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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代表蒋先云等决定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有黄埔军校学生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等，在教职员有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大都是共产党员。联合会在其存在的18个月中，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革命军人中有明确宗旨、严密的组织、严明纪律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革命团体。 黄埔军校右派分子王柏龄等为了与联合会相对抗，组织了“中山主义学会”。这些人打着研究中山主义的旗号，把右派分子集中起来。几个月之后，王以中山主义学会为基础，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说： “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就是要和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 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都是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贺衷寒、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胡宗南、吴铁城、缪斌、冷欣、曾扩情、酆悌、桂永清、欧阳格、刘峙、陈肇英等。它是蒋介石豢养的反共反革命的团体。
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盗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放出种种污蔑中伤共产党员的滥言，甚至挑起冲突，大打出手，酿成武斗惨剧。孙文主义学会会员、黄埔军校官佐林振雄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枪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当时引起大风潮。军校进步师生同声抗议林振雄枪击李汉藩事件。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貌似公允，暗中却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竭力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控制。
1926年2月2日，蒋介石装作协调两会关系，召集两会负责人开会，议定4条办法，利用孙文主义学会以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监视，把联合会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庇护右派，打击左派。蒋介石操纵孙文主义学会，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它原是由永丰舰改名的，孙中山曾在永丰舰上避难，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中山舰”。蒋介石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多次策划，散布说：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蒋介石精心策划之后，于1926年3月18日，令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
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日下午6时兵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露械外出，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
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陈策、欧阳格、吴铁城等人，率武装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逮捕李之龙，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就以第2师、新编第1师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他们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20日下午，释放了许多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报纸上披露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感到莫名其妙。因为通讯联系不便，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受到软禁的苏联使团布勃诺夫等人不能不表态。22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 “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
蒋回答道：“对人不对俄，希望鲍罗廷速回俄。”领事馆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 布勃诺夫立即将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和其他顾问组成员10余名遣返回国。
事变之后，蒋介石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如果共产党人进行反击，蒋介石的地位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当时周恩来、毛泽东等都主张反击，当时的革命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10多万人，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多农民加入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4期2000多学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6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件，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人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2军军长谭延辏Ф匀怂担槭奈恢锰岬锰吡耍坏�3军军长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指挥；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6军军长程潜都对蒋介石不满；第5军军长李福林同蒋介石也有矛盾。如果当时提出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在该军中有较大影响，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去很不满。因此，搞掉蒋介石，不会有更大的困难。但是苏联使团布勃诺夫给蒋介石频送秋波。蒋介石又演出虚假的自请处分的闹剧。3月23日，蒋介石煞有其事地呈文政府，说：“此次事起仓猝，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 应自请从严处分。”
同日，汪精卫托词“因患晕眩”，请假治疗。汪精卫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矛盾。蒋介石阴谋发动政变，包围了汪的住宅，使挂着国民党政府主席和国民党革命军总代表名义的汪精卫感到十分难堪，如同受了一记耳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蒋介石自请处分的呈文，通过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留给汪精卫的只有羞愤出走了，他借口养病，隐匿下来，不久就动身去了法国。蒋介石把自己装扮成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3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250多名。中山舰的军权被夺取，舰长换成了欧阳格，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所有会员被迫退出黄埔学生军。蒋介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又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1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职务，“软禁”了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还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但是，不久，他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他不仅使孙文主义学会借尸还魂，还进一步扩充了他的反动力量。
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他通过中山舰事件，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在这个事件之后，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布勃诺夫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中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5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布勃诺夫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
第四十二章 挥师北伐
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写信给在莫斯科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中共广东区委也不得不听从布勃诺夫的意见。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从广州回国路过上海时，向中共中央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
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柱石”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当蒋介石于4月7日假惺惺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电以后，陈独秀劝说蒋介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陈独秀紧步布勃诺夫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就是劝蒋介石不要辞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具不是手，而是脑”，“没有教育，就没有持久的革命”，只，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自然是着重检讨中共本身的错误，迁就蒋介石，而不是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独秀派出张国焘来到广州，采取退让妥协政策。他们认为，不管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何，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共产党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张国焘和蒋介石大开谈判，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中山舰事件遂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计中山舰事件，在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得逞后，又步步逼进，于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要求在一个月内召集中央全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他正式提出一个提案，说：“近来国内政治现状，瞬息变化，本党对于时局问题，亟应确定方针，以资应付。……自前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必要。” 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选举谭延辏А⒔槭⑻菲缴轿飨拧；嵘希槭蜃判鞴擦降彻叵档幕献樱韵陕恰⒍啪婪孜杩冢岢隽艘桓觥墩淼澄癜浮贰Ｕ飧鎏岚腹�8点，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A3，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这显然是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
《整理党务案》还规定成立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这个联席会议显然是蒋介石用以限共、反共的一个工具。因为国民党代表比共产党代表多2人，国民党推选的代表是：张静江、谭延辏А⒔槭⑽饩春恪⒐嗣嫌啵膊车拇沓俪傥茨苎〕觥！ �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鲍罗廷会前已知道了《整理党务案》的大概内容，他害怕苏联顾问会被驱逐出广州，为了稳定局势，寻求同蒋介石继续合作，他曾要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蒋介石听后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意见，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把他的退让妥协意见拿来，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结果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
在通过《整理党务案》时，国民党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