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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这要等我回到意大利之后。
格维尔尼茨：在韦金霍夫发生动摇的情况下，您可以对这里的事件产生影响吗？
沃尔夫：是的。不言而喻，在必要的情况下，您必须同韦金霍夫将军会面，在这里或者在意大利。
杜勒斯：如果您觉得这么做合适的话，我们愿意同韦金霍夫进行这种接触。预计您什么时候可以从凯塞林那里回来？
沃尔夫：我希望一切顺利。
杜勒斯：我希望一切顺利。
一个陌生的声音：我们都希望一切顺利。
沃尔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周之后我便可回到这里，给您和韦金霍夫带来德国西部军队投降的准确日期。我们驻扎在意大利的部队集群将在这个时刻之前宣布投降。
格维尔尼茨：请问你们的集中营里关押着多少人。
沃尔夫：德国设在意大利的集中营关押着几万人。
杜勒斯：在近期内他们会发生什么事？
沃尔夫：已经下达了杀害他们的命令。
格维尔尼茨：当您不在的时候这项命令会付诸实施吗？
沃尔夫：会的。
杜勒斯：能否采取一些措施阻止这项命令实施呢？
沃尔夫：道尔曼上校将接替我的工作。我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他。我郑重地向你们保证，这项命令不会实施。
格维尔尼茨：先生们，我们到露台上去吧，我看见那里已摆好桌子。在那里继续谈话会愉快一些，这里太闷了…
第六节 1945年3月16日23时28分
这天夜里，凯特带着两个孩子动身去巴黎，车站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大雨涝沦。机车无精打采地吐着烟雾，发出断断续续的有节奏的突突声。湿滚滚的柏油马路上浮动着路灯弯弯曲曲的倒影。凯特一直哭个不停，因为这些天的极度紧张一旦松弛下来，埃尔温便浮现在她的眼前，一刻也不肯离去。她恍惚看见埃尔温一直站在屋角里的收音机后面，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那些天，当他没有机会同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时候，他总是喜欢修理那些收音电唱两用机…
施蒂尔里茨坐在车站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里，紧靠着宽大的玻璃窗，他从这里看得见整个列车。
“先生，吃点什么？”面带笑容的胖乎乎的女服务员问。
“请来一份酸牛奶，一杯咖啡。”
“带牛奶的咖啡。”
“不，我想喝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
女服务员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冒着泡沫的酸牛奶。
“要知道，”施蒂尔里茨负疚地笑了笑说，“我不吃带泡沫的酸奶。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我要的是普通的酸奶，一般的半杯酸奶。。
女服务员回答说：“噢，对不起，先生－－”
她打开价格表，迅速地翻了翻。
“我们有八种酸奶，有带泡沫的，有带果汁的，有带干酪的，但我们这里没有您要的普通酸奶，请原谅我。我去找厨师，请他为您想想办法。我们这里人不吃普通酸奶，不过我可以尽力而为…”
“他们这里人不吃普通酸奶，”施蒂尔里茨心想，“可是在我们那里，人们连做梦都想吃普通的面包皮。这里是中立国，所以有八种酸奶；人们最喜欢吃带泡沫的酸奶。看来保持中立的确不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只是许多年过后：你才会突然明白：当你保持中立，吃带泡沫的酸奶时，主要的东西被你忽略过去了。不，永远保持中立是非常可怕的。见鬼去吧。怎么可能保持中立呢？如果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不粉碎希特勒的进攻，那么他肯定会占领瑞士，那时中立地位就会连同带泡沫的酸奶统统完蛋。”
“先生，这就是普通酸奶。它的价格稍贵一些，因为价格表中没有这种酸奶。”
施蒂尔里茨突然笑起来。
“好吧，”他说，“这没关系。谢谢您。”
火车缓缓开动了。他望着从眼前掠过的一个个车窗，终究没有看见凯特的面孔。大概她像耗子似的带着孩子躲在包厢里。
他目送着渐渐远去的列车，从餐桌后面站起来。他最终也没有吃完那份酸奶，只匆匆地喝了一杯咖啡。
莫洛托夫定于晚上八点钟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英国大使阿契巴里德·凯尔先生。莫洛托夫不打算会见美国大使哈里曼，因为他知道凯尔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谍报领导人，同他谈话用不着带有过多的渲染成分（哈里曼谈话往往带有这种成分）。
莫洛托夫用拇指和食指在“卡兹别克”牌香烟的过滤嘴上掐了三下，然后点着烟抽了起来。他是一个有名的烟鬼，尽管他从来不曾贪婪地吸烟。他那双锐利的深色眼晴在夹鼻眼镜镜片后面忧郁而机警地闪烁着。他对凯尔十分冷淡。谈话时间很短。凯尔看了看人民委员的译员巴甫洛夫交给他的照会，回答说，他立刻将此照会的全文报告国王陛下的政府。
