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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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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天府英魂
  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十人。他们归国后,大多数分散在省城和各县任职,并在地方有一定的声望。四川省的第一个同盟会组织,是1906年春,由邓家彦在成都建立的分会。几个月后,同盟会总部委派熊克武、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他们奔走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安等府县,在学界、新军和会党中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革命活动。1907年和1908年,先后发动江安、泸州之役、成都之役、叙府之役、广安之役、嘉定之役等五次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同盟会在四川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同会党的联系更加紧密。  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导致了全省范围的武装起义。  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引起铁路股东和民众的反对。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遭到朝廷申斥:“铁路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讦之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已横下一条心,要蛮干下去,他们所谓的铁路国有,其实是要卖路,要把铁路置于外国的控制之下。这更加激怒了四川人民。  6月17日,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谘议局议员江三乘任总务部长,《蜀报》主笔邓孝可任文牍部长,谘议局议员程莹度任讲演部长自古之可忧者。”《宋史》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谘议局副议长罗纶任交涉部长。  保路同志会便发宣言书,出《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运动的消息和评论。保路同志分会在全川各地纷纷成立,数日省内签名已逾10万。各州县成立分会的,达64个。  7月2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欢送代表刘声元赴京请愿。  刘声元在台上,向台下众人鞠躬道:  “声元此去,守定本会宗旨,作奏庭七日之哭,冀朝廷有悔,以达破约保路之旨。约不破,声元有去而无生还。”  台上台下,无不痛哭失声。无数乡间老农,握其半收之伞,向台上连连作揖,且咽且言曰:  “我们感激你!我们感激你!”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一再为四川商民代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那腐败的清政府多次申斥王人文,并命手握重兵的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署理四川总督,要他兼程去成都赴任,制止保路运动。  8月3日,赵尔丰赶到成都接任。王人文交卸离省。王去赵来,更增人民愤懑不平之情。成都几万人送王于北门外。  在双方形成剑拔弩张的尖锐对峙局面之中,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等人发起,在成都召开。8月3日,各地股东代表陆续到成都。保路同志会召开万人大会欢迎480余位各地代表,罗纶代表同志会致欢迎词。各地代表推出南充代表张澜致答词。张澜年近40,中过秀才,去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顺庆府中学堂和成都东文学堂学监。张在答词中称:  “吾辈为爱国而来,今爱吾国,必破约以保路。故能赞吾人破约保路则爱吾国者,虽仇亦亲之;不赞成吾破约保路则国之贼也,虽吾亲亦仇之。”  张之答词,显出侃侃明秀的精神,遂博得不断的热烈掌声。  代表们投票选举颜楷为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会长,张澜为副会长。颜楷是翰林出身,能随时拜会总督。  端方得知成都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发来恫吓的“佳电”。大会闻知“佳电”,顿时会场声如沸鼎,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众情愤极。  股东代表同清朝政府争论20多天,政府坚持:“国家政策既定,必宜坚持到底,稍一游移,必致不可收拾,各项号令皆将不信于民。在内在外,均宜恪守谕旨办法。”股东代表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以前总一再请川督代奏朝廷,结果却毫无实效,不能再用这套办法,应依靠自己力量去做。很多人道:  “政府要硬抢铁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还做什么生意!应该决议罢市!非争回铁路决不开市。”  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都罢市、学生罢课。  罢市罢课一个星期,毫无结果。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又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四川是中国西部最富庶的省份,每年上缴朝廷达二千数百万两,一旦抗纳粮捐,势必对清政府造成更大的威胁。  原来曾担任过湖广总督、直隶总督等显赫要职,后失宠免职的端方,行贿数十万,仅获川粤汉铁路督办,闲居武汉、早就垂涎四川总督这块肥缺,致电内阁,请代奏参劾赵尔丰,要求明降谕旨,特派重臣赴川查办。朝廷果然颁发谕旨,派端方赴川查办。又对赵尔丰传旨申斥,命其切实弹压:“致滋事端,定治该署督以应得之罪。”  端方曾任湖广总督,便带鄂军一个标由武昌启程赴川。他认为,鄂军军官是他所拔用之人,可以指挥如意。端方率军经宜昌、万县、重庆,11月18日来到资川。这支队伍中有不少是革命党人。11月26日,革命党人陈镇藩等20多人,到资川郊外秘密集会,决定杀端方起义。