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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过其父杨杰的意见后，朱允炆终于下定决心让杨蝶接手参谋处，并将其和原锦衣卫经历司合并为一处。
只要是说到经历司，都知道主要是掌管发收公文。相当于朱允炆后世中的秘书处，在各个衙门极为普遍，上至皇室的宗人府，下至各府衙、卫所，都有这个常设机构。很多经历司，只有经历一人而已，并无从属，五品到九品，按照所在的部门不同而品级不同。
要不是杨杰特别提起，朱允炆也不会注意这个部门，东宫也有经历司，不过就相当于一个后世部委的传达室。谁会注意呢。
但是杨杰一说，朱允炆就呯然心动，锦衣卫经历司，对于他来说，可是一个宝藏。其价值并不逊色于张定边送给他的财宝。
因为，锦衣卫的经历司，不但是掌管发收公文，打个比喻来说，更像是一个后世的机要局，锦衣卫以公开、秘密方式和技术手段，搜集的各种情报，都要经过锦衣卫经历司进行备案登记后存档。作为今后追究责任的凭据。
所以锦衣卫的经历司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收藏了自锦衣卫成立之后的所有资料，包罗百官、名士、武将、藩王和大小地方官员十分详尽的言行、背景等等。
杨杰看到自己的建议得到了足够的肯定，心里也十分高兴，不免多说了一些，原来锦衣卫经历司成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锦衣卫一家独大，只手遮天，所以每当收集回情报之前，都要向经历司备案，防止万一造成攀诬，也好有个凭据，最重要的就是要是皇上要抽查什么档案，锦衣卫能第一时间从经历司中调出。
杨杰说的得意，待到醒悟过来，看到皇太孙正很有兴趣的看着自己，不由尴尬起来，不过仍然是坚持不说出原因，不过此时的朱允炆已经心生不悦，虽没有追问，但神情已经看出明显的不满。
但是，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而杨杰的才能又能明显看到，所以朱允炆宁愿相信其有难言的苦衷，不想在此时失去一个臂助，只有暂时忍了下来，不过在两人之间已经埋下了颗不愉快的种子，这是后话。
朱元璋在后世的历史中是一个名人，再加上朱允炆穿越后一直在琢磨老朱的为人，所以不顾杨杰的反对，并未悄然无声的进行自己的发展，虽然不是大张旗鼓，但也是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自己内厂的建设大业。
因为他觉得，朱元璋一直的目标是家天下，不怕自己有野心，就怕江山所托非人。更何况自己现在还是正牌的大明储君呢。就做主将经历司搬到半山园内，在那里，一来可以避过有心人的耳目，二来便于更加容易甄别身边人的忠心，也算是完全和锦衣卫脱离关系了。
正文第六十五章蛰伏（一）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经过半年的筹划，东宫内厂悄然成立，并布置下第一个任务，就是清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监察御史这批官员中，到底都属于哪个阵营，因为这些人平时都挂着左右副都御史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等于是朱元璋了解民情的耳目。
这些耳目一旦被人操纵的话，对于东宫是十分不利的行为，从都察院监察御史袁泰弹劾六艺书院和刘三吾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在朝中的势力已经分散，各自为政了。
这次东宫的动作虽然隐蔽，但是所动用的人也不少，为了方便做事，启用了大量原锦衣卫的成员，虽然朱允炆没有指望瞒过老朱，但是在这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帮了他的大忙。
强悍的朱元璋，在自己六十六岁高龄的时候，前年刚收入宫中的李贤妃又为其诞下一子，取名朱楠，是为朱元璋的底二十六个儿子。
虽然此时朱元璋已经是子孙颇众，但老来得子，仍然是欣喜异常，不但大加赏赐李贤妃，同时为天下同贺、与民偕乐，以宣扬其强劲的生育能力和那颗未老的心。遂令工部建十楼于江东诸门外，令民设酒肆于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泽等名。不久，又诏令增建五楼。
但是与民未同乐，楼也未建成。朱楠出生不到百ri，便突然患病暴毙，就在朱元璋这一喜一悲之间，内厂的建立虽然落入了其耳中，但是也未曾放在心中。
可能是朱楠的暴毙让他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吧，反正朱允炆入宫侍驾御书房的时候，发现朱元璋比之刚刚老年得子的时候，仿佛苍老了很多。
