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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救国教民有何宏论高见？” “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思之良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独裁和愚昧！” 李大钊赞成陈独秀的观点：“如果4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帝制的思想！” “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办一个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是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和阻碍中国的革命！要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让青年自觉地充当革命的主力军！” “仲甫先生，不知您回国以后，准备开创一个怎样的提倡民主、科学的杂志？” “我想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定为《青年》。大钊先生，届时，你可要撰文支持噢！” 李大钊应允。章士钊提醒李大钊说： “守常先生，你那篇文章是否要发表？” 陈独秀抢先回答说：“要发！我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应刊载大钊先生的批驳文章以正视听。我想这样做是民主的，也符合科学的精神，更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友谊。你说对吗？大钊先生。” 李大钊被陈独秀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感动了，很是动感情地说：“我赞成你的做法。文字的论争和私人的友谊是两码事，我一向反对因观点的争论而伤其私谊。” 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砖木结构的楼房内。他立即着手创办杂志，通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介绍，杂志由群益书社的开办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承担印刷和发行，每月出一期，编辑和稿费200元。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正式发行。次年9月，《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杂志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周报《上海青年》，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期约100页。《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青年人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一场思想大革命由《新青年》引发出来。 李大钊仍然在东京留学。他的思想飞速转变，迅然地从旧民主主义者，朝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演化；从进化论的观点，逐渐地朝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化。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形势，他不像他的朋友司徒复兴和俞德那样愤然而不知所措。相反，他却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思索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预测着未来中国的革命前途。 司徒复兴和俞德只知报国，不知主义，他们被袁世凯称帝所激怒。驻日公使陆宗舆又发出警告：对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留学生，即日起停放官费留学生金，并用武力押解回国。有部分留学生在这种压力下，倒戈过去。司徒复兴和俞德立意用热血擦亮这部分留学生的眼睛，洗掉他们心灵上的污秽。 他们在留学生会上发表演说。司徒复兴慷慨激昂地说： “同胞们！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被专制的皇帝，被腐败的官吏，被这些留着真辫子、假辫子的奴才们害苦了！辛亥革命的鲜血，换来了共和制的民国。可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呢？又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窃夺去了！他为了登上龙廷宝座，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取得了洋爸爸在身后撑腰，实现了他甘心做儿皇帝的美梦！而神州大地变色，4万万同胞受苦。你们说我们能答应吗？” 因集会内有陆宗舆派来的武装打手，留学生们惶恐不安，面面相觑。 俞德猛地举起手枪，对着天空“啪，啪”放了两枪。接着，他又愤怒地大声问： “你们都必须回答！在场的留学生，谁想做袁大头的奴才、做中华民族的败类，我就当场打死谁！” 留学生吓得心慌意乱，全身抖颤不已，小声地答道： “不，不答应。” 司徒复兴无比悲痛地大声疾呼： “同胞们，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兴亡，则联系着每一个庶民百姓。10年前，也是在日本东京，曾经出现了一个愤而蹈海的民族英雄陈天华。他在《绝命辞》中，曾经谆谆告诫留日学生，为了中华必须奋起抗争！今天，我也想告诫诸位同胞：一个失掉灵魂的民族，决不会有富强的祖国的！若想建立真正的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必须奋起斗争！振奋中华民族的灵魂！同胞们，我要用满腔的热血，擦亮你们迷失方向的双眼；我要用年轻的生命，唤醒中华民族每一个昏睡的灵魂！” 司徒复兴说到这里，抓着自己的衣扣，奋力一撕，“嚓”的一声撕开了黑色的内衣，露出胸脯，旋即举起手中的匕首，向腹部刺去。 俞德欲步司徒复兴之后，举枪自杀，恰巧李大钊飞身向前，抓住俞德的手腕，“啪”的一声，子弹飞向长空。 袁世凯复辟称帝，司徒复兴欲自杀殉国，极大地撼动了留日学生的灵魂。李大钊和俞德等人四处奔走，八方演说，终于又把动摇不定的留日学生，从袁世凯的走狗——陆宗舆那里拉回来，团结在留日学生总会周围。 李大钊以中华学会负责人的名义，同乙卯学会负责人易象商量，将两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都是著名的革命团体，对入会的资格规定都比较严格。 1916年1月30日，神州学会正式宣布成立，拥有会员100多人，设干事部，下设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工商科。另设总评议会，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原是乙卯学会成员，在合并工作中，活动积极，被推选为干事部干事。他们俩从此建立了友谊。 神州学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一些学术讲演和出版刊物。李大钊讲演了《联邦与邦联》、《颜之学说大旨及其劳农主义》等；易象讲演了《礼运？大同篇》。会员集资印行，办起了《神州学丛》会刊。频繁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提高了会员的思想水平。 