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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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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诀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把主观主义同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错误思想一并提出,加以分析和纠正。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罗荣桓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会后,红六军成立,黄公略为军长,陈毅为政委。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东固的陂头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称为“二七会议”),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4、5、6军共同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陈毅、邓子恢、滕代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潘心源、刘士奇、谭震林、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二七”会议后,又成立了红十二军,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委。1930年3—8月,在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到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便在全国推行了他的暴动计划和“左”倾理论。是时,中国共产党仍处在幼年时期,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又干涉过多。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布哈林在报告中责备了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六大”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和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由于过分强调领导层的工人成份,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胜任,无法起决策作用,党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周恩来担任。由于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很快被撤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职务,苏兆征于1929年2月病逝,李立三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1929年8月下旬,不幸的事件发生: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周恩来接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为了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情报,要求陈赓负责,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务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共产党在早些时候已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提供了不少情报。1929年末,又派遣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去莫斯科,是因为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共产国际在1929年初夏派了1个德国人和1个波兰人到中国来,组成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开会,会前或会后都要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他们商议。是时,蒋桂战争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勾结军阀”。在富农政策问题、游击战问题上,双方发生争论。远东局主张一定要把反富农问题写上党纲,又认为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周恩来等不同意这些意见。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便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即:一是富农问题,二是“勾结”俞作柏问题,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动摇。这对中共中央震动很大,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连续开了两天会议,不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谈得很僵。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期科,直接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见。周恩来一走,向忠发便依靠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李立三又因周恩来离国,代表周参加组织局的工作,这样,李立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  
李立三本有“左”倾急性病,他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长篇报告,说:“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此时还抛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下,红军的编制一再扩大。
朱德、毛泽东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下设第一、三军团,每个军团下辖3个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朱 德,政委 毛泽东  参谋长 朱云卿政治部主任 杨岳彬  红三军 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  参谋长 周子昆 红四军 军长,林 彪,政委 彭清泉(后为罗荣桓),参谋长 陈奇涵,政治部主任 李 涛,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 林 野,政治部主任 谭 政,红二十二军,军长陈 毅,政委邱达三;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  参谋长,邓 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五军 军长彭德怀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红八军 军长何长工(前为李灿)政委 邓乾元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十六军军长 孙荷宠,政委 黄志敬,政治部主任吴天翼;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湘西发动起义,建立了红四军,并建立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除留一部坚持湘鄂边斗争外,主力去鄂西同孙德清、旷继勋、周逸群的红六军会合成立红二军团,下辖2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红二军军长贺龙,政委朱勉之,红六军军长旷继勋,政委段德昌。在鄂豫皖边区,原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人建立的中国工农革命第七军,于1928年7月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潘忠汝、吴光浩先后牺牲。
1930年3月,红十一军根据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一军:红一军军长 许继慎政委曹大骏 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 熊受暄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在闽浙赣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在1930年7月成立红十军:红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方志敏为中共赣东北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派张云逸、邓小平、叶季壮、袁任远、贺昌等去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9、10月间,俞作榆、李明瑞反对蒋介石,李明瑞师主力进攻广东陈济棠,不久失败。俞、李转靠共产党,其军队警备四大队由张云逸率领开赴右江,李明瑞、俞作榆率领警备五大队开往左江。是年12月11日,张云逸、邓小平以警备四大队和教导队一部为主力,在右江百色发动起义,成立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书记。1920年2月,李明瑞、俞作榆在龙州以警备五大队为主力,举行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榆任军长,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何昆、李超时等在苏北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红十四军:红十四军军长 何昆 政委李超时,参谋长薛衡竞。
此外,在广东的东江地区建立了红十一军,海南地区成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刘志丹、谢子长也在陕甘地区建立了革命武装。  
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命令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在1930年6月攻打南昌、九江,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三军团于7月27日乘敌军防守空虚的机会,攻克了长沙。但因敌众我寡,不久便退出长沙。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长沙出发,7月20日到达永丰,尔后攻克樟树,西渡赣江。一路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我实际力量对比,改变原有部署,不去执行立三路线,决定不攻打南昌,而是率领部队向湖南浏阳挺进,接应从长沙撤出来的红三军团。  
敌军戴斗垣独立旅妄图阻挡红一军团前进,血洗浏阳、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广大革命根据地,开进了文家市。朱德、毛泽东率领1军团星夜兼程,经奉新,来到万载县的黄茅,准备歼灭戴部。  毛泽东、朱德一到驻地,便在地图前研究战术,布置红军攻打文家市。  
文家市东西两面是山,整个镇子成长形狭带。戴斗垣旅的3个团和1个营以及当地地主武装,共4000余人把守文家市。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兵分3路围攻文家市,凌晨4时,红军发起总攻,红军两个排先后两次冲锋,都被敌人的重机枪压下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组织突击队,集中短枪、手榴弹,匍匐前进,夺取敌人机枪。80名短枪队员在火力掩护下,迅速夺取了敌人的重机枪,控制了制高点,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冲进了文家市,很快结束了战斗,全歼敌军,缴获轻重机枪、步枪、短枪2000余枝,敌旅长戴斗垣自杀毙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命令红一方面军攻取长沙。但猛攻不克,围攻月余未下,红军处于失利地位。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军内干部和中央代表,撤退了围攻长沙的部队,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8月下旬,周恩来和翟秋白先后从苏联回到上海,帮助李立三纠正错误。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补选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候补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谭秋、恽代英等。新的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翟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垣、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几天后,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常委;并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区,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并暂时代理书记职务。在项英未到之前,暂以毛泽东代书记。红一方面军的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于中央局。
蒋介石于1930年8月,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钰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3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0月23日,蒋介石急忙从中原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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