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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鸣，而且毫无用处。在这些世事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一步一步地得来的，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先走一两步而已。所以明智的做法是尽量把个人的决定保留到所有目前还潜伏着的事实和力量都显示出来。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使得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人们把这一政策描述为“不仅是对德国采取强硬32政策的公式，〔而且〕是规避讨论德国前途的公式”。往往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挫伤了希特勒集团内部反对派的情绪，使得德国在苏军到达欧洲心脏地区以前不可能上崩瓦解。丘古尔在回忆录中仅用十三行篇幅描述了1944年7 月20日的事件，由此可见，他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但我们不要忘记以下四点。第一，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国的民族主义者用来“博取同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这种夸张失实的说法，即盟国未能履行1918年的投降条件；1945年以后德国人一再企图让他们的征服者按海牙陆战公约承担明确义务，由此看来，他们一旦找到机会就会重蹈覆辙。第二，作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使德国人确信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接受了一个德国新政府提出的投降条件，上述教训就会被遗忘殆尽，正如1918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因为今后世世代代的人会争辩说：要不是提出投降条件的人在国家背后戳了一刀，战败的命运是能够避免的。德军必须抵抗到底并在战场上忍受明显的失败。第三，即使反纳粹的反叛集团力量很强大，能够上台，对于那时盟国注定要坚持的条件，他们是否愿意稍加考虑，也是颇为可疑的。“我记得有好几次曾试图起草能使征服德国者息怒的媾和条件。写出来后，它们竞是如此骇人，而且事实上绝不能办到，以致把它们公布出来，只会刺激德国人抵抗得更厉害。”第四，任何政策，其要求如低于无条件投降，那就势必引起俄国人对盟国的怀疑，大大增加苏联同德国单独媾和的危险。如果斯大林按照他一度宣布的那个意图行动的话，即一旦把最后一名德国人驱逐出俄国领土，就停止进军，那么英美两国的任务将大为复杂化。这种障碍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因为据说斯大林一直赞同起草确切的投降条件。
如果说决心把拟定德国投降条件的工作推迟到最后一刻钟是一种明智的政策，那么听任感情用事，随意违背这个方针，就无意义了。要么对那些由专家们经过长期研究后草拟的方案加以仔细研究，要么对这个问题干脆回避。实际情况是这样，问题在最高一级谈谈停停地讨33论过几次，而且讨论时没有任何背景材料。具体地说，丘吉尔面对摩根索方案提不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他方案。“最初我强烈地反对〔限制德国工业的主张〕。但是总统，还有摩根索先生——有好多事情我们都要问他——是那么坚持，最后我们就同意考虑。”当时艾登不在场（他一经得悉有关情况，立即赶到魁北克并激烈谴责该方案）。魁北克会议期间，丘吉尔的主要民事顾问恰巧是彻伟尔勋爵，据科德尔·赫尔说，他敦促丘吉尔同意，因为他为这样的前景所吸引，即按摩根索的办法去做，英国可以解决战后出口贸易的难题，这个问题在伦敦正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同时，总统最后作出让步，同意英国提出的以德国西北部作为英国占领区的要求。这一点同艾德礼委员会最初建议的，并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所支持的方案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总统要求让美国掌握德国的海港以方便美方的交通运输。“英国的参谋人员认为原计划比较好，还看到如果要改变计划，将引起许多不便和混乱。”据说英国的海军急于要控制德国的海军基地和船坞。为了妥协，对原方案略加调整，把不来梅一地划出，交给美方管理，并同意美方有权使用从不来梅到南德的铁路。同罗斯福总统的处境一样，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期间讨论外交政策时，他的主要外事顾问也不在场。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时间仔细审查那个计划，并且说，他在回顾此事时，肯定不觉得他当真会受其约束。或许他也是“屈从于一位忠实的老朋友再三再四的要求”吧。
盟国方面曾屡次试图把“无条件投降”政策降低调子，或者至少加以解释一下。根据上述种种理由，首相不大同意这样做。“打算向德国提出的实际条件，如果详细列明的话，决没有向他们重新保证的意思。”但是他认识到把德国人“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硬于到底的集团，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他已经作过解释，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彻底粉碎敌人进行抵抗的意志，并不是说盟国想用残暴的行为玷污他们胜利的武34器。1944年2 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想法：“无条件投降”一词并非意味着德国人将遭到奴役或毁灭，然而它具有这样的意思：在德国投降时，盟国将不受任何条约或义务的约束。譬如说，大西洋宪章不能当作一种权利适用于德国，这将是毫无疑问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胜利者有权放手行事，但并不是说胜利者有权野蛮地自行其是，也不是说胜利者想把德国从欧洲各国的地图上抹掉。如果说我们受约束的话，我们对文明的良心就是唯一的约束。
当然，也有好多场合，丘吉尔谈到德国人时是直言不讳的：在我们一生中，德国人曾经两次，加上我们的父辈则有三次，把世界投进他们所挑起的扩张与侵略战争。他们登峰造极地把武士和奴隶的特质合而为一。他们自己不珍惜自由，但看到别人享有自由却极其憎恨。他们一旦变得强大起来，就要寻找牺牲品；他们以铁的纪律追随任何一个领导他们找寻牺牲品的人物。德国的核心是普鲁士。那里是一再发生瘟疫的策源地。……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由于条顿民族追求霸权，英、美、俄三国人民曾两次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危险和流血牺牲，因此他们这一次一定要采取步骤，使普鲁士或整个德国再也不能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德国生活中必须彻底摧毁的两个因素，如果欧洲和全世界要避免更可怕的第三次战争，上述两个因素必须连根铲除。
