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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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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从此,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会与共和党。  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争夺权力的实践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军事部门,便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将总揽军、民两政大权的军政府撤销,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长各司其事,两不相扰。这样,都督独揽军事大权,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军权。又规定民政府的民政长必须由“富于政治经验”之人担任,借此起用前清旧官僚,以旧官僚掌握行政大权,消除革命党人势力,是旧势力复辟夺权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  黎元洪选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长。樊原籍湖北,曾任过清朝知县、布政使等官,并曾护理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带着他的书信赴沪,恳切敦请。樊意存观望,坚不赴任。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旧官僚刘心源暂代湖北民政长,袁又命刘署理湖北民政长,刘只答应代理3个月。  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7个司。由夏寿廉、李作栋、李四光、姚晋圻、伍朝枢、张知本、熊继贞分别担任司长。民政府刚刚成立1个月,下属几个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栋、李四光、张知本、熊继贞都是过去军政府各部部长,民政府成立后,分别担任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司司长。黎元洪、刘心源迫使他们辞职,以满清旧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经验”、“重资格”,让那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湖北军民分治的实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夺湖北军政大权的标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  袁世凯也看到了军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势力的办法,便通电表示:“外省官制,必本伟论。”一些拥袁政党,也把黎倡导的“军民分治”赞为“建国良谋”。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锐地看出黎通过“军民分治”排挤革命党人的企图,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辏А⒐愣级胶好瘛不斩级桨匚奈德氏韧ǖ绶炊浴T揽桓市姆牌坏昧钤蕹删穹种蔚暮薄⑺拇ā⑸轿�3省,首先实行,其他缓办。  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进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风潮。  刘心源将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引起军界同盟会党人不满;而且刘心源腐败浅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刘是嘉鱼人,致外间有称民政府为嘉鱼会馆,以致群情大愤,密议推倒。  一些反对同盟会的人乘机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都督府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共和党人造谣道:“同盟会在京争内阁,恐不胜,特派杨玉如君回鄂运动军队,以王宪章为主动。”他们还在会上宣布:“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  同盟会党人起而反对共和党诬陷,引起争论,继竟斗殴。黎元洪调卫兵胁迫会议解散。上海同盟会机关部特致电黎元洪,指出上述传闻,系反对党因王、杨为同盟会支部干事,故有意中伤。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去会见黎元洪,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  黎元洪当面保证:“日内派兵巡城,亦为防范宵小起见,与同盟会并无丝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饬保护。”  黎元洪的话是向来靠不住的,都督府军事参议王宪章、都督府顾问杨玉如、警察学校监学祝制六被他解职。王、杨被迫离鄂赴沪。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原系文学社党人,由于文学社屡遭黎元洪镇压,心中极为愤恨,积不能平。遂秘密联络,组织改良政治团,设立秘密机关,欲图改革政治,改组都督府。时称“第三次革命”。  这时,毕血会因退伍问题发生风潮,几致暴动。黎元洪下令戒严,发出严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  若被捕获,则就地正法。”  祝制六等初拟7月8日,后又改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侦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报,立即调近卫军奔赴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将江光国、滕亚纲2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破获机关,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过江,押至武昌汉阳门码头即被杀害。江、滕也于当日下午在狱中被杀。  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民国罪人。他宣布说:“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乱党经伏诛,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说的“概不追究”是为了稳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为了一网打尽。从7月17日开始,直至月底,破获机关数处,逮捕党人数十名,多数立时枪毙,少数永远监禁。黎还秘函驻汉口外国领事,要求协缉租界内之乱党。


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  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  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  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疗工作,后转向哲学研究。把存在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认,“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  《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  《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下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  《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按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只要它能满足实用的价值标准就是,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  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  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式”,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  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吠檀多经(Vedāntasūtra)即“梵经”。,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各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阳夏战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思想激进,在武昌起义时,对旧势力的妥协思想较少,曾鲜明地反对黎元洪为都督,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黎做都督后,他曾说过:“将黎元洪斩首示众。”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均支持放弃武昌的主张,张振武则激烈反对,怒斥:“敢言弃武昌者斩。”民国成立后,他发现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危险,见在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日益恶化,便道:“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又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  军政府成立时,军务部长孙武住院,军务部由张振武掌握,他在湖北军队中有较大影响,得鄂军士心。他直接掌握的军队将校团,约有3000余人,以心腹之人方维为团长。黎元洪在群英会事件后,下令将校团解散,但未能成功。黎又千方百计使将校团摆脱张振武控制,派去一心腹任副团长,遭到该团拒绝。黎又下令将该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6镇,又遭该团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成命。黎又设计,企图将该团改为军官学校,此又没成功。  黎元洪下令遣散张振武直接掌握的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是由原兵站总监所辖的6个大队,共1000余人。张振武则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军务司护卫队。黎元洪指责张“拥兵自卫”。  议和期间,张振武以军务部副部长身份去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有人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械不合用。黎元洪派人去清查他的帐目要著作有《数学原理》(与其学生罗素合著)、《科学与近代世,并电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张一怒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连声解释:“此为尧卿所为,与我无关。”从此,他同黎元洪、孙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黎实行“军民分治”,藉故将武昌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大愤,立即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黎闻后,恼羞成怒。黎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被解除职务,孙、蒋均消极隐退,独张仍不甘退让,曾向黎要求留任,并继续掌握将校团武装力量,不肯放手,致使黎席不安枕,去张之心遂决。  黎元洪虽然打算除掉张振武,又顾张系革命功臣,恐杀之影响波及全国,因此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可免却湖北发生动乱的危险。  3月19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令其由鄂调拨精兵1镇,赴东三省驻扎。袁也表示同意,但到4月中旬理想境界,提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忠恕之道”等,又借口东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不愿革命党人屯兵在自己的侧背,张振武的边防使名目也随之取消。  黎元洪又多次密函袁世凯,以首义元勋16人在鄂党见纷歧,恐将来酿生他患,请其将各员调京内用,名义上似为酬报有功,实际乃为化除党争之计。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党人百十人进京。然此间诸人大都窥见及此,深恐脱离巢穴,势力更形薄弱,故一再上书辞职。惟蒋翊武自恃兼人之才,欲一展其作用,电复袁世凯自欲赴京供职。要求黎元洪给川资1万元,黎以鄂省有困难仅准拨给4000元。蒋既得此川资,故即乘快车首途。  5月26日,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袁对“三武”一概给以顾问官虚衔。张大为不满,甚至对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  张又两次向袁呈递条陈,要求给以实职。袁无意认真对待,随便给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作为敷衍,张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年出版社出版。,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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