1000余人的新军队伍,不到3个小时,除标统之外,都剪去了辫子。次日,新军鸣号整队,把端方和他弟弟端锦押往上宫,在戏楼下,将他们两人杀死,整个队伍返往武昌。  赵尔丰也是狗急跳墙,他在9月5日接到谕旨后,明知“懔遵谕旨”会出大乱子,他顾不得这些,便拿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特别大会会场门口向股东代表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一事开刀,抓住“自保”两字做文章,把“自保”说成就是独立,把罪名栽到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头上。赵尔丰在给清朝政府的电报中写道:  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嚣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则杭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晓谕不听,解散不从,逆谋日炽。  赵尔丰调集多兵护卫治城,调外邑巡防军数百人到督署保护,又分拨各军,将铁路总公司、铁路学堂围守,将交通督署各路口用兵扎住。托辞“北京来电有好消息立待磋商”,诱骗保路同志会、谘议局、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鼓芬、邓孝可、江三乘等到督署议事。这些人刚到督署,就被逮捕。每个被捕者有砍刀一柄随于后,手枪两支伺于旁。  消息传出,全城震动。传言罗纶盛气抵抗,立被枪杀,余人皆锤镣丢监。民众听了这些传言,更是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各捧光绪皇帝灵牌,到督院衙门去请愿。1000余人拥入辕门,要求释放被捕之人。赵尔丰命人阻拦,无效,便下令开枪,当场死难的群众有30余人,年龄最长者73岁,最幼者15岁。受伤的群众更多。赴南院求情之市民、商民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犹紧抱光绪帝牌位在手不放。其幼尸仅13岁。  当天下起雨来,是夜雨更大,众百姓各人一手执稻草一束,一手捧着先皇神牌,沿街哀哭。大雨淋漓,人在水中,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赵尔丰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次日大雨竟日,众尸被大雨冲后腹胀如鼓。城外附近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徒手冒雨赴城下。守城官兵问其来意,众人答曰:“如罗纶、蒲殿俊等人已死,则来吊唁,未死则来求情。”  赵尔丰又命官兵开枪,击毙十余人。城外妇女居民遭难投河者尤无数。  赵尔丰见众情仍愤噪,复勒令被枪毙之亲属,领恤银数十两。只有一家,因极贫无知,前去照领。余皆云宁饿死而不遵。  赵尔丰下令屠杀四川人民的惨案,是在新历9月7日,旧历7月15日,历史上称作“七?一五”惨案。时人以“赵屠户”称赵尔丰。  四川人民决定以暴还暴,同盟会四川组织是武装起义的领导者。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设在成都地方偏僻的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这所学堂,是从日本返回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同盟会会员龙鸣剑创办的。龙鸣剑又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张捷先、罗子舟、胡朗和等人参加了同盟会。  早在6月17日,龙鸣剑和来成都参加股东代表会议的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裕光以及新军中的党人密议,策划武装起义。朱之洪提出:“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辩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然成都自丁未事败,清吏防革命甚严,党人无兵力可恃,即发难亦无所济,惟有各道同时发动,而成都乘时响应,庶可济事。”众人赞成,遂决议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于是,他们便从省城分道四出:朱之洪返回重庆,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则去青神、仁寿、井研、荣县、自贡,刘裕光则去荣县、盛远、富顺,策划部署。  8月4日,龙鸣剑和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信通知各地,召集各路哥老会领袖到资中罗泉井举行“攒堂大会”。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以及有同盟会身份的各路哥老会领袖秦载赓、罗子舟、胡朗和、张达三、胡重义、张泽沛、侯国治等到会,看哨放出一二十里以外。研究决定: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川南的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等负责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起义军一律称同志军,严肃军纪。  “七?一五”惨案刚发生,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同盟会会员,在城南裁成木板数百片,书写“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投入河中。让木板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见到木板,便知道成都发来的消息,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这写字的木板被称为“水电报”。  成都很快被四路同志军包围,第一路是东路同志军秦载赓、王天杰、龙鸣剑部;第二路是南路同志军侯宝斋、周鸿勋部;第三路是西路同志军张达三、张捷先、姚宝珊、张国藩、刘丽村、杨萤阶部;第四路是北路同志军侯国治部。  秦载赓是华阳人。从其祖父辈起,秦家便以侠义著名,四方豪杰多归之。秦载赓膂力绝伦,18岁便被举为华阳哥老会总团长,又经龙鸣剑介绍加入同盟会。9月8日他率数千同志军抵成都东门外,遭到清军抵抗,不能入城。两日后,附近各路同志军万余人前来相会。秦载赓亲率大队攻城,失利。向南退至田铺,同王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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