不堪重负的模样，诏命皇太孙朱允炆入主三法司，也就是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的合称，让其断刑狱之事，非谋反之罪，但凡四品一下官员的刑罚，皆交与皇太孙署理、裁决。同时主持修订《大明律》。这样以来，朱允炆手中权势陡然增加，一时间朝中大哗。
其实，在洪武二十六年皇太孙回到京师之后，一直被皇上所压制。虽然未曾明言，但是朝中大小官员都是眼睁睁的看着，皇太孙江南一行，等于无劳而返，不但由于本身的莽撞触怒了皇上，使皇上不顾龙兴之地的发展，将临濠之江南富户尽数迁往辽东。而且将皇太孙任命之吴雪凡迁任于琼州蛮荒之地。
后来蒋瓛坐事入狱，锦衣卫本来是交与皇太孙署理，但是皇上又废除锦衣卫特权，听闻燕王府向东宫要江南富户后裔，东宫前景一片惨淡。正当群臣以为皇上别有心思，说不定是想另立储君的时候，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明镜般的时局被皇上的一纸诏命全部打乱，原本和诸王暗通消息的百官，此刻又开始犹豫起来。
百官本来大都是投机之人，否则也不会有御史袁泰弹劾属于皇太孙的六艺书院。但是看到如此情况，不少官员又收回了那份不安分的心思，开始静观其变。
此时，纵然有人知道东宫内厂的些许事情，但是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谁还会自讨没趣，那不是要承受来自东宫的怒火吗？被锦衣卫吓的有后遗症的官员如是想。
所以内厂的发展颇为顺利，由张定边提供张士诚所遗宝藏作为后盾，内厂编制迅速的扩充至三千人左右，由于时间仓促，所以大部分还是启用锦衣卫原来的成员，也正所谓是换汤不换药，锦衣卫换了个名字，却成为了东宫的嫡系。
这可能也是朱元璋未曾想到的。但是朱允炆深知不能太过于张扬，所以在前期尽量的保持低调，在收集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和都察院御史等人的资料同时，也掺杂了很多琐碎小事，令人mo不着头脑，而达到低调的目的。
而朱允炆自己，则是十分投入的参与到修订《大明律》和纠案平反的热潮当中去了。
大明从立国起，朱元璋就率群臣立法定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其中有代表性通行的有：《大明令》、《大明律》、《诸司职掌》、《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皇明祖训》等。
而《大明令》相当于宪法，是不可动摇的。《大明律》虽然是和《大明令》一起发布，但是由于开始是命左丞相李善长等据唐律撰律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一直嫌其有失偏颇，且不愿遵循古例。在洪武六年，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完成，颁行天下遵守。仍脱离不了仿效唐时的“五刑”制，最高刑罚死刑为绞、斩，其刑罚较唐律相异之处是在徒、流二刑下附加有杖刑。
后来一直在修改当中，在洪武二十二年，又诏令太子主持，翰林院同刑部官再次更定《大明律》。但是由于太子次年的病逝一直搁置，现在重新让皇太孙主持其事，不免让百官想入非非。因为只有皇帝或者是储君主持修订。
皇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百官这样想，而朱允炆此时，也是这样想的，纵然他经常入宫拜见皇祖父，并定时汇报他经手的一些事务，但是朱元璋始终没有表示出什么明显的态度，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或者是对于他处理事情的一些意见。
这一切都显得有些诡异，但是朱允炆观察很久，也只能把这些归咎于朱元璋的丧子之痛中，虽然他不相信老朱会这么看不开，但实在是没有理由能解释这一切。
不过，朱允炆也发现了一些蹊跷的地方，老太监德阳，居然从上次提走蒋瓛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踪影。按照道理，大明在朱元璋当政期间，太监就连出京师传旨的权力都没有，他会去那里呢？
这只是一个疑问，转眼间，八月已经来临，随着梅雨季节的过去，朱元璋好像恢复了一些精神，此时，浙江再次发来急报，太湖水军自从折损了傅友德之后，倭寇ri渐猖獗，欺水军无主帅，游走于各卫所之间走私货物，更有甚者，杀人勒索，无恶不作。
在杨杰的建议下，朱允炆对于从江南之地发来的奏疏，一律呈交皇上御裁，之前朱元璋还不为意。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觉得倭寇实在可恨，遂下诏命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备倭浙江。
