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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考虑是正确的，那么，有些进化论者和历史决定论者一方面鄙视老式的历史而希望把历史改造为理论科学，同时又热中于起源问题，这就有点文不对题了。起源问题是“如何和何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是比较不重要的，通常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课题。
同我对历史解释的分析相反，也许有人争辩说，历史确实是运用普遍规律的，这与许多历史学家们的看法相反，因为历史学家强调表明，历史对这些普遍规律并无兴趣。对此，我们可以回答：只有联系某些普遍规律，一个独特事件才是另一个独特事件（它的结果）的原因。但是，这些规律可能是很平常的，多半属于常识，以致不必提及，也很少被注意。如果我们说布鲁诺之死的原因是被捆在柱上烧死，我们也不必提到凡生物受剧热就死这个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的假定是暗含在我们的因果解释之中的。
在政治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理论中，有社会学理论，例如权力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ower）。但历史学家在运用这些理论时通常没有注意到它们。他们运用这些理论主要不是作为普遍规律来帮助他去检验他的特定假说，而是暗含在他的用语之中。他在谈到政府、国家、军队的时候，通常不自觉地采用科学的或前科学的社会分析所提供的“模式”（见上节）。
我们可以说，历史科学在它们对待普遍规律的态度上并非相距甚远每当我们遇到把科学实际应用于一个独特的或特定的问题时，我们就发现类似的情况。例如，一位实用化学家在分析某个给出的化合物（例如一块岩石）时是难得考虑到任何普遍规律的。相反，他可能不多加思索地应用某些常规技术，而那些常规技术，从逻辑的观点看，是“这个化合物含有硫黄”之类的单称假说的检验，他的兴趣主要是历史的兴趣，即对一组特定事件或一个单独的物体描述。
我相信这个分析澄清了某些历史学方法论学者之间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争论。一派历史决定论者断言，历史学不是纯粹地列举事实，而是以某种因果联系来表明事实，因而历史学必须对表述历史规律感兴趣，因为因果联系从根本上说是由规律决定的。另一派历史决定论者则争论说，甚至只出现一次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独一无二”事件，也可以是别的事件的原因，而这就是历史所关心的那种因果联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派都是部分地对和部分地错。普遍规律和特定事件对于任何因果解释都是必要的，只是在理论科学之外，普遍规律通常不大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这使我们转到历史事件独特性的问题上。当我们研究典型事件的历史解释时，这些事件必定被视为典型的，是属于某种或某类事件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应用演绎的因果解释方法。然而，历史学不但关心特定事件的解释，同时也关心对特定事件本身的描述。历史学的一个极重要任务无疑是去描述令人感兴趣的那些特殊的或独有的事情。这就是说，把并不给予因果解释的那些方面写进去，例如没有因果联系的几个事件“偶然”同时发生等等。历史学的这两个任务，即弄清因果联系和描述这些因果联系所联结的“偶然”情况，都是必要的又是相互补充的；一个事件有时可以被视为典型的（从它的因果解释的角度来看），有时又可以被视为独一无二的。
这些考虑可以应用到在第3节中讨论的“新颖性”的问题上。那里提到的“排列的新”和“内在的新”之间的区别，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从因果解释来看以及从独特事件的鉴定来看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既然新事物可以合理的加以分析和预测，它不可能是“内在的”这就推翻了历史决定论所主张的关于社会科学必须能够用来预测内在新事件出现的学说——这个主张归根结底可以说是基于对预测和因果解释的不充分分析。
31。 历史学中的境况逻辑，历史解释。
难道一切不过如此吗？历史决定论者要求改造历史学——提倡一种起理论历史学作用的社会学，或历史发展的学说（见第12节和第16节），难道就一无是处吗？历史决定论者关于“时期”、关于时代的“精神”或“风格”，关于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以及关于抓住人们心灵并象潮水一般推动每一个人（而不是由人来推动）的运动等想法，难道就一无是处吗？例如，每个人只要读过托尔斯泰（他无疑是历史决定论者，但他率直地表明他的动机）在《战争与和平》中关于西方人去东方和俄罗斯人去西方这两个相反动向的构思，就不会否认历史决定论对一个实在的需要做出了回答。我们必须提出更好的回答来满足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才有切实的希望去清除历史决定论。
托尔斯泰的历史决定论是对一种写历史的方法的抗议。这种方法无形中接受领袖原则的真理；这个方法把很多（如果托尔斯泰是对的话，事实上他无疑是对的，那就不只是很多，而且是太多）事情归功于伟大人物，归功于领袖。托尔斯泰试图表明（我认为他是成功的表明），拿破仑、亚历山大、库图佐夫和1812年的其他领导人物的行动和决定，在可以称之为事件逻辑面前，并无多大影响。托尔斯泰正确指出，被忽视的但又极其重要的决定和行动，是参加这场战争、焚烧莫斯科和发明游击战的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们的决定和行动。他相信他能在这些事件中看到某种历史的决定——命运，历史规律或计划。他在他的历史决定论中，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他代表一种极其典型的结合（对于他的时代，而且我猜想，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是典型的），即把民主——个人主义的因素和集体——民族主义的因素结合起来。
这个例子也许会提醒我们，在历史决定论中有着一些合理因素，它反对把政治历史仅仅说成是伟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那种天真写法。历史决定论者正确地感到，比这种方法更好的方法是可能的。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军队“精神”的想法那么诱人。
