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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前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即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也于6月10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旧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将抵制护国军之军队撤回原地,召集军事善后会议等4项条件,声明北方如同意此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取消西南各省独立,云云。
段祺瑞对孙中山及西南护国军的要求偏偏不理。又有国会议员孙洪伊、谷钟秀等,在上海自行召集议员250多人,联电致段祺瑞,要求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接此电报后,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与幕僚们研究对策,几天来都拿不出应付的办法。作为总理,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的新约法的主要内容则为总统制,与他的愿望相背;旧约法的主要内容则是责任内阁制,对他甚是有利。但恢复旧约法,国会也将随之恢复。老袁非法废止旧约法,非法解散了国会,国会问题同约法问题,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要责任内阁制,就要旧约法和国会,国会之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一旦恢复,他想个人军事独裁便行不通。 在南北双方就新旧约法问题之争陷入僵局时,不料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告独立,声明如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此时北洋集团内部中,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等也主张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大压力,感到有点难以支持,不得不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
于是,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3年1月10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5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
黎元洪还发布命令,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并下令裁撤参政院、肃政厅、北京军政执法处等机关。 关于约法问题和国会问题,段祺瑞虽然被迫屈服,但是惩办帝制祸首问题,段又与西南各省争执。
西南方面提出惩办的帝制祸首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所谓的“七凶”,合起来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参加帝制活动的岂止“十三太保”,除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流氓称臣劝进的而外,还有为袁家皇帝摇旗呐喊的各省北洋军阀在内。西南方面,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而只提出这些人,其余不究,希望北京政府惩办,以便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所谓的十三太保,不但是护国军所指出的“内乱重要罪犯”,应当“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而且也是通国皆知的洪宪王朝的罪魁祸首,应说是绝对没有逃避罪行的余地。
但是,段祺瑞等与不少帝制祸首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就替他们说话。北京政府在研究这批祸首名单时,首先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为雷震春、张镇芳乞情,这两个人就从名单中剔出;随后冯国璋为段芝贵乞情,李经羲又力保严复和刘师培,说他们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上又剔出了这三个人;黎元洪认为李燮和、胡瑛都是老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善意,通缉祸首的名单中不宜罗列与国民党有关的人物,因此这两个国民党变节分子也可逍遥法外了;袁乃宽因与袁世凯有同族之谊,段也把他的名字剔出了。这样,“六君子”剩下“两君子”,“七凶”剩下“三凶”,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了“五太保”。还有人替梁士诒乞情,说他与银行界具有深切关系,留着他替政府筹款也是好的。但黎元洪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么,我们不下这道命令倒还好些。”因此梁“财神”仍然榜上有名。
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首要分子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于7月14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这八人“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北京政府在惩办令发表之前,预先示意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因此,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从容不迫地由北京搬到天津,又由天津南下到上海、香港一带,有的则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北京法庭自然也就没有捉到一个祸首。
虽如此,西南护国军也就满足了。7月14日,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副军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南方各省诸首领,联名通电,撤销军务院,取消独立。至此,南北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府在下令恢复旧约法的那一天,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发表:
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
陈锦涛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
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
江大燮为交通总长
唐绍仪未到任前,派陈锦涛代外交总长。
7月12日调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7月3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
8月1日,国会议员们重集北京,召开了国会。汤化龙、陈国祥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向国会宣誓就任总统。
北京政府又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如下: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
吉林督军 孟恩远省长 郭宗熙
山东督军 张怀芝省长 孙发绪
河南督军 赵 倜省长 田文烈
山西督军 阎锡山省长 沈铭昌
江苏督军 冯国璋省长 齐耀琳
安徽督军 张 勋省长 倪嗣冲
江西督军 李 纯省长 戚 扬
福建督军 李厚基省长 胡瑞霖
浙江督军 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
湖北督军 王占元省长 范守佑
湖南督军 陈鬯兼署湖南省长
陕西督军 陈树藩兼陕西省长
四川督军 蔡锷兼四川省长
广东督军 陆荣廷省长 朱庆澜
广西督军 陈炳焜省长 罗佩金
云南督军 唐继尧省长 任可澄
贵州督军 刘显世省长 戴 戡
直隶省长 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
黑龙江省长 毕桂芳兼黑龙江督军
甘肃省长 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
新疆省长 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又任命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李烈钧授以勋二位和陆军上将衔,着即来京另候任用。
第十七章 府、院相争
陈鬯被川军师长周骏困在成都时,蔡锷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一面派护国军往成都。陈鬯因力不支而逃离成都,后被黎元洪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湖南省长。川军师长周骏喊着“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用以诱惑护国军方面的将领熊克武、刘存厚等,熊克武等并未受到诱惑。当蔡锷动员打周时,刘自告奋勇愿为前驱,周部团长刘湘等也都弃周而加入护国军。刘存厚师进入成都,周骏逃走。蔡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后又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患有严重的喉结核病,又是个事必躬亲的人。在艰苦作战时期,他不但忙于指挥军事,还要亲理文书,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服药后毫不见效,肿痛更甚,饮食难进,体温高达39度。他接到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公报后,通过梁启超请求北京政府负责偿还半年内护国军欠资200万元,同时请求卸职养疴。
但军中会议力加阻止,四川各方面也纷纷欢迎他赴任。蔡认为这是“恶作剧”,使他“失却自由之身”。他不止一次电请梁启超传达北京政府准其辞职。他又电告唐继尧说:“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动,实为公私两济。”他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外,还讽示唐继尧不要听信那些狗头军师们的鬼话,想把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辞职电,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只批准给假一月,叫他就近调养。
蔡锷想改造北洋军,他认为北洋军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北方人朴实忠勇而又具有强健的体格,只是由于袁世凯自私自利,把北洋军造成为他的个人军队和政治资本,因此北洋军对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起着破坏作用。现在袁死了,应该是化私为公改造北洋军的良好时机。但是,袁氏虽死,袁的化身依然遵循着袁的轨道,把北洋军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工具,蔡的心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蔡颇受各方面重视。梁启超想留他在四川建立进步党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湖南籍的进步党人想请他到湖南“为桑梓服务”。蔡既不愿留四川,也不愿调往湖南,希望有一个较长时间医治疾病。他继续向北京政府请假辞职,北京政府给他两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