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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援的敌人闻风丧胆，仓皇逃命。红军在青石嘴伏击敌人，缴获300多匹马，10余马车弹药以及大量被服。 红军经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是时，陕甘边特委派人前来吴起镇迎接中央。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期休整。尾追不舍的敌军骑兵追了上来。彭、毛决定给敌人一次有力的打击，于是在吴起镇西南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区，设下埋伏。 尾追而来的敌人是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部队。10月21日，马鸿宾部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后，即遭到红军猛烈袭击。敌人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敌骑顿时向左侧溃逃，企图向东北军靠拢。何柱国部的骑兵师刚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骑兵人慌马惊，自相践踏，不战自溃。这一仗，使敌人再也不敢贸然在红军后面跟踪追击了。 11月初，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在甘泉附近的象鼻子湾，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 15军团的领导人是徐海东、程子华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徐海东等关于当前敌情和15军团作战情况的报告。 原来，红15军团是由刘志丹领导的陕北、陕甘边红26军、27军和徐海东、程子华从鄂豫皖带来的红25军合编组成的。 早在30年代前期，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北和陕甘边发动武装起义，创立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尔后，两块根据地建立联系，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并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把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红25军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红25军的74、75师、军部特务营和地方武装。1932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全军两个师，7000余人。红25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随后，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建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3年3月，红军28军政委王平章在战斗中牺牲；4月，红28军与红25军合编，两军合编后称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全军约1．3万人。后来红25军副军长廖荣坤及一些师以上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同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25军在向优势敌军的残酷进攻中，受到严重的损失。 1934年2月，中央派程子华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程子华于9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决定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鄂豫边界的山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时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红25军进行了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2980人。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突破蒋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转战到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南地区。 红25军在入陕后的5个月中，建立了5个县的革命政权。军队发展到3700余人，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7月中旬，红25军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决定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与陕甘边红军会师，迎接党中央北上。陕南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坚持游击斗争。7月16日，红25军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 8月，红25军先后攻下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兴隆镇、隆德、平凉白水镇，在西兰公路上同敌人周旋17天。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9月上旬，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打退尾追的敌骑兵，沿陕甘边山区兼程北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16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平镇，终于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 会师后，红25军和陕甘红26军、红27军3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余人。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 张学良下野后去德国、意大利考察。回国后，蒋介石便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 红军经过长征转入西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调遣，率领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1935年9月，张学良抵西安，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子力等，对张学良很尊重，交往频繁。 蒋介石又命阎锡山配合东北军向陕北发动夹击。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颇费心机。1934年9月，蒋从南昌跑到太原与阎锡山见面。蒋希望阎同意派遣晋军去陕北，帮助高桂滋、井岳秀“围剿”红军刘志丹。而阎则借机向蒋要钱要武器，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协议。随后，蒋阎一起进餐，蒋向阎打听去河边村的道路，表示立即去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老父阎书堂。阎锡山听罢“啊”了声，半天未说话，心想蒋还有这个打算，惊惑不安。 次日，蒋、阎驰车来到河边村。阎书堂领家人急急出门迎接，蒋介石毕恭毕敬地站在阎老头面前，脱下礼帽，口称老伯，并一连行了3个鞠躬。 阎书堂对蒋介石说：“锡山不肖，请委员长多加指教。” 蒋说：“哪里，哪里！” 3个月后，阎书堂因患脑溢血死去，蒋介石下令拨发“治丧费”10万元，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河边村致祭，蒋亲书挽联：“德昭颜训，勋业付儿曹，多士讴歌思元老；数备箕畴，声名垂党国，吾公福命是神仙。” 蒋介石集中东北军、中央军、西北军和晋军“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刘志丹采取集中兵力，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在东线歼灭入陕晋军1个团又4个连，迫使其主力退回黄河以东地区。 1935年10月上旬，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红15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在甘泉县劳山地区歼张学良东北军第110师。尔后，乘胜南下，于10月下旬，又在甘泉以南的榆林桥，歼灭东北军107师的4个营，活捉团长高福源。 张学良又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发动新的进攻。张学良企图把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乘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夹击和歼灭红军。 中共中央决定在1个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红军再次改编，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改编为1军团；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编制，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 中央领导重新分工，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第二十九章 阴谋难逞
11月6日，毛泽东等在甘泉拟定了富县直罗镇战役的作战计划。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它的地形象一个口袋，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伏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将1个排的兵力留在直罗镇，其主力分布在直罗镇周围埋伏起来。 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109师在6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次日拂晓，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过来，东北军从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不到2个小时，红军占领了镇子。东北军师长牛元峰率领1营兵力逃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头上，被红军围歼，牛元峰被俘。这次战役共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1个团，并迫使各路敌军纷纷退却，粉碎了“围剿”，使陕甘根据地稳定下来。 是时，毛泽东开始处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觉得问题严重。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在10月份被捕，有的被杀害了。毛泽东大怒： “刀下留人，停止任何逮捕，所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 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并派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调查案件。毛泽东向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和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 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陕甘边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负责审理。戴指责刘志丹是“右倾取消主义”、“同杨虎城有勾结”、“富农路线”等等。刘志丹等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不给被子盖，夜里睡觉也被绑着手脚，连绳子上也长了虱子。这位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军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常常被看押人员用鞭子抽打、大刀背砍。 刘志丹同群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当他接到逮捕他的密令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原来，送逮捕刘志丹密令的通讯员，并不知他传递的密件就是逮捕刘志丹的密令，因此按照常规将密令送给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后，将密件还给通讯员，并说： “你赶快把它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刘志丹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 经过调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等。毛泽东说： “逮捕刘志丹等人完全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 周恩来批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被释放的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等。他们出狱后，恢复了领导工作。刘志丹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 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红30军掉头南回，再次穿过茫茫草地，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两路军在马塘、松岗、党坝、梭磨一带集结。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要把红四方面军和红5、9军团拖到川康边地瘠民穷、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张国焘使用障眼法，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说中央红军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大举南进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红军战士一听南下是去打蒋介石，又磨拳擦掌。张国焘利用指战员的阶级仇恨，以售其奸。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另立中央，声言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张国焘要朱德、刘伯承发言同意他的意见。 朱德说：“朱德、毛泽东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不能反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天下红军是一家，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别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刘伯承说：“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我双手拥护。” 张国焘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便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局”，自任主席，开除毛、周、张、博党籍，下令通缉他们。朱德和刘伯承再次表示不赞成。朱德说： “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说： “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气急败坏，威胁刘伯承说： “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坦然回答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 黄超立即掏出手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了。张国焘不敢伤害朱德和刘伯承，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5、9军团还在朱、刘身边。这两个军团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且五军团官兵激愤地说： “我们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人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若真动起武来，张国焘要考虑他是否是朱德的对手。朱德要求拥护他的同志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就避免了红军发生火并的危险。 张国焘十分害怕朱德和刘伯承，先是唆使一些伤病员去朱德那里闹事，后把朱、刘软禁起来，最后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 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3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