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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也纳成立盟国对奥委员会之前，其他三个占领332 区内，由西方盟国各自执行其政策。无可否认，所有这三个国家的政策都是旨在集中处理主要的纳粹官员和战争罪犯，对小人物则从轻发落。但实际做起来是五花八门的。
在西部占领区内，美国军政府有好几个星期并朱着手进行有系统的工作，因为奥地利是以一种不曾料到的方式解放的——这就是说，军政府的官员原来是要去德国的，过一段时期他们不得不把工作移交给专门来奥地利服务的同事。此外，当法国人进驻从美占区划归他们占领的那部分地区时，这部分地区的工作又作了第二次移交。在英占区内，初期的活动不得不只限于卡林西亚，在那里一开始就能够贯彻原定的总政策，因为配备执行奥地利军政府任务的官员是随着第八集团军从意大利进入占领区的。在三个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对于奥地利当局本身应准予协助进行非纳粹化工作到什么程度，都存在着混乱，那种混乱持续地存在着。
10月份盟国承认了临时政府，接着临时政府的权力扩展到整个奥地利。这本应意味着原来非纳粹化法律的效力也同样会扩展到全奥地利的。其实不然，因为临时政府的一切法律须经盟国委员会正式批准才能在全奥推行，而非纳粹化法律直到12月才被批准。因此，西方国家占领区的非纳粹化工作暂时仍然由各占领国紧紧掌握，其方式方法各不相同。
1945年10月31日，盟国对奥委员会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由四国组成的非纳粹化工作局，旨在使这项工作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可是还没来得及考虑问题，费格尔政府成立，情况又起了根本性变化。这就使通过奥地利当局来进行工作，更有其必要了。1946年1 月10日，盟·国委员会对这一客观现实给予某种程度的承认，要求奥地利政府在内务管理局的总的监督与管理下，于两个月内彻底清洗民事部门上层三个等级中的纳粹分子，而且允许该政府自由制定和贯彻自己的反纳粹法律。然而，盟国对奥委员会保留权利，撤换国家管理机构或私人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官员或高级职员，只要他们是进行过直接反对盟国或奥地利民主力量的纳粹活动，即使这些活动333 根据非纳粹化法律还未一一列入专门项目之内。这一要求所产生的总的效果是把非纳粹化工作的执行权从占领军手里移交给奥地利人，但盟国行使自由决定权而采取直接行动的清洗除外。虽然在这一年内盟国委员会有理由抱怨非纳粹化行动过于拖拉，但从总理给盟国委员会的定期报告来看，进展还是相当大的。7 月26日费格尔报告说，奥地利政府从公用事业和工业岗位上撤换了二十七万名纳粹分子。6月份建立的内阁会议到年底已经“甄别”了大约一万五千名主要文职官员。在同一时期内，应盟国的要求，有四百零八名重要文职官员和实业家已被撤职，而由奥地利主动处理的约五千余名。9 月15日，总理报告说，共有三万九千名奥地利文职官员已被解职或发给年金令其退职，还有二万六千名尚未处理。年底也有一份类似的报告，谈到在私人企业中采取行动的情况，说有二万五千名高级职员和二万八千名雇员已被解职。
与此同时，政府着手制定一项新的非纳粹化法律，可使整个工作进程按一个恰当的统一标准开展。这项法律最后在7 月24日由奥地利议会通过，送交盟国委员会。委员会中的苏方成员反对这个法律中的许多条款，法方成员也多少表示反对，到12月才取得一致同意，其代价是作了近五十处修改，大大加强了这整个法律的严厉性。奥地利政府不喜欢那许多修改之处，因为接受那些修改，简直要使已经严重缺乏有能力的文职官员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但是，当时有人认为，接受修改和通过这项法律是同奥地利订立和约的先决条件，而订立和约的谈判已定于新年开始，因此修改的内容逐步被吸收到这项法律的新文本中，终于在1947年2 月6 日被通过了。
这项法律要求对以前的所有纳粹分于进行登记，并根据他们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和履历来一般地划分为“有牵连”和“较少牵连”两大类。它还规定按罪行轻重进行惩处的等级。惩治办法从禁止在某种职业范围受雇到支付“赎罪税”，各不相同，而且可以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来决定再罚或不再罚。这项法律的实施交由奥地利非纳粹化官员去执行，这些人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一切有关系334 的奥地利人和盟国当局保持联系，并对行政机构的非纳粹化工作个人负责。
1947年这项法律的实施，其时间已超过了本书的范围。但也许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盟国委员会对法律进行修改使它更为严格之前，这项法律与临时政府通过的早期关于这一问题的法律合在一起来看，其总的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说明奥地利政府从最早的时候起就已决心肃清希特勒主义的流毒了。也应该说，1946年9月1日由奥地利当局登记的前纳粹党员或候补党员不下五十三万六千人，其中二万二千七百二十九人是党卫队员，六万一千一百九十八人是挺进队员。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合在一起，在全体选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实际情况是，登记的纳粹分子数字超过了奥地利最大政党的党员数字，因此他们代表着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对之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忽视。
（四）君主主义者的活动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奥地利政府经盟国委员会同意对于1946年初哈布斯堡王族成员在奥地利重新露面所采取的行动。人们普遍认为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和罗伯特大公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法国的一些支持，而在奥地利本国，他们的事业在早期受到过奥地利人联邦同盟的支持。1946年初，他们在维也纳法国管制区内露了面。社会党报纸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奥地利政府赶紧重申，前共和国所通过的并在宪法里体现的有关驱逐不肯宣布效忠于共和国的哈布斯堡王族成员的法律仍然有效。继而又通过内务部发布一项正式命令，驱逐那两个大公并解散奥地利人联邦同盟。1 月22日，法国高级专员贝图亚尔上将在盟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声明那两个大公进入法管区并未得到法国政府批准。会议通过决定，保证委员会将帮助奥地利政府执行把哈布斯堡王族逐出奥地利的法律。2 月25日，委员会采取最后的逻辑上必然的步骤，正式禁止组织任何君主主义的政党。
