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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维卡一面痛哭，一面要挣脱抓住她的那双大手，“爸爸！”
“我没有罪，好女儿！”柳别列茨基喊道。民警把他往汽车里塞，但他还在喊，“我没有罪，这是搞错了！我是个清白、诚实的人，诚实的人！……”
最后一句话的声音很闷，因为已经是在汽车里喊出来的。车门砰的一声关上，汽车起动了。留下来的那个民警把维卡硬推进去，关上了大门。
全部经过结束了。周围重归空旷寂静，只有发硬的栗树叶子无情地发出沙沙声。济娜和尤拉仍然坐在僻静处的那条长椅上，互相对视，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济挪一跃而起，拔腿就跑。她顺着那些没有行人的街道飞跑，她的心刚烈地跳着，但不是由于飞跑引起的：她一见到柳别列茨基的时候就开始心跳了。她现在也象维卡一样想高声大喊：“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她砰砰地挤命敲门，也不考虑是否会吵醒邻居。来开门的是伊斯克应的妈妈。看样子，她也是刚到家。
“伊斯克拉睡了。”
“您放我进去！”济娜从拦住她的手底下钻了过去，冲进房间喊道：“伊所克拉！”
“是你，齐娜？’伊斯克拉坐起来，用被子掩往身体，受惊地瞪着济娜间直：“出什么事了，济娜？”
“警察逮捕了维卡的爸爸柳别列茨基，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的。”
她们身后响起一阵笑声，那是没有表情的干笑，从嗓子眼儿发出的干笑。济娜几乎吓坏了，回过头去，只见伊斯克拉的妈妈就站在立柜旁边。
“妈妈，你怎么啦？’卡斯克拉轻声问道。
妈妈已经控制住自己，向前迈了一步，晃了一下，颓然坐在床上，把两个孩子的头——一个深棕色的，一个浅褐色的——搂在怀里，搂得很紧，使她们觉得发疼。
“孩子们，我相信正义。”
“是的，是的。”女儿叹了口气，“我也相信。司法机关会把情况弄清楚，会释放他的，对吗？”
“我很想大哭一场，可又哭不出来。”济娜可怜巴巴地坦白说，“我很想哭，却又实在哭不出来。”
“睡吧。”妈妈说着便站了起来，“济娜，你就和伊斯克拉睡吧，可是别聊到天亮。我去你家一趟，把情况对你父母讲清楚，你不要担心。”
妈妈走了。两个女孩子躺在床上，默默无言。济挪用干涸的两眼看着黑暗的天花板。伊斯克拉不敢抽泣，只是小心翼翼地擦着眼泪，但是眼泪流个不停。她自己也无法明白：为什么眼泪会自动涌出来。她带着满脸泪痕睡着了。
这时，这两个姑娘的父母坐在一起，旁边摆着的三杯茶一口也没有喝过，早已凉了。厨房里烟雾弥漫，烟灰缸里烟头堆积了一大堆。济娜的妈妈一贯极力反对人家抽烟，但是今天对此没有说一句话。
“孩子们太可怜了。”
“我们的孩子是有组织性纪律性的，也受到有理性的教育。”伊斯克拉的妈妈说着，面颊忽然不由自主地抖了起来。她赶忙喷出一口口烟来掩盖这泄露内心感情的痉挛。
科瓦连科没有太大把握地开口了：“我不认识这位同志，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位受到大家好评的同志，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得过勋章。当然，他在搞商业领导工作方面可能会有错误，可能轻信坏人。我听济娜常说，他很疼自己的女儿，因为她是个独生女。”
他虽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自己对这次逮捕的正确性有所怀疑，但他的整个身心对此愤怒万分，表示反对，同时也无法掩饰这种感情。
伊斯克拉的妈妈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他说：“我记得很清楚，柳别列茨基同志原来是不肯在商业系统工作的。大家敦促了他三天，劝他，求他，对他摆道理说：亲爱的同志，党要求用可靠的干部去加强我们的苏维埃商业，你是商业学校毕业的，你不去谁去？大家好容易才把他说服了。”
“把他说服了，”科瓦连科把这句话低声重复了一遍。”可结果竟是这样。你们现在是不是搞错了呢？”
“我听说这事之后，立即给一位同志打了电话，但他说民警局得到报告，说是发现了大宗贪污。我明天早上再去把情况了解一下。柳别列茨基身为领导，对这些情况是要负全责的，要负全责。”
“那没问题，他当然要负责，可是……”
又是一刻象铁锤一样重的沉寂。
济娜的妈妈叹了口气说：“在调查审理期间，那小姑娘可怎么办呢？……她又没有母亲。唉，这个可怜的孩子，真可怜呵。”