大函收悉…关于德国将军沃尔夫和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军官们在伯尔尼举行谈判一事，我应奉告贵大使，苏联政府认为此事不是误会，而是比误会更令人不愉快的事。
从您３月１２日来函以及随函寄来的亚历山大元帅３月１１日致联合司令部的电报可以看出，德国将军沃尔夫及其随行人员已抵达伯尔尼，同其美联军指挥部的代表商谈德国驻意大利北部军队投降事宜。当苏联政府声明指出苏军指挥部代表有必要出席这种谈判时，竟遭到对方无理拒绝。
由此可见，在伯尔尼，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以德军指挥部代表为一方，以英美联军指挥部代表为另一方，正在背着承受了对德战争的主要负担的苏联进行谈判。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维·莫洛托夫
第七节
施蒂尔里茨报告了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详情之后，鲍曼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悦，这种喜悦又带有一种复仇心理。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他能够理解，他这种喜悦心情很像爱吃醋的容颜渐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嫉妒心。
鲍曼相信精神疗法。他几乎从来不吃药。他生病时就把衣服脱光，强迫自己进入恍惨状态，然后把一股意志力集中干身体上生病的部位。他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内治愈滤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着，从不躺下。他善于医治自己的嫉妒心，克制内心的忧伤，谁也不曾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忧郁症，发作起来非常可怕。他同样善于医治自己这种突然爆发的不体面的喜悦。
“我是鲍曼，”党务办公厅主任拿起话筒说，“您好，卡尔登勃鲁纳，请您到我这里来一趟，立刻就来。”
“是的，”鲍曼继续想道，“应该慎重行事，这件事通过卡尔登勃鲁纳去办。但我对卡尔登勃鲁纳什么话也不说。我只是请求他再次把沃尔夫召回柏林。我可以对卡尔登勃鲁纳说，据我得到的情报，沃尔夫背叛了帝国元首的事业。我请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给我的朋友希姆莱，以免他那空虚的心灵遭受刺激。我命令卡尔登勃鲁纳把沃尔夫拘禁起来，强迫他说出真情。等到沃尔夫招供之后，把他的供词记录下来，由卡尔登勃鲁纳亲自把供词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这份供词拿给元首看，那时希姆莱就完蛋了。那时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元首身边。戈培尔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他算不了什么，以后我知道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许多思想，但是没有钱。我要把他的思想和党的钱财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会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未来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像任何一个在元首领导下效劳多年的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鲍曼在思想方法上经常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是万能’伪，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对手们。鲍曼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组织者，他瞧不起那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总之，他对构成“职业化”概念的一切东西抱蔑视态度。
