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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批判莫言 （4）
六神无主的恋乳
莫言的小说缺乏彼岸意识。在诉说就是一切的观念支配下，《檀香刑》与余华斗狠，明显少了那种达观的幽默；与《白痴》较量真实，显然又匮乏陀斯妥也夫斯基那种先天性的悲悯；与《心灵史》打拼激情，明摆着又没有张承志那种偏执的决绝。但是，贪吃的莫言特别会吃，在吃出色情与暴力的同时，竭力吃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当我看着他津津有味地叼住世纪奶头叼出齿印的时候，蓦然发现，他又逮住了一个关键部位。
聚焦险峰耸立的胸部，不仅仅是为了一览女人的无限风光，更重要的是挺出一种富有魅惑力的恋母文化。中国文化发展到二十世纪，一直是一种母性（女性）文化，从来就没有断过奶。“五四”导致“文化断裂”的说法，纯粹出自臆想。“文革”也是如此。在前者是要断裂而不得，在后者则是自以为断裂了却愈发变本加厉。时至今日，母亲的奶水已显得越来越稀薄清淡。一方面缘于母亲年事已高，另一方面也缘于孩子开始发育，需要更多营养。其时，果断断奶，吃点别的东西，或许开发出更大更丰富的胃口。在乡下，我们常看到有的孩子两三岁了还不断奶，甚至五六岁了，吃几口饭还要扑到母亲怀里吃几口奶。这样的孩子不光营养不良，而且在精神上也不容易长大，会长期处于婴儿状态。莫言之所以特别迷恋用儿童视角讲故事，就是因为孩子的眼睛是无邪的。由于缺乏经验的污染，故而看到的事物就相对地客观。
因为无邪，所以他的好奇心就浓。好奇心愈浓，他就越发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疑的。夸张的口气，怪诞的人物，给出了复杂背后的单纯。八十年代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年代。这样的年代，恰恰最需要莫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血性与烈性。事过境迁之后，人们渐渐才发现，貌似阳刚的呐喊底下，内含某种缠绵阴柔的调子；那些痞里痞气、匪里匪气、充满霸气与煞气的草莽英雄，心理上竟是那么幼稚与残缺。他们的“气”不是自己独立地建立起来的，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从“高密东北乡”这块“热土”中浸润出来的，是我们这个“食草家庭”祖祖辈辈从“我老老爷爷”、“我老姑奶奶”那里（见《红蝗》）一直沿袭到“我爷爷”“我奶奶”一脉相承下来的。因此，不论这些人干出了多么惊天动地的事，人们对他们的敬佩总是停留在外部形象动作的剽悍和行为的中规中矩（合乎“义”这一简单的游戏规则）上。他们虽然体现了某种原始生命的充盈和爆发，但在今天，要模仿这些顶天立地的人物来处世行事，就势必沦入天真、愚蠢以及异想天开的层面。《红高梁》中的人物个个都像没娘的孩子，在胡闹一通之后，都最终想起了自己的亲娘——高密东北乡的父老乡亲和民气，并坦然为之献身。这种由观念混合着想象力刻意为“阳刚之气”所进行的鼓涨，也最终暴露了莫言写作中的某种恐慌。恐慌迫使莫言，在六神无主的九十年代，抓住了《丰乳肥臀》。在这部挺美和看下去也美的长篇小说中，人们终于打探到了文化中国的国情真相：阴盛阳衰、恋母、心理残疾。
和《红高粱》一样，《丰乳肥臀》也描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的故事。小说重构了1900年至毛泽东后期的历史。莫言所描写的上官鲁氏，以其丰乳肥臀的女性形象，遮蔽了高密东北乡的所有男性。令人称奇的是，一直被国人视为历史驱动力量的男人，在小说中几乎如数遭到了作者的嘲笑与挖苦。与《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一样，母亲也被迫反叛了传统强加于女性的〃妇道〃。她嫁到上官家三年，仍没有生育孩子。尽管没孩子的原因应归咎于父亲，可她却一直被丈夫与婆婆羞辱打骂。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人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为丈夫生孩子，尤其要生儿子以传宗接代。因而，母亲只有通过和别的男人睡觉来〃借种〃。她先后与五个男人发生关系，并生下六个女儿，被四个士兵强奸而生下了第七个女儿。就因为一直未生儿子，所以她在丈夫家遭受的侮辱与打骂一直没有停止。第八胎时，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先是一个女儿，后是一个儿子。孩子的生父是一个在高密乡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瑞典传教士。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杂种家庭。而家里唯一的香火继承人，可谓是杂种中的杂种一个洋杂种。
