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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新区土地改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把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均不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者均保留不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土地改革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分批分期进行，一般在冬春农闲时进行；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说：“现在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6．9％。 但是，国民党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大批恶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武装进行破坏活动。仅贵州遵义地区，共产党就破获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后方救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反共保产动员会”、“平黔军”、“游击纵队”等几十种，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人一般拥有武装，盘据和流窜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方。 从1950年至1951年5月，仅广西一地，土匪特务组织暴动达52次，袭击区、乡政府247次，围攻县城52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3人。1951年6月，贵州仁怀县，除县城及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全部为土匪所占，26个原国民党政权的乡镇长，有22个叛乱为匪。 在1950年春到1950年秋，全国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1950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 1951年上半年，国民党土匪、特务在湖南零陵、广西恭城、湖北汉口等地纵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使数万人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广西在匪患严重时期，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农民不能耕种，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经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除此而外，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恐吓农民，破坏土改，腐蚀收买干部，刺探收集情报等。一向比较平静的东北地区，从1950年7月12日至8月11日，一个月内，铁路上共发生大小政治事故154起。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也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事件，他们威胁农民退回土改中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房屋。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和镇压。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先后剿灭土匪数十万人，搜捕特务分子1397人，缴获电台175部，破获国际间谍7起。 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干部滋长和存在一种和平、轻敌的麻痹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天下已经太平，有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对反革命分子一味宽大，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了镇压不够，该杀的未杀，该捕的未捕，重罪轻判，久押不问，甚至对捕获的匪特“4捉4放”、“8擒8纵”，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一些坏蛋今日释放明日做案，此处释放彼处做案；有的地方土匪越剿越多；有的反革命分子把公安局叫“公安店”，把人民法院叫“司法旅馆”，甚至有的在监狱中公然叫嚷：“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 人民群众批评政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民主人士批评政府“姑息养奸，遗害人民”，并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开始纠正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公安部召开了公安会议，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指示，规定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必须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即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秋，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年10—1951年2月）、镇压阶段（1951年2—5月）、清理积案阶段（1951年6—10月）、扫尾和建设阶段（1951年11月—1953年秋）。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50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50万人，另外还有150万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 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陆上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焕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四十六章 经营“家天下”
至1950年6月份，解放军人数已经达到540万的庞大数字。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及经济建设的需要，除了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及镇压反革命，经毛泽东批准，准备在1950年下半年复员140万人，使部队保留400万兵力。 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金日成的部队和李承晚的部队在三八线激战。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兼任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6月25日，蒋介石收到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的急电，询问蒋能否派一个军赴朝作战。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赴朝问题，并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蒋介石拍板出兵后，立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其中包括派遣主力52军附加第13师共3．3万人出兵朝鲜，准备经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运到朝鲜战场。 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授意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在美文化名人胡适赴白宫拜会杜鲁门总统，面交了蒋介石向杜鲁门建议派52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 杜鲁门召集美国军事与外交的高级官员会议，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经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讨论的对朝鲜战争的3项建议：（1）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外的武器装备；（2）动员空军掩护美国侨民撤退；（3）命令驻菲律宾的第七舰队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军队进攻台湾。并希望第七舰队实行双向封锁，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艾奇逊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居心叵测慎到战国时法家。哲学上，主张“齐万物以为首”，提出，只是想达到要美援的目的。 艾奇逊劝阻了杜鲁门不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他说：“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共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 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此外，已经开始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一起并肩作战。美国权衡利弊，也只能采取取英舍蒋的方案，拒绝了蒋介石的援军。 6月27日，杜鲁门政府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两天后，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戈。7月，美国又增派13航空队常驻台湾。 蒋介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其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期望通过赴朝作战，就可以从北朝鲜进攻东北，或者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如意算盘。蒋介石提出的出兵建议无效后，于1950年8月又通过麦克阿瑟，提出派1．5万人的“志愿军”的名义入朝，结果又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认为起用国民党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遭到英国等盟国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当蒋介石第3次提出出兵朝鲜的时候，杜鲁门却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蒋介石参战的用心，是在于挑起美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大战，因此杜鲁门不能让蒋介石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其企图。最后，杜鲁门不但拒绝了蒋介石出兵的要求，还干脆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截然分开。蒋介石为此对杜鲁门抱怨甚深。 为配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蒋介石发出“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在台湾孤岛发起了所谓“国民党改造运动”。蒋介石强调，改造国民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首要的任务是检讨过去，反省缺点，必须从痛苦经验中寻求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1）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2）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3）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在积极方面，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同时宣布“现阶段政治主张”，提出所谓的“4大主张”： （1）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2）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主张配合国家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者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企业应加整顿，民营企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尽量发展；更主张历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 （3）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主张本着“宪政”的精神，贯彻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树立坚实的基础。 （4）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点是党员归队和党员整肃。 1950年9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党员归队办法》，号召党员归队。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只见党部，不见党员，组织系统完全涣散。掀起党员归队运动后，办理党员归队，使脱离组织的党员再度纳入组织，并趁此机会清除所谓的“动摇腐化、信仰不坚定分子”。 国民党整肃也有标准，根据《改造纲领》的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为整肃对象： （1）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 （2）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 （3）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 （4）有贪污渎赃之行为者。 （5）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 （6）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 （7）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 （8）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国民党员整肃的程序，初步以小组为基本单位，互相检讨。对被检举人应作调查，被检举人可提出申辩，并将检举书、答辩书及调查报告，逐级转呈国民党中央核定。干部的整肃，由其所任职务单位的“改造委员会”或区党部及小组办理。干部的整肃，即可由下而上，也可由上而下进行。 在“整肃运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指导各级组织进行层层“改造”，重建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其党的组织，在小组之上，便是区党分部及县（市）、省等地方党部。地方党部直接与当地民众接触，参予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地方自治的推行。除省、市、县等地方党部之外，又有职业党部及知识青年党部和海外党部。 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协调党政关系与开展民运社调工作。关于党政关系，其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