济娜的爸爸在厨房踱来踱去，一会儿看看妻子，一会儿看看沉着脸，抽着烟的客人。后来他在椅子边上坐下了。
“不能让那孩子一个人待着。奥莉碰，你说对吗？”没等妻子答话，他又转身向客人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才合适，请您给我们指点指点。对不起，请问您的名字和父名是什么？”
“您就叫我波利亚科娃同志好了。我也曾想过把那孩子接到我家去，可是我那个家还能算个家吗？我连自己的女儿也……”这句话还没说完，她便突然打住，把冒着烟的香烟吸了一口，“你们把她收留下来吧。你们家很正常，她会住得舒服的。”
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得发出一阵响声，好象这阵响声能盖过她最后几句话似的。她的软弱突然冲破压抑，一下子流露出来了。她走向门口，习惯地整整腰间的皮带。
科瓦还科赶紧站起来，但她停住了脚步，看着济娜的妈妈苦笑了一下说：“有时我想：我到什么时候会硬撑到支持不住垮下来呢？＇537＇有时我又想：我已经是垮下来了。”
她说完这句话便走出去了。
两个女孩子睡着了，但是都做着恶梦，连济娜也忧心忡忡，愁眉深锁。伊斯克拉的妈妈久久地俯身站在她们的床前，神经质地抚摸着自己瘦削的面颊。后来，她给两个孩子盖好被子，又回到自己那一边，在桌前坐下，抽起烟来。
青色的烟雾在房间里弥漫，朦胧的秋日曙色已经透入窗户。这时，伊斯克拉的妈妈（全市人只知她叫做波利亚科娃同志）把最后一支烟掐灭，打开透气的小窗，拿出一页纸来，用坚定豪放的笔体在右上角写出以下几个字：“致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因为她事先已经把全信的内容从一开始到最后一个字都周密考虑过，所以写得很快，一句接着一句，连一处涂改都没有，写得既流畅，又明确。一页纸写完了，只余下签名的地方。但她搁下手中的钢笔，把写好的信又从头到尾认真看了一遍，叹了口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还注明本人的党证号码和入党日期：1917年。
第六章
这天早上，科瓦连科一家多年来第一次在一片沉寂中吃早饭。当然这并不单是因为济娜通常坐的那个位子空着。
“我今天去请两个小时假。”安德烈·伊万诺维奇说。
“是的，当然。”妻子立刻表示同意。
十二点整，科瓦连科走进校长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办公室。他刚一进门就愣住了，因为伊斯克拉·波利亚科娃的母亲正在校长的旁边坐着。
“可真是三人同盟啊，”她苦笑着说，“咱们也只能是抽会儿烟，叹叹气，然后各走各的。”
“真荒唐啊！”校长大声叹了口气，“这简直是荒唐，简直是荒谬绝伦！”
“也许是这样，”波利亚科娃象伊斯克拉那样把头很快地点了一点，“果真如此，是会纠正的。”
“可在纠正之前，让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怎么过呀？”科瓦连科低声问校长，“是不是给她的亲属写封信，眼下先让她搬到我们家去住，行吗？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条文有什么用，她已经是大人了，已经有了身份证。您去问问她自己的意见吧。依我看，她未必同意。”校长摇摇头，“不过，给她的亲属写封信倒是应该的，只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儿，不在这儿！”
“可是，家里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孩子……”
“我说过，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校长罗马欣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你们看，我们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对吧？差不多是个支部了。那么，我直截了当地提个问题：您相信柳别列茨基吗？您本人相信他吗？”
“说起来嘛，我当然并不认识这位同志。”科瓦连科很为难地开了口，“但是我认为，逮捕他是个错误。是错误，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非常爱。”