这个杂种，故事的叙述人，母亲的独子，乳房是贯穿其整整一生最基本的东西。从婴儿时期开始，他就表现出独占母亲乳房的强烈愿望，后来对乳房的渴求与迷恋，竟成了统领他一生的顽念。乳汁是唯一适合他的食物，甚至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也依然未断奶。更甚的是，他不仅渴念母亲的乳房，而且对他的姐姐们以及其他妇女的乳房也渴念。七岁时，他妈决定给他断奶。他立即又转向了他大姐的乳房，尽管她并不在哺乳期，乳房没有乳汁。这个插曲表明，乳房已成了上官金童的本命。只要不择手段地触摸到乳房，就是对个人本命活动的最好验证。评论家张清华说，这个中西两种血缘和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实际上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来自西方的“非法”的文化之父，在赋予了他非凡的气质（外貌长相上的混血特征）、基督的精神遗传（父亲马洛亚是个典型的瑞典籍的牧师）的同时，也注定了他的按照中国的文化伦理来讲的“身份的可疑”。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困境，正是源于这种二元分裂的出身：是西方现代的文化与思想资源造就了他们，但他们又是寄生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本土的民族文化有一种近乎畸型的依恋和弱势心理支配下的自尊。他们还要启蒙和拯救自己的人民，但却遭受着普遍的误解。这样的处境和身份，犹如鲁迅笔下的“狂人”所隐喻的那样，他本身就已经将自己置于精神深渊，因而也必然表现出软弱和病态的一面——他们没有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下地狱的决心，但却有着相似的深渊般的命运。
女作家残雪认为，所有的题材都是灵魂的故事。追溯小说《丰乳肥臀》的成因，就会发现，莫言其实在拯救乳房。众人皆知，乳房在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但是它又确实是有自己的历史的。前者根源于中国的男权社会高度发达，后者是缘于任何生命都是有记忆的。乳房的历史是随着个体生命的不断成长而持续展开的。乳房在拉丁文的词根是〃mamm〃或〃mammo〃，在多数语言当中，这个词都有相同的发音和意思，即口语化的〃妈妈〃。 而中国象形文字中，女字是一个具有硕大乳房和乳头的女人图形，这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乳房委实与母性密切相关。从一般意义上讲，把乳房作为女性的象征是准确的和恰当的。因为乳房不仅仅是哺乳器官，同时也是女性重要的性器官。在莫言的笔下，乳房不仅仅承载两性接触中的性吸引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担负着“统一战线”的历史重任。那些找上门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后代”，都是从母亲的乳房这里认识世界的。沙月亮，抗日游击队的司令员，后来成了〃汉奸〃；司马库，国民党军队里的抗日英雄，1949年以后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鲁立仁，一个共产党办事员。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均通过她的乳房，消除了彼此之间类乎天堑般的界限。在丈母娘面前人人平等，说是容易，其实最艰难的还是作为中介的上官鲁氏。她的艰难在于，一方面她是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创造与收藏的象征，另一方面她所持守的宽容和人性，恰恰是反道德与正统的，其个人的历史充满了在宗法社会看来是无法容忍的乱伦、野合、通奸、杀公婆、被强暴、甚至与瑞典籍的牧师马洛亚生了一双“杂种”。乳房功能的扩大化，让我们在莫言的小说里，看到了神圣的乳房、色情的乳房、家内的乳房、政治的乳房、精神的乳房甚至商业化的乳房。弗洛伊德认为，乳房是人深层感情的源泉，哺乳不但为儿童生存所需，也是其“整个性生活的开端”，在吃奶的同时婴儿也就产生了恋母情结，因而母亲在一定程度上是孩子的“第一个引诱者”。在中国现代，恋母和恋乳一直是个神圣、崇高的意象。文人与诗人们一提起来，就要热泪盈眶的。中国现代一切男子汉的刚强和血性，都是基于恋母和恋乳这种儿童心理之上的。小说中上官金童与他人的冲突，均表现为乳房的冲突。对乳房控制权的争夺，一再表明上官金童想“独占”母爱直到长大成人。他的霸道，说明他根本就不想真正走出母亲的子宫。在爱的庇护下，他可以无所事事，也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都是那么地心安理得。其实，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夫妻关系更少地建立于爱情之上，更多地建立于传宗接代的考虑之上；一个独生子完全有可能一直独占母爱而不必担心父亲的情感受侵夺，他的恋母情结和心理幼稚病，因之表现出迥异于西方人的中国特色。常言说，有奶便是娘。在乡间，这句骂人的话，不经意中道出了恋母与恋乳的因果关系。“我摸了你的奶子，你就是我奶奶，我就是你的孙子了”。对于断奶以前的幼儿，这原本是很自然的事；而对于美乳专家上官金童，却成了其联系事物的纽带，认知世界的窗口。“抓住乳房就等于抓住女人”、“抓住女人就等于抓住世界”，在他的手中，不光是硬道理，而且是能够付诸实施的正大行为。他指出：“乳房是人类世代进化的结果，对乳房的爱护和关心程度，是衡量一个时期内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女人要为自己的乳房感到自豪，男人要对女人的乳房感到骄傲。乳房舒服了，女人才会舒服。女人舒服了，男人才会舒服。因此只有把乳房侍候舒服了，人类才会舒服。一个不关心乳房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乳房是世界的本原，是人类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