（五）奥地利的报刊
正如奥地利的政治活动几乎在尚未完全解放时就重新恢复一样，奥地利的报纸在苏军到达维也纳刚刚两周之后就复刊了。出版的第一份报纸是《奥地利报》，“为维也纳居民办的红军报”，1945年4 月21日首次发行。可是，仅仅三天之后就出版了奥地利人办的第一张报纸《新奥地利报》，它是在三党联盟主持下出版的，后来这三党联合组成临时政府。过了一段时期，直到8 月5 日，1895年创刊的社会党《工人报》和1929年创刊的右翼《人民小报》都在街头再次出现了。在同一天，新的共产党日报《奥地利人民之声》也创刊了。在此阶段，按照苏联的政策，俄国人是不反对奥地利报刊这样复刊的。他们也许可以指望编辑们在这个阶段谈到占领国问题时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小心谨慎，但是，就苏联严格控制国内报纸而言，他们竟肯让具有这种传统的奥地利报纸复刊，在西方观察家看来，真是十分奇怪的事；1945年西方盟国到达维也纳时，也都仿照苏联的先例，开始出版自己的日报。8月26日，美国的《维也纳信使报》创刊；9 月18日英国的《世界新闻》初版问世。这时，逢星期一没有日报，法方对新闻政策方面的问题特别机敏，11月12日出版了《维也纳星期一报》以填补这个空隙。然而，这份报纸到1946年2 月25日就停刊了，法方从2 月18日起即以《星期一世界报》来取代，而在1946年10月1 日又出版《世界晚报》来补其不足。与此同时，奥地利官方报纸《维也纳报》于1945年11月12日复刊，开始其第二百三十八年的发行。11月21日，第一份非德语报纸《英国晨报》第一次在维也纳问世，它原来是由英方于这一年的夏季在其占领区内出版的。
这样，到1946年底，维也纳的情况如下：
晨报《奥地利报》（苏方）
《新奥地利报》（无党派）
《工人报》（社会党）
《小人民报》（人民党）
《奥地利人民之声》（奥地利共产党）
《维也纳报》（官方）
《英国晨报》（英方）
午报或晚报《维也纳信使报》（美方）
《世界新闻》（英方）
《世界晚报》（法方）
星期一版报纸《体育日报》（地球出版社——共产党控制的报纸）
《星期一世界报》（法方）
西方国家对奥地利报纸最初的态度表明是有保留的，这和它们对待奥地利政党的态度相似。战争结束后的最初几周内，在西部占领区内都没有奥地利人办的报纸，这和苏联占领下的维也纳的情况是一个奇怪的对比。到盟国对奥委员会开始工作时，政策才互相协调，其代价是在维也纳实行某些法律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即使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在维也纳人看来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因此，10月1 日盟国委员会在正式确定奥地利的出版自由时，同时规定不许任何报纸批评盟国委员会或盟国军政府，不许发表任何针对盟国政策的批评意见或有损盟国团结的文字。自此以后，情况开始逐渐朝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盟国允许在其占领区内出版属于主要政党的地方报纸，并倾向于允许这些报纸的编辑逐步取得较大的自由。另一方面，苏方则逐渐开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解释1945年10月1 日的决定，而且不时勒令违反该决定的报纸停刊或受惩罚。1945年12月28日，盟国委员会向所有编辑发出通知，提醒他们有义务遵守10月1 日的决定；1946年5 月10日也作出决议警告右翼的周报《车辙》。象这种能为四方成员一致支持的行动是罕见的。3379月13日，苏联企图撤换社会党《工人报》的编辑，就未能获得成功。
但是，如果说这种程度的监督已被奥地利人所憎恨，认为是盟国不能遵守莫斯科宣言的诺言的另一例证，那么它和盟国控制新闻纸而强行限制出版相比，引起的怨言毕竟要少得多。西方盟国决定出版自己的日报以与苏联的《奥地利报》相抗衡，这就使奥地利人的新闻纸供应受到很大影响。1946年，这个国家的新闻纸总耗用量是二万四千二百五十五吨，盟国报纸就用去不下一万零九百七十一吨，即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占领的原来目的由于冷战危机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恐难找出更明显的例子了。
第三节 经济发展
（一）引言
在1945—1946年间，盟国对奥委员会在经济工作方面需要考虑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这一时期压倒一切的问题，需要维持粮食供应，避免产生大规模的饥馑。第二个是逐步由奥地利人自己承担政治责任。第三个是东、西方盟国间在早期出现的政治分歧。第一个问题意味着经济管理处除了搜集情报为将来的行动打下基础外，对整个经济的恢复几乎做不了什么工作。重点全放在救济工作上，实际任务主要是对从盟国库存中所能调拨的物资输送给奥地利加以监督而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需要采取行动时，奥地利政府的担子越来越重，而盟国对奥委员会经济管理处的责任则越来越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到1946年经济管理局的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东、西方盟国之间的争论上。一般说来，西方力图促成奥地利的经济独立，而苏方则力图予以削弱。从1946年春季以后，又有第四个因素以当时在奥地利开始工作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团的形式出现。这个代表团是在盟国委员会总的领导下工作的，当然与经济管理处有紧密的联系，但对于日常工作，代表团则和有关的奥地利当局338 直接联系。因此，后者几乎一直不能处于较好的境地。一方面没有外援，他们无力恢复本国经济。另一方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