“我肯定，他们那儿准是把什么帐目给搞错了！我身为校长，知道经常要顺手签署一些文件。我相信柳别列茨基，这个同志只不过是忙中出错而已。波利亚科娃同志也这样认为。好吧，既然我们三个布尔什维克都这样看，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情况告诉党。我的想法对吗，波利亚科娃同志？”
伊斯克拉的母亲没有马上说话。她把烟在烟盒上敲了几下，终于开口说：“我请你们暂时不要往任何地方写信。”
“这是为什么？”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蹙起眉头问道。
“除了责任之外，还有个权利的问题。就是说，只有我才有权写柳别列茨基的情况。经过国内战争和在本市同他共事，我对他有所了解。这就是依据，而不是感情。民警局要的是依据，目前这是个关键。他们对我说，现在正在预审，在这个阶段，有我作保就够了。因此完全不需要自作主张。将来如果需要，我们再一起写信。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们这次谈话。这件事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伊斯克拉也认为这件事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因此她早上叮嘱济娜：“对谁也别吐一个字。你可要留神，济娜。”
“瞧你说的，我又不是白痴。”
维卡没有来上学，其余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阿尔乔姆在黑板前晃来晃去，若尔卡·蓝德斯和全班同学悄悄咬耳朵，文静的优等生沃维克·赫拉莫夫在课间休息时看着一本传到他手上的、已被翻破的书。到了中午，消息便逐渐传开了。
“维卡·柳别列茨卡娅的父亲被民警局逮捕了。”
伊斯克拉是从蓝德斯传的字条上得知这事已被传开的。
字条人打着一个大问号，还有阿尔乔姆写的批语：“胡说八道！”
伊斯克拉把字条递给同桌的莲娜石。莲娜不禁“啊！”了一声。
“叹什么气？”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声色俱厉地问，“波利亚科娃，不要和博科娃叽叽咕咕，我全都看得见，也听得见。”
“这说明您并没有全看见，全听见！”伊斯克拉出人意料地顶了一句。
这可是件新鲜事，就是在更复杂的情况下，伊斯克拉也从不允许自己出言不逊，但是这一回，为了一句无足轻重的批评，却忽然发作起来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山” ①（像：①伊斯克拉（искра）与“火花”、“星星之火”是同一个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奥多耶夫斯基《答普希金》一诗中的诗句，此处系奥斯塔普丘克一语双关的俏皮活，指“伊斯克拉发了火”。）奥斯塔普丘克说的声音很大。
莲娜瞪了他一眼，他即刻蔫了。伊斯克拉坐在那儿，耷拉着脑袋。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权衡了一下课堂形势。
“接着上课，”她平静地说，“蓝德斯，你总是转来转去，想必知道得很多。那么你就说说吧……”
伊斯克拉啪的一声掀开桌盖，猛地站了起来：“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请允许我出去。”
“你怎么了？有病吗？”
“是的，我不舒服。不舒服！”
没得到允许，她就从教室跑了出去。谁也没有做声。阿尔乔姆站了起来。
“坐下，舍费尔。你不可能陪波利亚科娃到她要去的那个地方。”
这句笑话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教室里依旧鸦雀无声。
阿尔乔姆踌躇了一会儿，低着头坐下了。
就在这时，博科娃站了起来：“我可以陪她去。”
“出什么事了？”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提高嗓门说，“不行，你们得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串通好的，是不是？”
“我的朋友身体不舒服，”莲娜大声说，“请您允许我去陪她，即使您不允许我也要去。”
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不知所措地向全班扫了一眼，只见同学们全在看着她，但是目光中没有任何看热闹的意思，也不是等着她采取措施，却好象是在警告：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