堡又捂住话筒，问道。
“‘霍里赫’牌。”
“您不要捂话筒了，”缪勒说，“让施蒂尔里茨自己说好了。”
“您怎么，是千里眼吗？”施伦堡问。
施蒂尔里茨接过话筒，说：“希特勒万岁！”
“您好哇，朋友，”缨勒答道，“您的汽车牌号是BKP－821吗？”
“就是这个车号，高级总队长…”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跟上您的？是在库尔费尔斯汀达姆街吗？”
“不是。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
“您是不是在老兵街甩掉他们的？”
“正是。”
缪勒笑了起来，说：“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什么工作呀！施蒂尔里茨，您放心好了，跟踪您的不是歹徒。您就安安稳稳地在树林里住吧。那是我们的人。他们监视的是一个南美人的‘霍里赫’。车子与您那辆很相似…现在您就和从前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万一我的人再把您和南美人搞混，而且向我报告说您常去库达姆街上的‘茨果依凯列尔’，那我可就不再包庇您了…”
“茨果依凯列尔”意思是“吉卜赛地下酒家”，这是一家小酒馆，军人和国社党员是不准去的。
“但是，如果因工作需要我必须到那儿去呢？”施蒂尔里茨问。
“那也一样，”缪勒冷笑了一下。“如果您愿意指定一些低俗污秽的地方和自己人会面的话，最好到‘墨西哥’酒家去。”
这是缪勒精心安排布置的一家酒馆，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施蒂尔里茨是从施伦堡那里知道的，施伦堡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墨西哥酒家”，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盖世太保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墨西哥’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希特勒万岁！”
施蒂尔里茨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缪勒说的是真话，因为缪勒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经勒。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 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地铁‘中央广场’站。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维尔伯
缪勒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缪勒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党卫队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交给希姆莱私人飞行员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飞行员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沃尔夫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帝国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沃尔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希姆莱之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希姆莱拆开了这封来信。
帝国党卫队司令！
回意大利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