但总的说来，丘吉尔的本能和历史知识都驱使他采取一条为本国许多同胞所赞同的中间路线。他在1945年1 月对艾登说，“‘重新扶助苦难的德国’的政策激起我从感情深处”发表意见时，处处受到打击。“关于‘欧洲的心脏不能让一个中毒的社会存在’的论据，我也很明白。”他要把第二次大战打出个胜负分明、不容争辩的结果，但是他不愿意看到在停火以后人们仍怀恨不已。甚至在发表谴责德国人的演说时，他也会中断自己的话说：“我们不是为了同这样的种族过不去而打仗的。”他告35诉我们，在德黑兰会议上，当斯大林提议在战后必须把五万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人员抓起来枪毙的时候，他是多么愤慨。在雅尔塔会议上，也正是丘吉尔在表示原则上同意分割德国之后，最后一分钟似乎有所犹豫，主张由三国外长把这方案提交一个委员会审议，而终于束之高阁。虽然，他说过“原则上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但他也提出抗议，说不要“用德国食物把这只波兰鹅塞得过饱，以致因消化不良而死掉”。也还是丘吉尔，他根据英国内阁指示，反对苏联向德国索取二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并且拒不同意确定任何具体数字。“我的脑子里浮现出饥饿不堪的德国的魔影……我们是安稳地坐在那里说：‘你们活该挨饿呢’，还是想法子去让他们活命呢？如果让他们活命，这笔钱由谁来付？如果你有一匹马，要它拉车，你就得喂它一些粮草。”他把自己的处世态度归纳在他的“一生的铭言”中：“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
1918年胜利后，英国大选的主要争论是围绕着“绞死德皇”和“挤橘子要把子儿挤尽”这两个问题进行的，这样就使得缔造良好和平局面的任务大为复杂化。1945年，诺埃尔·科沃德的“让我们不要对德国人发泄兽性”这句话，最接近于表达英国公众的情绪。有很多原因使现在的情况遇然不同；舆论、官员以至内阁大臣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但是一部分功劳必须归功于首相。他主要依靠仁慈为怀的良知而不是凭借组织周到的简况介绍会，使得英国人民没有上那些廉价推销的解决方案的当。令人遗憾的是他对于他的谈判对手未能施加同样的影响；相反，他们似乎合伙引得他接受一些并非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特色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内奠定的基础是牢固的，足以抵消掉他在1945年大选中讲的某些过头话，并且使得英国政界的左翼和右翼在对德政策上没有出现根本分歧。在艾德礼和贝文继任首相以后，执行的路线没有急剧的变化。在“两党合作”这个名词创造出来以前，实际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的确，工党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国有化政策的支持同保守党政权所可能给予的支持自然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也因下列事实而显得无大区别，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两方的支持都不是非常有力的，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即从英国对德国问题的主要态度来看，在力图恩威兼施的精神指导下，英国政36策的推行，只是偶尔在某几个短暂时期内有些动摇。企图在两极之间求其平衡，在决策方面有时候便会陷于无能，而取得和谐的切实措施，又绝不是经常采取的。不过，说句公平活，毕竟是做过尝试了。
第三节 法国
法国在德国的地位是异乎寻常的，因为法国取得这种地位主要是靠其盟国特别是英国的宽宏大量，而不是靠它本身的努力。欧洲咨询委员会在最初拟订的方案中并没有给法国设立占领区。1944年11月丘吉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将军“强烈要求参加对德国的占领，不只是在英军或美国统帅部下面分一块地盘，而是把地盘置于法军统帅部的管辖之下”。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情，他“深知无需很多年，美国军队就得回国，英国在海外维持庞大的军队也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同我们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也同我们的资源条件不相称”。他还说这个问题必须拿到盟国间的谈判桌上去解决（虽然立即产生这样的谣言：法国驻扎军队的确切地区已经达成协议了）。自然，在雅尔塔会议上没有法国的代表，尽管戴高乐将军在1944年9 月12日曾宣称：“我们认为解决有关欧洲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法国参加，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管怎样，丘吉尔极力说项，要让法国有一个占领区。在罗斯福声称美军占领期限将限于两年的时候，丘吉尔就更加感到有充分理由这样做了。“如果美国人离开欧洲，英国就不得不单枪匹马占领整个德国西部。这样一个任务是远非我们所能胜任的。”他据理力争，说服了罗斯福，然后他们两位政治家又联合起来设法使斯大林勉强同意。斯大林说他不能忘记“在这次战争中是法国打开大门把敌人引进去的”。据哈里·霍普金斯记载，“温斯顿和安东尼（艾登）象老虎一样拼命为法国争取”，他们的理由是“伟大国家的命运不应该为它们管理机构的暂时状态所左右”，但苏方同意的前提条件是37法国占领区只能从英国占领区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一块来，不能影响俄国占领区（这一点也适用于帕林）。又经过几天的争论，俄国人才同意法国在占有一个占领区的同时，也须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享有一席。
英、美、苏三大国未能完全平等地对待法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国解放后的情况没有可能在共同协议的宪法基础上选出一个政府来代替法国临时政府。交通运输破坏得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当地的抵抗运动领袖——常常是共产党人——随意处罚，为所欲为。人们对德军占领和维希政权，记忆犹新，心灵上留下深刻的伤痕。他们一直希望在抵抗德国统治中形成的团结会持久不衰，并且会使第三共和国时代最缺少的那种要素得到恢复，但是事态的发展逐渐明朗，证明情况并不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法国内部本来就够激烈的争吵，变得更加激烈了。”虽然有法国第一军在盟军战线的右翼阿尔萨斯作战，但法国的武装部队仍然虚弱得不象个样子，装备全依赖外国供应。法国人嘲弄权威的癖好在占领期间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爱国主义的光辉，而旧有的恶习不但没有随着重新获得自由而消失，反而仍在继续腐蚀公共道德。国家的经济状况混乱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