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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礼伟
来源：新京报
一个身心疲倦、身心沉重的民族，经历着一个被现实窘境所紧逼、被欲望洪水所驱赶的时代。我们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保命。
从教这么多年，感觉上是越来越累。量化考核、职称评定、申报学科点、迎接评估、讨论文件、开会听报告……现在只要一个行政命令，高校里就掀起一个群众运动；老师们在课堂上可以组织研讨、侃侃而谈，但出了课堂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被管理者。此外，本科生、研究生扩招的结果，是师生比的扩大，这时候如果想做一个负责任的老师的话，确实会累得半死。当然，我们也听到某些研究生为导师做科技童工，而累得半死的消息。
此外，老师们上有老下有小，要跟着上学的孩子一起做功课，生活水平要赶上邻居，乡下的亲属需要接济……
当然，我相信那些英年早逝的老师和科研工作者之所以拼命工作，更主要是为了事业和使命。日前有报道说，中国社科院的萧亮中去世时才32岁———那样一个原本健康开朗的人！
过去被推介的楷模，都提倡人民从休息、闲暇中挤出时间来，用于学习和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个“人人都爱陈景润”的年代，报纸曾报道过杭州一位刻苦钻研的年轻科研工作者，他曾陪外地来的亲人，在杭州游览了一天，报纸上说，他为这被浪费了的一天时间“心疼地流下了泪水”。
而现在，我们中国人中普遍的一个苦恼，是如何从繁重的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来用于休息、休闲。一位也是当老师的老同学在累病之后，满脸倦容地对我说：现在我想通了，每天我要留出90分钟时间给自己，做90分钟的慢速运动，我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家里人想。
而我，是把体育锻炼搞得和工作一样累：高强度地打30分钟羽毛球，认为这就是休闲。休闲完毕，立刻又投入忙忙碌碌中。
许多出门旅游的人，也是在紧张地休闲：紧张地早早出发，生怕路上塞车，到了目的地又紧张地一个接一个地跑景点，然后又匆匆赶往火车站或飞机场，然后歪歪倒倒扶着墙回到家里……休闲完毕。
是社会有问题，还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谁在逼你这么累？无论你从事哪一种职业，其实都应该舍得“浪费”一点儿时间，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从激烈的人生赛跑中转身，经常把一些时间奖赏给自己。善待自己不是自私，而是人生第一责任。
可是，我们实在舍不得浪费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原本要和家人、朋友分享的时间，我们恭恭敬敬地献给老板；周六到周日原本应当休息的时间，我们要挪用来“充电”。
我们不敢放松，不敢浪费时间，否则，结果就有可能是落伍、失业、受穷、被竞争对手排挤。我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开始赛跑。在写字楼里，职员们在电脑前冲刺；在工厂里，工人们和发出巨大噪音的机器一起在冲刺；在公路上，司机们为了多挣钱，超载、超时、超速驾驶，他们似乎是用命来赛跑。孩子拿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有的父亲为孩子筹集学费、路费而累倒在夏天里。穷人们不敢不冲刺？
我们就是这样在慌慌张张、急急忙忙的冲刺当中，度过这个时代和自己的人生。因为……因为我们心里不踏实，我们没有稳定的预期和足够的保障，我们面临太残酷的职场拼杀。我们早已失去了传统中国的贵柔、不争、从容、悠游。一个身心疲倦、身心沉重的民族，经历着一个被现实窘境所紧逼、被欲望洪水所驱赶的时代。我们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保命。
当然，我们自己有责任，我们之所以会有恐慌感，除了客观的现实原因，也有我们主观上的心理魔障。我们需要有一些健康的理念来调适身心，需要有一些终极的信仰来慰藉心灵。仁者寿，心灵和谐者寿。我们的社会与制度也有责任，我们不能使非人化、身为物役成为制度，休息、休假、休闲是基本权利。一个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心慌、心律不齐、喘不过气来的社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作者：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世纪中国》200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