李大钊闻讯蔡锷首先由云南起事讨袁后，立即召开留学生总会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选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主任，在东京开展宣传活动。李大钊为联络反袁活动，返回上海。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可谓是畅谈不厌，万言嫌少。 陈独秀询问李大钊何时毕业回国，李大钊沉思片刻说：“还有一年，写出学位论文，答辩一结束，即可回国参战。” 陈独秀深感孤军作战，力不从心，他多么想请李大钊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杂志，但他又不便直接说出，沉吟有顷，以商量的口吻说： “你在写作学位论文的同时，可否对国内思想疆场上的战斗策应一下？” “可以，我想为青春中华的诞生高声呐喊，策应您所开创、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 李大钊回到东京之后，就开始构思划时代的雄文《青春》，为了这篇文章早些时间脱稿，他决定从青年学会公寓搬出，迁到东京郊外幽静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那里舍外是荒芜的小园，后面有凭假山而建的古刹，假山前池塘边，错落地种着梅花和樱花。李大钊在那里终于完成了《青春》的写作。 李大钊的一些友人陆续地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了，李大钊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国时，口占一绝： 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 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他又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书籍交给李大钊，兴奋地说： “大钊同学，这是我给你找来的参考书，你带回去用心阅读，我坚信不疑地认为，你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理想的学位头衔的。” 李大钊回答道：“谢谢恩师的关心，我不准备参加学位考试了。” 河上村夫惊愕不解地问：“为什么？” “我想回国。我的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正在危难之中，列强们正在瓜分我的祖国，压迫我的同胞，灾难更加深重。” “祖国解放是漫长的，个人取得学位是短暂的。放弃就要取得的学位，而去追求漫长的祖国解放，我是不能理解的。” “我东渡求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不是为了考取学位。祖国被列强们瓜分了，灭亡了，我考取了学位又有何益呢？” 李大钊深切地思念着祖国和人民，写下了诗句： 斯民正憔悴，吾辈尚磋跎。 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 作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河上村夫，他希望能早一天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去，他不止一次为李大钊绘制学业上的蓝图，也曾设想通过李大钊回国后如何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突然废弃学业，他不去准备写论文，而是把课下写的《青春》拿来请他批阅，他无可奈何地把他精心为李大钊挑选的参考书，分门别类地放回书橱里。 当河上村夫读完李大钊的《青春》全文，情不自禁地连声赞曰：“妙文神笔，好，好，好！”他不由自主地读起《青春》中自己特别喜爱的文字： 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李大钊在河上村夫的赞同下，将《青春》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 河上村夫教授终于同意李大钊回国了。他希望李大钊回国后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并赠送给李大钊一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
1916年春，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 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建立了革命友情。 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1886年生。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但终生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不久便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 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林伯渠童年体弱，在10岁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也。”孔子主张以义为立身标准，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由母亲教他识字，《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这小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林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一天，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将菩萨推翻，闯了大祸。 父亲得到消息，急忙赶回家来，将儿子责打一顿，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林修梅家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 父亲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林伯渠生性颖异，学习进步特快，不到两年，四书五经养浩然之气的精神修养途径。另阐述伦理学与认识论相统一，便已授完。父亲把他带到身边，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 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谨著称。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 1902年，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结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学校开除。覃振被开除后，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引了不少读者，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俩人友谊日趋加深，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 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