他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不言而喻，卡尔登勃鲁纳没有向希姆莱透露任何消息，因为这是帝国党务办公厅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卡尔·沃尔夫从意大利召回柏林。在庞大的帝国中央保安局机关内部，什么事也逃不过缪勒和施伦堡的密切监视。卡尔登勃鲁纳手下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早已被施伦堡的人收买，此人把发往意大利的绝密电报的内容报告了不公开的上司。“监督沃尔夫飞回柏林。”施伦堡明白了：情况紧急！后来发生的事情要简单一些，因为谍报机关要弄清沃尔夫飞抵柏林的准确日期并不困难。那一天，在杰姆佩尔霍夫机场上，有两辆汽车等候着他。一辆是带有装甲的囚车，车里坐着盖世太保地下监狱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辆汽车里坐着党卫队支队长兼政治侦察局局长瓦尔特·施伦堡。于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风度翩翩的施伦堡（他故意在这一场合穿上精致的将军服）一起向飞机舷梯走去。这时舷梯已靠在“道尔尼耶”号飞机的客舱门口，暴徒们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枪，施伦堡的强壮的手指已紧紧握住沃尔夫那双冰凉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狱卒们不敢冒险逮捕沃尔夫，只是严密监视施伦堡的汽车开往何处。施伦堡把党卫队高级总队长沃尔夫送到弗格利亚恩将军的住所。弗格利亚恩是希姆莱派驻元首大本营的私人代表，此时希姆莱已经赶到他的住所，但是并非这一原因阻止了鲍曼的进攻，而是另一个情况阻止了他：弗格利亚恩同埃娃·布朗的妹妹结了婚，因此他便成了希特勒的直系亲属。元首在吃茶的时候甚至称呼他“我亲爱的连襟兄弟”……
希姆莱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然后向沃尔夫大声喊道：“您把整个行动搞砸锅了，把我置于挨打的地位，您明白这一点吗？！鲍曼和卡尔登勃鲁纳是怎么得知你们谈判的消息的？！那个坏蛋缪勒的密探怎么把情报摸得一清二楚？！”
施伦堡等着希姆莱大喊大叫一通之后，才十分平静地低声对他说：“元帅，您大概记得吧，这件事的全部细节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已把此事的掩盖工作安排妥当。我为沃尔夫编好了一个假履历，我就说他已打入阴谋分子内部，这些阴谋分子的确正在伯尔尼寻找单独觏和的途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全部细节讨论一下。现在我口授，由沃尔夫向您写一份有关我们党卫队的侦察机关揭露他们同美国人进行秘密谈判的报告。”
希姆莱、施伦堡和沃尔夫从元首的住所走出来时，鲍曼就明白自己输了。鲍曼握着沃尔夫的手，对他的“勇敢和忠实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他在琢磨有没有必要把施蒂尔里茨召回来，与这个在伯尔尼背叛了元首的白脸恶棍沃尔夫当面对质。希姆莱战胜了鲍曼，泰然自若地领着两个匪徒走开了，可是鲍曼还在想这件事。
他始终做不出明确的决断，这时他回想起缪勒。
“是的，”他拿定主意，“我应该把此人找来。我要同缪勒讨论一下各种可能性，关于施蒂尔里茨的情况我也同他谈谈。反正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施蒂尔里茨的情报。可以在党内审判沃尔夫的时候播放这些录音带。”
“我是鲍曼，”他瓮声瓮气地对电话员说，“通知缪勒到我这里来一趟。”
约·维·斯大林主席致罗斯福总统先生的亲笔密信
１、……我从不怀疑您的诚实和可靠，就像我不怀疑邱吉尔先生的诚实和可靠一样。我这里要说的是，在我们通信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在对待一盟国可以对另一盟国采取什么行动，不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俄国人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各个战场上的敌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投降，一盟国在同德国人就受降问题进行任何会晤时，都应该保证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这一会晤。至少，在该同盟国要求参加这一会晤时，必须无条件
地满足其正当要求。然而美国方面和英国方面的人士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鉴于这一点，他们拒绝俄国人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同德国人会晤的正当权利。我已给您写过信，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如果俄国人处在类似的位置，他们决不会拒绝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晤。我继续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排除了相互怀疑的任何可能性，并且杜绝了敌人在我们中间散布不信任的可能性。
2．把西部战场上的德军没有进行抵抗仅仅解释为他们已被打垮，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德国人在东部战场上现有147个师。他们本来可以在不影响其事业的情况下从东方战场撤走
15—20个师，以增援西方战场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