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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来到边塞文化公司，陶含之从老省长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在如何对待部属和处理外部事务上，老省长挥洒自如、谈笑风生的领导艺术，更使陶含之倾心。他觉着，这些东西是书本上根本见不到的，是老省长人生经验的精华。
本来，对接掌边塞文化公司总经理职务，陶含之兴趣并不太大。他想着的只是能在副职的岗位上帮帮忙，完成自己的论题，也就于愿足矣。但在老省长三番几次地动员说服下，还有李玉琴的几番鼓励下，陶含之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想法，答应了老省长的请求。
陶含之觉着自己即使不能创新，但萧规曹随，做个守成的总经理也许还能胜任。而潜伏在他心头的想法是，卢帆同陈玉媛都能把公司搞得那么好，难道自己连个女人都不如吗？
最后，陶含之说：“这样吧，我先暂代此位，临时主持工作，等有了合适人选，我就让贤。老实讲，我实在不是做经理的料。”
关于公司改制的事，陶含之没有太多想法，他觉着这种全新的体制或许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只是他有一点担心，就是离开政府这艘大船，会不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一定困难？尤其在目前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环境下，政府对企业干预的成份比较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样的事发生得太多太多，不能不引起重视。
为着这个原因，他向张鹄谈了一个条件，就是把自己的人事组织关系保留到龙城大学，作为自己冒险一拼的退路，假如哪一天不合适了，他还回龙城大学做教书匠去。
在办理交接的那天，老省长李耀宗在办公室同他谈了整整一上午。老省长反复强调了一条，搞企业，尤其是在现在的环境中搞企业，离开政府的支持将寸步难行。因此，企业管理要把三分之二的时间放在协调周边关系上，放在同相关人员的交际上面。
老省长语重心长地说：“边塞文化公司摊子不小，资产很大，在全省也算得上大企业；但是，企业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与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如果脱离社会，只会变成一潭死水。”
老省长直言不讳地说，他不怀疑陶含之的工作能力，只担心他处理周边关系时能否把握好度与量；这个看起来简单的事，却有很深的学问呢！
当然，陶含之也有过接待的经历，知道这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投其所好地满足对方的要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显山不露水地把矛盾化解掉，这就是经商者应当遵守的“和为贵”的规则。
因为陶含之是公司的副总，交接工作便很简单，只用了一上午时间。接下来就是对各分公司和处室领导的调整，动作不大，也没费什么事。
上任伊始，陶含之根据李耀宗出国前的建议，首先在公司招待所组织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专门宴请朔城市的各级领导，包括工商、税务、公安、物价等所有的具有管理职能的部门。
招待会那天，因为副书记张鹄也来参加，朔城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来捧场，人山车海地济济一堂。
在洪涛简单的致词完毕之后，接着是张鹄的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边塞文化公司这几年的经营成果，以及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勉励陶含之在接任之后，一定要再接再厉，使文化公司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张鹄讲完后，陶含之走到台前，举起盛着红葡萄酒的酒杯，冲着满座的宾客，很有礼貌地说：“各位领导能在百忙之中莅临敝公司指导，我谨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向各位领导表示敬意、表示感谢！”说完，在大家震耳欲聋的鼓掌声中喝下了第一杯酒。
