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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哭谏罔闻
汪锋受毛泽东派遣去西安，他化装成鞋铺的讨帐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褡裢，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拦路搜查，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信搜出，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杨虎城，立刻膛目结舌。 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 “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300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经验”的因素。从感觉出发，经过“心理的经验”产生“物，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 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4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3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6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等协议。 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北非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主教。他把哲学和神学，与杨私交甚厚。 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 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 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 “好，就这样决定，请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虎城一起去洛川。 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川活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 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40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毛泽东先后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傅作义、宋元哲、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各方人士，说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抗日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暨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书蒋介石，晓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说： “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便踌躇满志，他说： “红军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去吧！” 蒋介石将其嫡系与精锐部队260个团，约计30万余人，调往平汉线汉口到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到灵宝线上。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剿共”不力，既行入陕，围歼红军。 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领导和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上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 蒋介石厉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决心继续“剿共”内战。他认为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毒气弹，就可以在两三个月内，将“匪共残余大部分歼灭在陕北地区，小部分可能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那时他将以重兵控制黄河，对“匪共残余”相机行事，或予围歼，或予收编，收编数额最多不能超过5000人。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他准备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强迫他们执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决定第一步将他们调离西北，免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会解决他们。蒋认为解决张、杨易如反掌。 蒋氏狡诈多端、诡计十足，他带着满身的杀气来西安，但初到西安却装着若无其事，要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等陪同他攀登华山，遨游终南，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在游山赏景之中，蒋问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回答看看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蒋正颜厉色说： “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类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 蒋介石又说：“汉卿，最近两三个月，告你状的可不少啊！” “学良才疏学浅，担当重任，还望委员长多栽培和指导才是。”张学良有些惶恐地回道。 “汉卿，我对你是很了解的，你尽管放心，我把西北已经交付给你，就是相信你，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都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蒋介石大大落落地说。 蒋介石、宋美龄下榻在距西安30公里的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县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那里修建骊宫，到唐玄宗天宝六年，又大兴土木，围绕4个泉眼修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宫周筑罗城，改名“华清宫”，因宫在温泉之上，又名“华清池”。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主席后，见华清池年久失修，日趋颓衰，便筹款修茸。蒋介石光临，辟为临时行宫，骊山上下，华清池内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蒋介石夫妇的办公室和宿舍安排在荷花池上面的一排老式的五开间式房屋。站在庭院坪上可以观览临潼县城，远眺广袤的关中平原，俯瞰华清池，池中遍植荷花，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阵阵清香弥漫四野，令人心旷神怡。 蒋介石游山玩水之后，便在五间厅的会议室内召开军事会议。蒋身穿军装，胸前斜挎着武装带，脚登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一反连日来游山玩水时表现出的那种温文尔雅姿态，显得威风凛凛，透出几分杀气。 到会的除张学良、杨虎城、晏道刚之外，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师长。蒋介石走进会议室，威严地扫了站立着的将领们一眼，快步来到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边就位，并招呼大家坐下。他板着面孔说： “我这次来西安之意，一言以蔽之：围剿共匪！南方之共匪经国军多次围歼，伤亡惨重，侥幸漏网的残匪长途跋涉，现已流窜到陕甘边境，我们要乘共匪立足未稳之良机，集中兵力进行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