我对这些“精神”毫不赞同，不论他们以唯心主义版本出现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化身出现。我充分同情对此嗤之以鼻的那些人。但是，我仍然感到那些说法至少表明有一个空位存在；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用比较容易理解的办法，例如对传统所造成的问题进行分析，来充填这个空位。所以，对境况逻辑进行较详细的分析就有其必要了。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往往多少不自觉地运用这个概念。例如，托尔斯泰如何描述俄罗斯军队不作任何战斗就放弃莫斯科并撤到能够找到粮食的地方去并非由于任何决定而是由于“必须”。除了这种境况逻辑之外，或者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对社会运动进行分析。我们需要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研究各种社会建构（各种观念可以通过各种社会建构来传播和吸引人们），研究新传统如何产生以及传统如何起作用和被推翻。换句话说，这些集体（如国家、政府或市场）的个人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模式，必须用政治形势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等模式来补充。（关于进步的这种分析将在下节看到。）历史学家可以运用这些模式，部分地同别的模式一样，部分地结合他们所运用的其他普遍规律以寻求解释。然而，这仍然是不够的；这还不能满足历史决定论要满足的一切实际需要。
如果我们把历史科学同理论科学加以比较，并且根据这个比较来考察历史科学，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科学对普遍规律不感兴趣从而使他们陷入困境。因为在理论科学里，规律和别的东西一样是作为有关观察的注意中心而起作用的，或者作为进行观察的观点。在历史学中，普遍规律多半是很平常的和不自觉地被运用的，因此未能起到这个作用。这个功能必定由别的东西所取代。因为，毫无疑问，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按着因果链条追溯到远古是毫无帮助的，因为我们要着手研究的每一个具体结果，都有各种各样的无数部分原因；这就是说，原始条件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我们不感兴趣的。
摆脱这个困难的唯一途径，我认为就是自觉地把特意选择的观点引进自己写的历史中去；这就是说，写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历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歪曲事实，并塞进事先设想的观念框框，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没有塞进去的事实。恰恰相反，与我们观点有呆的而又可以获得的全部证据，都应加以仔细而客观的考虑（在“科学的客观性”的意义上，在下节讨论）。这只意味着，对于与我们观点无关因而我们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实，我们就不必多费心思了。
这种选择的方法起到了历史研究的作用，这些作用在一些方面类似于科学中的理论作用。因此，选择方法之所以常常被当作理论，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些方法所引出的一些罕见思想，可以作为可检验的假说来提出，不论单称的还是全称的假说，都完全可以看作科学的假说。但是，这些历史的“方法”或“观点”照例是不能被检验的。它们是无法反驳的，因而显著相符也是毫无价值的，即使符合的情况多如天上的星星。既然这种选择性观点或历史兴趣中心不能成为可检验的假说，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历史解释。
历史决定论错误地把这些解释当作理论，这是它的重大错误之一。比方说，把“历史”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或种族优势斗争的历史，或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斗争的历史，或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历史，都是可以的。所有这些都是多少使人感兴趣的观点，而且其本身完全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历史决定论并不这样说，它们没有看到必定有多种多样的解释，而且基本上具有同等程度的建议性和任意性（其中有些甚至可以特别富有成果——从某种重要性来看）。反之，他们却把历史解释当作学说或理论，断言“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等。如果他们确实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富有成果的，并且许多事实都可以按此加以排列和解释，他们就错误地以为这是他们学说的证实甚至证明。
在另一方面，古典历史学家虽然正确地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们却容易犯另一种错误。为了客观，他们认为必须避免采取任何选择性观点；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他们往往不自觉地采取了某些观点。这必然使他们力图客观的努力受到挫折，因为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的观点，他就不可能对他的观点采取批判态度并认识其限度。
摆脱这个困境的途径显然就是要认识到，采取某个观点是必然的；坦率他说出这个观点，并且永远认识到，这是许多观点中之一，即使它相当于一个理论，它也不能是可检验的。
32．关于进步的社会建构学说
为了使我们的考察不那么抽象，我在这一节里以极简略的概述来勾划一个关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的理论。以这种方法，我将举例说明在最后四节所提出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境况逻辑以及避开心理因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论点。我采用科学和工业的进步作为例子，因为无疑正是这个事件唤起十九世纪近代历史决定论，而且也因为我在前面已讨论了密尔在这个课题上的一些观点。
回想一下，孔德和密尔都认为，进步是一个无条件的或绝对的趋势，它可以回归为人性规律。孔德写道：“连续规律尽管由一切可能的权威用历史观察的方法来说明，也不应被视为定论，除非它合理地回归为证实的人性理论……”他相信进步规律（Law of progress）可以从人们的一种倾向演绎出来，这种倾向驱使人们不断完善他们的人性。在所有这些方面，密尔和孔德一模一样，他试图把他们的进步规律回归为他们所说的“人性的进步”，而人性进步的第一个“推动力……就是希望增进物质上的舒适”。按照孔德和密尔二人的观点，这个趋势或类规律（quasi…law）的无条件性或绝对性使我们能够从它演绎出历史的最初阶段或时期，而不需要任何原始的历史条件或观察材料和资料。于是，历史的全过程在原则上就可以如此演绎出来；密尔认为，唯一的困难在于“这个系列如此之长……，每一个接着出现的时期都是为数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部分组成，而不是人的能力所能计算的。”
密尔这个“回归法”的弱点是显而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