这天，陶含之绕着酒桌向大家敬酒，到酒宴完毕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弄不清喝了多少杯，这是他生平以来喝酒最多的一次。
招待会依照常规，为与会者准备了一块价值一千多元的羊毛毯。
等大家散去的时候，杨小丽扶着微醉的陶含之回到宿舍的时候，不无关怀地说：“陶总，真还看不出来，您在酒会上的表现还真有种大将风度呢！”
陶含之看一眼杨小丽笑靥如花的面孔，得意地说：“这就是人们讲的社交能力吧。用这种办法疏通关系，也不是很难的事嘛！”
杨小丽说：“陶总，今天有张省长在场，大家都会给咱这个面子的。要知道，喝酒应酬，这只是交际场上的皮毛，实质性的运作决不会如此简单，更不会像今天的温文尔雅。有些人看起来很不错，到真有了事去找他，决不会这么好说话的。我看您是不是再抽点儿时间，到那些部门走走，时不时地请他们吃顿饭，也好以后找他们帮忙呢！”
陶含之看一眼杨小丽，他不知道这位涉世未深的姑娘怎会对世故人情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他只是有点儿不以为然地说：“真有这个必要吗？”。
张鹄被双规的第二天，应天碧接到了省委书记兼省长梅刚的电话，约他晚上到自己家里好好谈谈。
应天碧同梅刚只有数面之交，他对这位省委书记印象很深，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保持廉洁公正的本色，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梅刚近期来抓了件轰动全省的工作。
前不久，一位省厅的副厅长托人找关系，几次三番非要把他请出来吃顿饭，梅刚推辞几次后便答应了邀请。
吃饭的地点就选在尔雅大酒店一间豪华包间里，晚上六点，梅刚带着秘书和司机到了饭店。他让秘书同司机另外开了间屋，自己同那位厅长在预定的包间里坐下来。
饭菜很快端上来，有鲍鱼、有鱼翅、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高档饭菜。酒点得是极品茅台，但梅刚说这种酒不对口味，还是来点儿咱省的“坛儿汾”吧。
副厅长连连叫“好”，忙着叫服务员把酒换成了五十度的老坛汾。
席间，这位副厅长口若悬河，盛赞梅刚的功绩人品；对着这番肉麻的吹捧，梅刚一笑置之，未做任何表态。
梅刚素来不饮酒，但今天却很例外。他拿了只小杯，自己喝一点，却让那位副厅长喝一杯，不一会时间，那位副厅长早已经面红耳赤，连说话都已经不清楚了。
这餐饭很快吃完了，一算账，共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元。
服务员送上账单来，问是买单还是签单。
那位厅长说：“咱吃饭都是签单的。”说着，连看都不看，就在服务员送来的菜单上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
等服务员出去，梅刚讲话了，他说：“看来你同这里很熟的。像你这样的招待每月有几次？”
那位副厅长打着饱嗝，用手遮住嘴巴，一边用牙签剔着牙齿，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咱每天都在这里招待，当然很熟啦。现在社会上兴交际，像咱这个层次的人，不是咱请就是别人请，每天除了早饭能在家里吃，其它两餐饭都在外面应酬；您说现在这个社会，不就是凭关系靠朋友吗？至于吃饭标准吗总是因人而异，不过像我们这个级别的，不管是请人还是人请，总不能不像回事，让人寒碜吧。”
梅刚点点头说：“看来你也确实够忙乎够累的。”
这位副厅长因为饮了几杯酒，又觉着省委书记给了自己天大的面子，心情不错，便越说越来了劲：“这还算小的，每天除了吃饭还得陪人下歌厅，上桑拿，美容洗发，一天排得满满的，很累呀！梅书记，您说这人生在世能有几天？除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外，得便享受享受也是人之常情嘛！”
梅刚说：“照你这样算来，一天的开销也挺大的。”
那位厅长从梅刚的话里似乎嗅出点什么味道，便讪讪地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在社会上混，即使没事办，也总得有点儿往来应酬的！”
梅刚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呢还是社会上的混混？是啊，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从来就讲的是礼尚往来。何况你身居高位，大权在握，这往来就更有讲究了。只是，你们这种往来搞得太离谱，太不像样子。像今天这样一席几千元，真称得上是‘豪门一席饭，百姓几年粮啊。’我想，你今天的饭费一定不会自己掏腰包。”
这位副厅长见梅刚声色俱厉的样子，也弄不清发生了什么事，连酒都吓醒了一半，呆在那里默不作声地看着梅刚出了门。
梅刚喊来秘书，坐车离开了酒店。
上了车，梅刚问秘书：“你看了看吃饭的有些什么人？”