正文第六十六章蛰伏（二）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朝堂之上，工部奏曰，江东诸门外十五楼成，皇帝下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
工部再奏，督江南诸地之民种植桑枣。且授以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虽免其税，但是遭到百姓抵制，皆曰：“江南田赋重且繁，求免之，否不敢轻务他业”。皇上面色不愉，遂散其朝。
回到御书房，看见皇太孙在那里初阅奏疏，心内稍微平静一些。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老眼昏花，看不见奏疏上的小字，也许是精力不济，朱元璋开始允许皇太孙代替自己批阅一些简单的民事奏疏，不过内阁进呈皇帝的揭帖仍要自己亲自处理。
看见皇祖父面色不愉的进来，朱允炆连忙起身请安问候。朱元璋吩咐孙儿把工部的奏疏挑拣出来读给他听，自己却是闭着双目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年初，朱元璋上谕工部：“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卒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顿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援以种法，而蠲其税。”可谓尽心民事，其余裕又足以惠民。
但是江南的百姓却丝毫没有领情，原来大明此时引进占城稻已普遍，水田多产，而抑商政策使百姓种植棉花、桑树等物却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供给官府收购外，一无是处，所以宁愿多种粮食、糯米以酿酒，获利反而更多。
而朱元璋令百姓多种桑枣、棉花，就是为了禁绝百姓酿酒成风，造成粮食的浪费，因为虽然近几年国库充裕，但是辽东、西北和西南各有局部战事发生，全靠中原之地和江南之地供给粮饷，所以也颇为紧张。且北方苦寒，士卒将官衣被之需，及百姓制造农具之木植皆从其出。
朱允炆只读了一会儿，就知道朱元璋正在烦心什么，但是农事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也想不出其中缘由，只能照本宣读，
朱元璋听着听着心里便不是滋味，遂拦住不让再读下去，问：“皇太孙以为如何，朕操心农事，担心百姓疾苦，特地命工部组织人手前往民间，教化百姓在田间地头种植桑枣、木棉，这样的话，就算是遇到灾荒之年，百姓欠收，也可为衣食助益。这样做，明明是为了百姓，可是百姓为什么不去遵循呢？”
对于文言文有些敏感的朱允炆听到皇帝这样说，才明白什么是“隙地”，就是田间地头啊，还以为朱元璋鼓励江南百姓种植棉花、桑树等作物而遭到抵制，原来是这样。不由的开始有些佩服朱元璋起来。
古时的男耕女织，顾名思义，就是男子出外耕田，而女子在家织布，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儒家宣扬成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如同朱允炆后世中某个阶段宣扬的小康生活水平一样，被定死了模式，因为人人都那样想的话，百姓有了盼头，而朝廷也易于管理。
朱元璋的洪武大治，使被蒙元所破坏的生产状态在朝廷的各项方针面前得到了空前的恢复，诸如军屯、民屯、各地依据不同情况酌减税赋。这些重农政策使历经劫难的中华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明初人口仅六千多万，地广人稀，农业的确是国家迅速恢复活力的良方。
但现在恢复之后，那就需要发展了，现在百姓、官府皆是仓廪充足，但是由于大明的抑商政策，再加上禁海绝商。使百姓们富裕出来的粮食、桑棉只能卖给官府，且出价不高，所以极大的打击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
有些事情，执政者急在心里，而百姓却是只顾眼前，诸如江南富足，百姓只要稍加耕作，便可衣食无忧，而至于北方苦寒之地的灾荒、追击蒙元所产生的消耗，距离百姓本来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再加上消息闭塞、朝廷没有加以引导的缘故，所以百姓宁愿多种一些粮食，至于桑棉等物，只要够用，就不会有人操心了。
至于说种这些作物官府不收税赋，那和他们有什么相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