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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政司却受到朱元璋的授意，让他们从速将“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无奈之余，于是出现了客栈的那一幕，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送往通政司。
昨ri接到的状纸还未暖热，原本是良民的顾匡，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吴公达在审问时发出惊讶的“咦”声。问周、曹二人：“你们不是解送嘉定欺压百姓、横行乡里的沈显上京吗？为甚此刻却变成了嘉定里长顾匡？”
而朱允炆之所以知情，原因很简单，沈显被人构陷，虽然逃脱，但是思前想后都觉得自己不能幸免于难。就算是万幸中能洗脱被构陷的罪名，却是有私相授受之责在先，也是不能脱罪。
在京师中又不识路途，惊惶之间到了玄武湖畔，面对浩瀚的湖水，觉得万念俱灰，投湖自尽却被皇太孙的座船遇上救起。朱允炆本来还以为可以上演一出好戏，谁知道却是正赶上看到老朱那吃瘪的恼羞成怒。
事情其实一旦说破就十分的简单，朱元璋在得到皇太孙的内情提供后，待到将顾匡、周官、曹贵三人提到后堂，还未施展出什么天子威严，心里承受能力本来就不强的周官，看到事情不妙，皇上居然也知晓此事，于是就来个竹筒倒豆子，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个清楚明白。
在朱元璋盘问人犯的时间，朱允炆趁机找杨杰恶补了一下所谓的“互相知丁”。因为这个名词在这个案子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是知丁法的威慑，想来这几个人也不会傻到前来自首的地步，由此可见其的关键。
杨杰解释说，皇上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谨守这四业，所以天下太平康乐。因为朱元璋认为，不在“四业”范围之内的谋生者，没有不违法犯罪的。
“知丁法”起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也就是那些游手好闲所谓的“逸夫”，罗织词讼，****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
“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如此向上一级级地备案，那些“逸夫”就无处遁形了。
知丁法规定，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ri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必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则必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则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些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一旦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就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甚至如果商人们的路引虽未过期，但身边却未带任何货物，里甲村店必须将其当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则杀身，轻则流放边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与“逸夫”同罪！
朱允炆听到后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朱元璋对老百姓们ri常生活的细节性干涉，几乎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种做法，曾经在以往的苏联盛行过一段时间，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华大地上也有过类似的行为，但是距此已经是近七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老朱此举，可谓眼光超前的很，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想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不过这个社会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经过穿越回大明两年余的时间熏陶，朱允炆知道这是儒家治国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而对当时的生产力落后，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心里不免感触良多，稍微感叹了一会，马上回内堂看老朱的处理结果，谁知道当听到朱元璋那苍老的声音让他进去时，内堂之中已经没有了犯人和通政司人的踪影。只有老态龙钟的朱元璋和德阳二人一坐一立。
内堂之上一片寂静，看到孙儿的疑惑，朱元璋说：“那几个刁民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奸诈了，谁也捉mo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朕已经命令将其全部枭首示众！”
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朱允炆对于老朱的做事方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了。要是这几个人能逃得性命，那才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
默默地走到朱元璋的面前，跪下行个礼，然后说道：“皇祖父请息怒，孙儿觉得，此事是他们咎由自取，万千大明子民还是遵纪守法，听从皇祖父诏令的。”
“不！”朱元璋否定道：“也许是朕错了，可是朕真的想不透，为什么朕给这些刁民天大的权利，他们偏偏要用在旁门左道上呢？”
“如果真的是朕错了，但是朕该怎么做，才能算是对呢？”朱元璋喃喃自语，朱允炆心里恻然，以一介农夫，出身草莽，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错了，关于治国之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饱学之士提出见解，一直到了朱允炆后世中的二十一世纪，依然是一个未知之数，更何况落后了七百年的洪武大明呢？
正文第七十六章种瓜得豆
满心希望种下的西瓜，却没有想到收获的却是一颗畸形的豆子。卡在朱元璋的脖颈，使他不吐不快。原来，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接下来，朱元璋又为孙儿讲述了几个看似啼笑皆非，但又无可奈何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皇帝的号召，把潘俊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乌程县百姓余仁，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衙役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就因为这一条，太康县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还有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衙役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为了打击官吏们的贪婪，却滋长了顽民刁民的气焰；如果一味打击顽民刁民，又为官吏们的******大开方便之门。
沈显等四人的案件，又触动了老朱的心事，在那里絮絮叨叨的为孙儿讲解着自己心里的不愉，朱允炆才发现，从神坛上跌下的老朱，此时变的如同乡下歉收的老农一样，不断的诉说自己辛苦的付出却得到了不应该的回报。
心下不由恻然，这种问题，就算是在七百年之后的全球，也是一个十分令人头痛的问题，不知道老朱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追求。这样还是在**之下的产物，要是自己盲目实行民主，那么再出现此类的情况，不是要懊悔的一头撞死在豆腐上？
想透了这一条，对于今后将要实行的做法又坚定了一些心思，不过此刻看到朱元璋这么伤心，心里也不禁有些难过，觉得对面的这个老人有点太苛责自己了，于是走上前去，用手抚在朱元璋的背心上，轻轻的安慰着。
谁知手触及所处，顿时觉得有些不对，仔细看向朱元璋时，却发现其双目发赤，两颊泛红，呼吸急促、浑身好像都在颤抖一样。
大吃一惊，手不由自主的伸向朱元璋的额头，手掌立即传来滚烫的感觉。忙转向德阳喊道：“快传御医过来，皇祖父发烧了！”
朱元璋回过神来，伸手打掉朱允炆的手，涨红的脸庞出现一种粉红，站起身，对就要出去的德阳道：“回宫！！”
德阳不敢违拗，他跟随朱元璋多年，甚至这个主子的性格极是要强，虽然年迈也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在孙儿面前本来想借此教导一下朱允炆从政经验，谁知道却看到自己失败的一面，一时有些丢不下颜面，所以就算有病也不愿意再这个地方显露出来。
于是，朱元璋在德阳的陪同下，回宫歇息。朱允炆再也没有了看热闹的心情，回到文华殿，就迫不及待的将杨杰唤到里面，仔细的问其中的缘由。
杨杰讲解道：大明的衙门基本依据蒙元制，有“三班六房”，所谓“三班”，即负责缉捕罪犯、看守牢狱、站堂行刑等职务的快、皂、壮三班；所谓“六房”，则是与国家六部相对应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三班里设有衙役，六房则由胥吏负责。
但是蒙古人占领中原，与汉人风俗、语言各异，又不通文墨，所以凡事都倚仗胥吏。以至于在相当的程度下，蒙元的各地政务把持在胥吏手里。自古以来贵贤臣而轻胥吏的传统，竟然丧失殆尽！
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超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ri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