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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作了25次专题讲话。 蒋军经过训练，果然面貌大有改观，确比过去狡猾、谨慎、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红军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垒与红军作战而很快缩回堡垒去，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察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等等。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庐山脚下星子县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目的是要党政人员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蒋亲自讲授了《党政工作人员须知》，要求党政人员具备“克己复礼”的人格修养，要他们做到为“剿匪”去死。 训练结束，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并于10月上旬在南昌召集“进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军事进攻。 蒋介石请德国的赛克特以及维撒尔、克雷伯尔将军和17个德国参谋部军事专家当顾问，采用持久战和碉堡战政策，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割，分进合击，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四面包围，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紧缩根据地，最后靠优势兵力寻红军主力决战，从而一举歼灭。 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因而，博古等人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主席职务由项英代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不久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发了一个长电，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即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要东方军先打闽西的19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被毛泽东讥之为“两个拳头分开来打人，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周恩来、朱德也不同意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们彻底地最坚决地执行这一计划。 军委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东方军于7月5日入闽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仍然打了很多胜仗。 9月，一位年轻外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来的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被捕，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苏联红军，晋升很快，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被送到陆军大学进修，1932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来，当年秋来到上海，即经常和博古等接触。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也不太懂怎样指挥打仗，在博古的邀请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当军事顾问。博古便依靠他主管军事领导工作。若按共产国际规定，“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而且必须听命于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项英竟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使他成了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听。这样一来，蒋介石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博古也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蒋介石没有把权力交给顾问，而25岁的博古却把权力交给了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用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他在苏联红军中的作战经验对照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李德年轻气盛，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他的作战计划，往往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 9月25日，蒋军3个师进攻黎川。中央苏区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肖劲光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闽赣军区的主力部队红19师已被抽去参加东方军，到福建去了，其独立师又被调往他地，归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黎川城内守备薄弱。肖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方向，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遭到博古、李德、项英等人的拒绝。黎川在敌我力量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情况下，肖劲光带队撤出，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危险。 敌人于28日占领黎川。 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19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向黎川前线前进。 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不预期遭遇战中，歼灭了由黎川向洵口、飞鸢游击侦察之敌3个团，生俘敌第6师第18旅旅长葛仲山。这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使李德、博古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遂命东方军攻打敌之有重兵防守的、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红三军团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 10月20日李德等又命令红军1、3、5军团集中主力，攻打敌人的另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兼是白区的资溪桥。并提出：“拒绝进攻这种堡垒，便是拒绝战斗。”红军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红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十分疲备，10月26日，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此时，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和红9军团，红七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 中央仍不许红军撤退，于11月11日再令红军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南城以北之浒湾。不但未打下，红军却伤亡了1000余人，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不得不放弃阵地，继续向根据地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 浒湾战斗失利后，李德和博古等却借黎川失守问题，搞了一个审判肖劲光的事件。肖劲光作为新编的红七军团政委，带部队和红三军团一起参加了浒湾战斗，浒湾战斗失利后，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责任不在肖劲光。李德、博古想整彭德怀，但不敢动他，于是整肖劲光，又避开了浒湾失利事件，重提黎川失守的责任问题。李德说：“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命运的摆布。”宣布将肖劲光撤职，关押，并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判肖劲光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 毛泽东知道后，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几次拒绝在处分书上签字，毛泽东利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没有执行李德等人的决定，在肖劲光被关压1个多月后，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干部队当军事教员。
第二十三章 阵地战无阵地
蒋介石“剿共”已经得手，正在得意之时，忽有急电：“福建的19路军叛变了！”蒋介石大惊，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寐，哀伤地说：“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 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剿共”外，从主力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从宁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师组成第二、四、五路军，由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命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飞机于建瓯，轰炸福州，并将驻南京的两个炮团运到建瓯。海军军舰也调到福建海面，蒋介石亲飞闽北建殴坐镇，直接指挥这场战争。 19路军在福建，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进退两难。原来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在论论文集》、《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存在的领域》等。，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 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 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篮，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 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 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 尽管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