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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天府英魂
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十人。他们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并在地方有一定的声望。四川省的第一个同盟会组织，是1906年春，由邓家彦在成都建立的分会。几个月后，同盟会总部委派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他们奔走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在学界、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革命活动。1907年和1908年，先后发动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广安之役、嘉定之役等五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同盟会在四川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同会党的联系更加紧密。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导致了全省范围的武装起义。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起铁路股东和民众的反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遭到朝廷申斥：“铁路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讦之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已横下一条心，要蛮干下去，他们所谓的铁路国有，其实是要卖路，要把铁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更加激怒了四川人民。 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牍部长，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自古之可忧者。”《宋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交涉部长。 保路同志会便发宣言书，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保路同志分会在全川各地纷纷成立，数日省内签名已逾10万。各州县成立分会的，达64个。 7月2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欢送代表刘声元赴京请愿。 刘声元在台上，向台下众人鞠躬道： “声元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奏庭七日之哭，冀朝廷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约不破，声元有去而无生还。” 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 “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为四川商民代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那腐败的清政府多次申斥王人文，并命手握重兵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署理四川总督，要他兼程去成都赴任，制止保路运动。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王人文交卸离省。王去赵来，更增人民愤懑不平之情。成都几万人送王于北门外。 在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尖锐对峙局面之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发起，在成都召开。8月3日，各地股东代表陆续到成都。保路同志会召开万人大会欢迎480余位各地代表，罗纶代表同志会致欢迎词。各地代表推出南充代表张澜致答词。张澜年近40，中过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顺庆府中学堂和成都东文学堂学监。张在答词中称： “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 张之答词，显出侃侃明秀的精神，遂博得不断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投票选举颜楷为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颜楷是翰林出身，能随时拜会总督。 端方得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发来恫吓的“佳电”。大会闻知“佳电”，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众情愤极。 股东代表同清朝政府争论20多天，政府坚持：“国家政策既定，必宜坚持到底，稍一游移，必致不可收拾，各项号令皆将不信于民。在内在外，均宜恪守谕旨办法。”股东代表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以前总一再请川督代奏朝廷，结果却毫无实效，不能再用这套办法，应依靠自己力量去做。很多人道： “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应该决议罢市！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 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都罢市、学生罢课。 罢市罢课一个星期，毫无结果。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四川是中国西部最富庶的省份，每年上缴朝廷达二千数百万两，一旦抗纳粮捐，势必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原来曾担任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后失宠免职的端方，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闲居武汉、早就垂涎四川总督这块肥缺，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要求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朝廷果然颁发谕旨，派端方赴川查办。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命其切实弹压：“致滋事端，定治该署督以应得之罪。” 端方曾任湖广总督，便带鄂军一个标由武昌启程赴川。他认为，鄂军军官是他所拔用之人，可以指挥如意。端方率军经宜昌、万县、重庆，11月18日来到资川。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革命党人。11月26日，革命党人陈镇藩等20多人，到资川郊外秘密集会，决定杀端方起义。1000余人的新军队伍，不到3个小时，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次日，新军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弟弟端锦押往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整个队伍返往武昌。 赵尔丰也是狗急跳墙，他在9月5日接到谕旨后，明知“懔遵谕旨”会出大乱子，他顾不得这些，便拿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场门口向股东代表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一事开刀，抓住“自保”两字做文章，把“自保”说成就是独立，把罪名栽到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头上。赵尔丰在给清朝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杭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晓谕不听，解散不从，逆谋日炽。 赵尔丰调集多兵护卫治城，调外邑巡防军数百人到督署保护，又分拨各军，将铁路总公司、铁路学堂围守，将交通督署各路口用兵扎住。托辞“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诱骗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鼓芬、邓孝可、江三乘等到督署议事。这些人刚到督署，就被逮捕。每个被捕者有砍刀一柄随于后，手枪两支伺于旁。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传言罗纶盛气抵抗，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是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各捧光绪皇帝灵牌，到督院衙门去请愿。1000余人拥入辕门，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命人阻拦，无效，便下令开枪，当场死难的群众有30余人，年龄最长者73岁，最幼者15岁。受伤的群众更多。赴南院求情之市民、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其幼尸仅13岁。 当天下起雨来，是夜雨更大，众百姓各人一手执稻草一束，一手捧着先皇神牌，沿街哀哭。大雨淋漓，人在水中，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次日大雨竟日，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徒手冒雨赴城下。守城官兵问其来意，众人答曰：“如罗纶、蒲殿俊等人已死，则来吊唁，未死则来求情。” 赵尔丰又命官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赵尔丰见众情仍愤噪，复勒令被枪毙之亲属，领恤银数十两。只有一家，因极贫无知，前去照领。余皆云宁饿死而不遵。 赵尔丰下令屠杀四川人民的惨案，是在新历9月7日，旧历7月15日，历史上称作“七？一五”惨案。时人以“赵屠户”称赵尔丰。 四川人民决定以暴还暴，同盟会四川组织是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成都地方偏僻的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这所学堂，是从日本返回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创办的。龙鸣剑又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了同盟会。 早在6月17日，龙鸣剑和来成都参加股东代表会议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裕光以及新军中的党人密议，策划武装起义。朱之洪提出：“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辩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恃，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济事。”众人赞成，遂决议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于是，他们便从省城分道四出：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则去青神、仁寿、井研、荣县、自贡，刘裕光则去荣县、盛远、富顺，策划部署。 8月4日，龙鸣剑和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以及有同盟会身份的各路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子舟、胡朗和、张达三、胡重义、张泽沛、侯国治等到会，看哨放出一二十里以外。研究决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等负责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 “七？一五”惨案刚发生，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同盟会会员，在城南裁成木板数百片，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投入河中。让木板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见到木板，便知道成都发来的消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这写字的木板被称为“水电报”。 成都很快被四路同志军包围，第一路是东路同志军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部；第二路是南路同志军侯宝斋、周鸿勋部；第三路是西路同志军张达三、张捷先、姚宝珊、张国藩、刘丽村、杨萤阶部；第四路是北路同志军侯国治部。 秦载赓是华阳人。从其祖父辈起，秦家便以侠义著名，四方豪杰多归之。秦载赓膂力绝伦，18岁便被举为华阳哥老会总团长，又经龙鸣剑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8日他率数千同志军抵成都东门外，遭到清军抵抗，不能入城。两日后，附近各路同志军万余人前来相会。秦载赓亲率大队攻城，失利。向南退至田铺，同王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