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2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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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用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吴国桢终于意识到是他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便以健康欠佳为借口，请求辞职。　　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个月。又派黄伯度传话，只要吴愿和蒋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便当行政院长；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吴国桢一概谢绝。后来蒋介石召见吴国桢，问道：“黄伯度给你传话了吧？”　　吴国桢回道：“经国兄，当然我是要帮助的，总统叫他管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如果不做特务之灭，火不可复燃，人死亦不可复而为鬼。借以批驳因果报，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心尽力协助。”　　蒋介石面露不快之色，踱步走向火炉边：“今天我头痛，改天再谈。”　　吴国桢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他去意更坚，3度请辞。行政院终于在4月准其辞职，任命俞鸿钧为台湾省新“主席”。吴国桢暗中活动两个美国学术团体，邀吴到美国讲学。蒋介石开始不让吴离台，但吴国桢有美国人支持，宋美龄也为吴出面向蒋介石说情和施加影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放行。吴国桢遂于5月24日离台赴美，蒋介石留下吴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　　12月发生了王世杰免职案件。蒋氏父子决定乘机削除“政学系”势力，吴国桢虽然并不身隶“政学系”，但和张群、王世杰等人都过从甚密。于是，蒋经国决定痛打落水狗，将吴国桢也牵涉到王案之内。1954年1月尔哲学的二元论性质，他的后继者分为两派：一派以荷兰哲，台湾报纸披露吴苟取巨额外汇的内幕，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长篇社论。吴闻之要求台湾报纸登启事辟谣。但吴的父亲跑遍各报，不得要领。吴国桢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国发表对台湾3点“政见”，主要内容是：“（1）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美国的同意与支持；（2）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全然照搬苏联方法，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这3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尚未指名道姓。　　吴的意见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政府所支持的竟会是这样的“政府”，对美国公众来说，不啻是一个耻辱。《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无不争相报道，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刮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吴国桢风暴”。　　台湾自有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已“义愤填膺”。立法院长张道藩带头“揭竿而起”，始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责吴“反动”、“狂妄”、“非法乱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地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13项之多。陶希圣则发表《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口诛笔伐。　　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桢一纸上书，使蒋氏父子极为震怒。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布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和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责职20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底查究办，此令。”　　接着又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官方策动“上书”、“签名”、“声讨”运动，以维护领袖和领袖儿子的形象免遭吴国桢糟踏，喧嚣一时，结果是不了了之。　　通过吴国桢事件，中外人士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蒋介石十分后悔让吴国桢出走，造成吴国桢借外国政治保护是各自的实践创造的，它们之间是不可还原的。反对唯经济，肆意攻击“国府”。蒋经国更是对蒋夫人帮助释吴不满，此后蒋经国与宋美龄之间的矛盾激化。　　吴国桢的骂声尚未息，蒋介石便造出“万年国代”来。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国民党宪法规定，台湾当局应于4月选出第二届“总统”。于是，蒋介石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但“国大代表”远远凑不够法定人数。蒋只好命令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重新规定，依法不足的“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很多人据此摇身一变，凭命令被“选”为“国大代表”，并且规定是终身职，台湾人称“万年国代”。而且这些“万年国代”一改过去不能享有薪给，蒋介石批准“国大代表”重新建立薪给制，于是皆大欢喜。“国大代表”有了钞票，蒋介石有了选票。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孔祥熙意想天开地想竞选副总统，特派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从美国回到台湾窥察行情。蒋经国和陈诚看穿魏道明的来意后，立即命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并影射魏道明是豪门走狗。孔祥熙见势不妙圣西门（ClaudeHenrideSaintFSimon，1760—1825）法，命魏道明停止活动回美。蒋经国和陈诚传出风声，似乎要与魏道明清算其任台湾省主席时营私舞弊的旧帐。魏吓得胆颤心惊，立即走了宋美龄的门路，离台返美。　　蒋介石传出话去：“问问何应钦愿不愿竞选副总统？”　　何应钦自知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1927年伙同桂系逼蒋下野；“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对不起”总裁，连忙作揖婉谢。