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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无人格，讥两使无价值。那两使惟红涨两颊，默坐静听而已。都督府门前又有民众团体作示威运动。刘、蔡两人见民军志不可挠，民气不可侮，失意而去。 袁世凯派刘、蔡和谈，实属试探。试探后他决定与汪精卫勾结。汪精卫被长期监禁，清朝政府对他又攻心软化，善耆常与他谈论政治，并赠以图史百余帙。汪精卫的意志、思想情绪发生了变化，他在狱中写下《有感》一诗，把自己曾经身体力行过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说成是“豆萁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五言长诗中，则谴责自己谋刺清摄政王的行动是一时感情冲动，缺乏修养，意境情态大变，实际上已向善耆投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解除党禁，宣布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汪精卫刚从狱中释出，便被袁世凯找去，对他一再表示，他袁世凯早就同情革命，又令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为兄弟，借以笼络人心。汪精卫愿为袁氏出力，便与杨度、汪大燮共同组织“国事共济会”，以民间团体的形式主张南北议和，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屡遭挫折，他又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给革命以打击，便密令北洋军猛攻汉阳。汉阳被攻破之后，湖北军政府张皇失措，对革命战争的胜利，丧失了勇气和信心，因而很快落入袁世凯设计的“和谈”圈套。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的坚持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拒绝和谈，反对君主立宪，到放弃任何条件，主动要求停战议和。
第二十三章 恃强玩议和
袁世凯紧紧抓住攻克汉阳的有利时机，命令北洋军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以便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黎元洪极为惶恐。他的心腹李国镛给他出了个主意：汉阳既失，武昌危急，须别择地点，移驻节铖，以保根本。 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 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临祸结。 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 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 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 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当督率将士自我便谈不上外部客观世界。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先有，誓以死守，以维大局。” 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嗫嚅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 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 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古老哲学经典之一，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吠檀多派哲学，黎无词以对。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 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 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 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惨不堪言。而兵士等见黎出走理”。从目的性和事物的因果性、运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方，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 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3人，携带蒋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3人来到葛店，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3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鲤回洪山报告。 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3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 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人的理性后于事物，物质是“个别”的原则，理性是“一，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 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 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 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 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 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 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即主体”，亦即绝对精神。，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 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 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 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自发的辩证法者。但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只，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 “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 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 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定大局，钦此。” 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 “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 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瞢瞢。 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 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 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 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 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