秘书说：“这个酒店有三十六个包间，有二十三个包间里坐的都是省市厅局的领导，有组织部的、有纪检委的、还有财政厅、国土厅等职能厅局的；还有八个包问里是公安、税务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光是从服装上看的，具体身份搞不清楚；其余几个包间里像是经商的，不好确认身份；我初步了解了一下，这里每个包间的最低消费是五千元。而这个酒店一天的营业额在二十万到三十万元。”
梅刚问：“像这种级别的酒店在龙城市有多少？”
秘书扳着指头数了半天，说：“不下二十家吧。也就是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每天最少要吃掉四百万元；再加上歌厅、桑拿的消费，大约每天不会低于一千万元，一年在三十亿元左右。”
梅刚听了不由地皱起了眉头，他真得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几天前，他收到张鹄给他打的一份报告，报告中主要讲述了三个问题：
一是公款吃喝，几乎遍及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与之伴随的是歌厅、桑拿的消费，几乎形成一种无法遏止的势头。有的领导干部成天混迹娱乐场所，下赌场、蓄小妾、泡小姐，无所不为。
二是公款购车，互相攀比竞赛。有的权力部门，不仅领导都配置了高档小车，就连普通科长、办事员都成天开车出入，招摇过市，影响极坏。
三是公款旅游，借开会的名义，横征暴敛，向相关部门和企业硬性摊派，三天一次小会，每月一次大会；住高档宾馆、吃豪华宴席，穷奢极欲。特别是近日来龙城市清缴行政收费，引起了省城企业界的巨大震动，许多企业因此倒闭，各大商家纷纷收手，转往外地投资，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报告建议省委组织相关部门，大规模清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小金库，及时刹住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和乱罚款的风气。
梅刚在收到这份报告的当天便批转党风办，着手组织调查。
几天后，党风办报上来的情况更加惊人。除开上述吃喝、购车及外出旅游的情况外，由此派生的职能部门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更加触目惊心。
这些部门把这些款项用来消费、发奖金、购小车、购住房，成了单位的小金库，也成了腐败的源头。据党风办的初步估算，每年全省职能部门收回的这类资金有上百亿，除开少量上交财政以外，大部分被这些蛀虫挥霍，或者作为灰色收入进了个人的腰包。
看完报告，梅刚愤怒了。
他早听说过公款吃喝的事，却并没想到会如此严重，如此触目
梅刚想到了老百姓中间流传的“三转”干部的说法：“上班绕着领导转，吃饭围着桌子转，歌厅跟着裙子转。”这难道就是这帮公仆的写生画吗？
梅刚想：公款消费仅仅是腐败的一个源头，伴随着这种腐败的，一定是巧取豪夺的强权；一定是对老百姓和企业的肆意刁难和敲诈勒索。难怪晋省的企业运作会如此艰难，难怪晋省的经济会始终在一个台阶上徘徊，也难怪晋省的畸形消费会如此火爆；在这所有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肮脏和不堪，隐藏着怎样的不幸和辛酸？！
想到这里，梅刚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之中；作为一省的最高决策人物，面对这些人、这些事，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这虽然是发生在少数部门、少数人身上的事，却会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呀！
在这个背景下，为了作一次实际调查，他答应了那位副厅长的邀请，并安排秘书同司机借这次宴请，做了一番认认真真的深入实际的调查。
第二天一大早，那位请梅刚吃饭的副厅长就被宣布免除了职务，并下放到晋西北农村去蹲点扶贫。让这位厅长无法理解的是，在各地、各部门请客送礼大行其道的时候，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在同一天，由梅刚组织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梅刚书记亲自担任全省清理党政机关“三乱”领导组组长，副书记张鹄同省纪检委书记巩正源担任副组长，抽调纪检、监察部门的人员，开始了这项规模浩大的工程。
清理各级政府乱收费、乱罚款，无疑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