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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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　　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通电说：　　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道：　　“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　　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　　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黄兴的情绪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孙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　　黄兴又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　　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孙、黄二人争持甚烈。　　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　　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辏б饧傩芯龆ā５绫ǚ⒊龊螅酶吹纾灾髡欧山饩觥！　∫虼耍嵋榈慕峁鲆槎ń腥娌贾玫淖急腹ぷ鳎⒚挥兄贫ǔ霰衷募苹Ｋ镏猩接痔岢隽占苹庠俣桑∪毡镜闹С郑菩艘灾泄谖癫槐闫蛲庠嗳白琛！　∷铩⒒贫烁髯约岢肿约旱闹髡牛喑植幌隆Ｋ镏猩揭幻媾扇烁案魇×缇耍幻媾沙缕涿馈⒋魈斐鹩牖菩吮缏郏奂ち遥换抖ⅰ！　≡诠竦衬冢簿托纬闪酥髡盼淞饩龊椭髡欧山饩龅牧街植煌饧４筇逅道矗吹募そ啥贾髡盼淞饩觯吹奈冉∨啥嘀髡欧山饩觥Ｐ碌毖〉墓嵋樵币捕嘀髡欧山饩觥Ｔ诠竦痴莆盏母魇≈校鳌不樟绞∏阆蛴诰】斐霰弦蛄⑾芘商费雨＇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　　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的声讨。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集中在会场上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沈缦云、黄郛、陆颂橘。所有发言，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　　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世凯、赵秉钧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袁世凯惊恐焦虑过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国民党人趁民愤鼎沸之时举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国民党领袖们关于起兵一事尚在争论之中，他又暗自庆幸，急忙部署对南方异动的措施。4月初，袁世凯收到孙中山发去劝他下野的电报，他拿着电报杀气腾腾地对手下人说道：　　“你们听听孙文在说些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有‘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现在已下决心。孙文右是捣乱，左是捣乱，他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从此，袁世凯的活动更为频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应桂馨等除掉，来个杀人灭口。以后又命赵秉钧辞职，以段祺瑞兼任总理，组成军人内阁，组织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　　赵秉钧辞职后便去了天津。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他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善于逢迎诌媚，深得袁世凯的器重，在清末当过民政部侍郎和尚书，民国时代他又爬上内阁总理的高位。　　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凯为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苦于财力不足，为解决军费问题，不惜辱国丧权，命赵秉钧领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的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黄兴为此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　　袁世凯接到黄兴电报后，竟在复电中为应桂馨辩护，说：“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他借口立宪国司法独立，表示对许士英的反对成立特别法庭，“未便过于摧抑”。　　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是，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赵秉钧辞去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　　袁世凯看到报纸后，就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　　赵秉钧得知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后被人杀死，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袁世凯不该拉完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　　袁世凯便对赵秉钧起了杀心，派了几个心腹拱卫军到天津去执行。　　赵秉钧独自在天津督署内厅踱步沉思，忽然又忆起一桩往事：辛亥年武昌爆发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袁入京组阁之前，曾邀请他在密室里共商谋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俩又仿照三国里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办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他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一看发现赵的计谋比自己高出一筹，就冷笑三声。　　赵秉钧想起袁世凯的那三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险奸猾的冷笑，顿觉一股寒气吹往脑门上来。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他的去路。一个大汉走过来对他道：　　“袁总统听说你近来身体不适，特命我送点药来。”　　赵秉钧低头一看那来人手里拿着的两颗药丸，脑子“轰”的一胀，眼睛直了，脸色铁青，嘴唇发乌，方才那股寒气从头顶吹到脚跟。那人催促道：　　“请吧！这是袁总统特制的‘安神大补丸’。”　　“不！不不！”赵秉钧脑子迅速记起袁世凯命蒋自立去杀武士英时，交给蒋的正是两颗“安神大补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我没病！没病！不吃药。”　　“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汉喝了一声。　　赵秉钧明知道躲不过，但又哀求道：“那就请你转告袁总统，就说我说没病，谢谢他的关切。”　　“没病也得吃下去，这是袁总统的命令。快吃！”　　赵秉钧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唤家人搭救，高声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来，我就服下。”　　“不必叫人取水，这里就有。”那人从腰间取下一只水葫芦，递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