蒋介石乃顺理成章地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陈诚便成了没有竞选对手的“副总统”候选人。　　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实际上，陈诚继承的希望非常渺茫。陈患有严重胃疾，且已57岁，早不堪繁剧。他也清楚了解人的成功，而是公众的成功。，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　　老蒋将小蒋调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它的常设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一来，“国防会议”成了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蒋经国更上一层搂，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誓察首脑。　　蒋经国“太子系”的势力已经形成，为太子“亲密战友”的人，都安排到重要位置。陈诚空出的“行政院长”职位，由俞鸿钓接替，另一位“太子系”主将唐纵，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　　蒋介石连任“总统”，蒋经国羽毛丰满，环视党政军各界，与之抗衡者，便只有孙立人了。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保送赴美留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入费吉尼亚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历任党务学校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长、新38师师长、新1军军长、第4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1951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孙立人同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交往十分亲密，蔡斯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可以说是蒋台政权的“衣食父母”，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氏父子所不满。而蔡斯又从美国的民主观点出发，对蒋经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军中政工制度，无法容忍。蒋经国对于美国人干预他的事，气恼万分，但因他们是“衣食父母”，只得忍气吞声。但孙立人同蔡斯一唱一和，引起孙蒋冲突。　　1950年12月底，孙立人召开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蒋经国认为孙立人居心叵测，便召开“庆生会”，给予反击。　　孙立人认为，在现有的领导之下，台湾是无法久存的。他在私下谈及大陆之失，认为这纯粹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的结果。他主张面对现实，放弃不切实际的“反击”希望。　　孙立人的话，无论是在公开场台，还是私下场合说的，都通过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情报机构，传到蒋氏父子的耳中，蒋如何能够容忍？1954年及稍后，美国欲指使李宗仁、孙立人推翻国民党政权，以谋台湾独立。蒋介石认为，孙立人不除，就不能根绝美国人换马的企图。孙立人存在一天，蒋介石父子就“终日乾乾”，不得安宁一天。　　1954年6月，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介石调孙立人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尽管孙立人被解除“陆总”职务，但羽翼尚在，在陆军中还有班底，蒋氏父子就必欲除之而后快。　　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突然被捕。6月15日，孙立人受到看管侦讯，即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8月3日，在封锁孙被捕消息两个月之后，台湾当局才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孙立人是个优秀的带兵官，但他与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他与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之间都闹得很僵。孙因为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孤立无援，遭致众人打击。所以当“孙立人兵变案”发生后，三军将领都表示沉默。甚至有些人落井下石，参与制造“孙立人兵变案”的活动。　　“孙立人兵变案”是台湾当局蒋氏父子为了根除孙立人的潜在威胁而蓄意制造的一个政治事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成立的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当事人郭廷亮，1948年在沈阳任新1军少校营长时，同共产党接触，并被共产党派到台湾，又在孙立人军中先后任营长、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等职。1954年9月，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以上军官100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孙立人在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造册送给他。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1955年6月初，蒋军在台南地区举行阅兵，蒋介石亲临检阅。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到台北见孙，向孙报告情况。孙本人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将于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不料，5月25日郭廷亮事机不密被捕。蒋介石等觉察到孙立人的“兵变”意图，便谕令孙立人30日与蒋同机赴台南，孙实际上处于被看管状态，孙立人“兵变”的计划也就死于腹中。　　然而，这份官方调查报告，不能自圆其说处甚多，就连香港《祖国》杂志也登出《孙立人案件献疑》的文章。蒋介石又不得不令“监察院”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5人小组，对孙案重新调查。但这毕竟又是蒋氏的戏法而已，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孙立人兵变案”影影幢幢，扑朔迷离，至今仍然是个谜。　　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即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蒋介石师法前人，恩威并施，孙立人送台中软禁。在孙案爆发前后，蒋军总政治部又发动“效忠总统运动”，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