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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写作，王安忆这样说：“在我看来，写作是从内心出发的，是我心灵的需要。事实上，我是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写自己的作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安忆不是想表达当下，而是无法表达当下，因为她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没有关注，她不关心时尚与潮流，也不关心周围的事情。而只是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构造自己心目中的上海的风土人情与繁华都市。想象力丰富的作家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和讲不完的故事，王安忆也不例外，她讲清纯的少女，讲知青生活，讲打工妹，讲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了生活而疲于奔命和垂死挣扎，写一些外地人来上海，怎样适应上海并融入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方方面面。除了这些，王安忆给我们带来的就只有那些历史故纸堆里的闺中怨女和旧上海的脂粉气。
让王安忆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那“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所写的作品已经带上了严重的程式化的倾向，几近于达到崩溃的边缘：《米尼》、《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上种红菱下种藕》和《富萍》等无不如此，现在几乎被人遗忘，那些模式化的环境，格式化的人物，始终是旧上海的那一套特定的场景氛围，王琦瑶、蒋丽莉、吕凤仙以及富萍等人都是一个个性格各异却同为上海这座城市里的一员的代表，她们作为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组成了一部部带有个人特殊存在的寓言与神话。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城市在王安忆的笔下总是略显陈旧，她想挖掘这座城市某种文化上的内涵，并赋予它一种特殊的存在意义。王安忆有这种驾驭建构纸上历史的能力，并且也能在她的虚构与幻想里做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是一种本领，但是如果这种本领使用得不当，就会于不经意间留下了刻意雕琢的痕迹。
王安忆写完了她的小长篇《妹头》之后，褒贬之声不绝于耳，有的人认为这部小说是王安忆风格转型中比较成功的典范之作，它是生活化的，是反映当下的底层人的，是又一次对上海的真实的抒写，而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王安忆又在都“新写实”作家们的道路，专注于生活细节的那些琐碎与芜杂，似乎是走向通俗化了。而还有的人则认为，这部小说还是王安忆程式化写作的一个复制品，相对于她《长恨歌》以前的写作来说，毫无任何新意。
但是，王安忆还是非常自信地说她不怕她的小说没有读者，所以她能够坦然地服从自己的内心而成天盲目地制造一个个女人伤感的神话。由于王安忆自己也竭力想让小说作品富有理性，而一些读者也总是满怀期望地通过王安忆的作品来获得与自己共鸣的那种情调，以前我们还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真实的共鸣的空间，而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不到王安忆真正想让我们了解到的理性究竟是什么东西。她的写作日益模糊化在这样具有时代感的社会里就有了作秀的嫌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渴望王安忆给我们带来一个痛痛快快的故事，关于悲悯，关于善良，关于终极关怀，关于文化根底，我们都曾从王安忆的笔下得到过一知半解的答案，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作为一个富有理性的思想者王安忆在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示人。
我以为，王安忆特立独行、另辟蹊径、推陈出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她的每一次“转型”都以付出惨重的代价来作为结束，那就是对以前的写作进行全面的颠覆。而且她的任何一部长篇出来后都要被一些好事的评论家们爆炒一通，评论家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总是得出这样的冠冕堂皇的结论：王安忆又作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在我的印象中，王安忆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定数，她总是在改变，就好像一个疲于奔命的人一样在阒无人迹的荒野上狼奔豕突，而且从来就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与征兆。
尽管如此，王安忆仍然在恋恋不舍做一些“远距离的凝望与选择”，她想尽力排斥这个世界的尘嚣与浮躁，心如止水、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世界的和风细雨与明媚灿烂。她有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短篇小说《喜宴》，虽然写的是阴雨天气里知识青年去赴一对结婚的夫妇的喜宴，这样的气氛应该算是祥和而唯美的了，但是王安忆去以冷竣的笔调描写了那场无声无息的喜宴。她试图达到喜宴与环境的那种张力，但是这种现实中的不和谐却不以王安忆本人所希望的那样形成一种默契。相反，那样的描写只能以难堪的却又是做作的场面而结束。王安忆是最关于绕圈子的，她在小说中不断地提到“天阴冷得很”，这是一种暗示，但也是一种现实。这种现实与王安忆本人所理解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她有的只是一种漫不经心感觉，一种张驰有度的氛围，而我们有的却是一种无聊的趣味与冷漠的感受。
从《长恨歌》以后，王安忆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都刻意地消解了故事性，我们无法再从她的小说中看到精彩的故事了，而能感受到的只是她对叙述的那种绵绵不绝的追求与探索。王安忆在一次访谈中也承认她的创作是追求审美的，她这样说：“我的小说创作是不太现实的，我对现实不很关心，我关心的是审美，什么样的生活值得我写？就是有审美性，而现实太没有审美性了。”在王安忆笔下，审美是最为主要的，但是这种审美的东西在王安忆那儿却成了想象中的东西，当然也就变成了王安忆想象中的美，而这种想象中的美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是不存在的。许多读者和评论家们从王安忆的这些小说中找到了高超的小说叙事技巧，找到了“才华横溢”的描写和叙述。是否真的是这样呢？我们拿她的一篇小说《发廊情话》来分析，这篇小说通篇讲的就是一个洗头的女子在发廊里回忆自己的故事，写她观察给她洗发的师傅从头到脚地描写了一篇，可以说是极其描写之能事，如入无人之境，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王安忆叙述技巧的娴熟与高超，但是看过之后，我们惟一的感觉就是：匠气太重。一种孤独感就会从心底油然而升，这种感觉会影响我们阅读王安忆的每一篇小说。王安忆的有一篇小说叫《角落》，看完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应该叫作小说还是应该叫作散文，作品是这样开头的：
关于这街角，最早的记忆是布店。沿了街面的弯度，开有两个门面。这已经到了繁华马路的尾上，渐入清静，多是住户人家。所以，这布店卖的多是些普通布料，裁好的衣片，裤片，口袋布，鞋面布。看上去有些冷清，其实生意是足够做的。那时候，生活也比较消停，不像现在这样急和爆，什么都要做满。那时呢，有个三分，四分，就过得去了。看看都是些小生意，还时有时无的，可也没看它说要倒闭。月末的一天，照例是关门，门口挂了牌，上面写“盘点”两个字，以此可见，是有进账的。
读完第一段，总感觉有鲁迅的小说描写风格，似乎又掺杂了汪曾祺小说叙述上的技巧。追求一种淡泊、恬静的风格，语言简洁朴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安忆总是在尽力描绘一些静态的东西，她想把那些静态的事物通过她的笔转换成一些她想象中的动态的事物，并且具有强烈的动感。此外，她好像与历史有了不解之缘，就是在《角落》这样篇幅极为短小的作品里，她也总是不会忘了描写一家布店的历史。或许在王安忆眼里，只有历史才能真实地再现她想象中的所谓的审美。王安忆还有一个短篇《轮渡上》，虽然也是以极其轻松的笔调描写了淮河轮渡上几个乡村艺人的情感和行为，希望和梦想。她并没有作什么惊心动魄的尖锐的矛盾刻划，而是以冷静的叙述平视着在轮渡上的所见所闻，叙述中不免带有一种平和散淡，超然物外的坦诚与悠闲。从王安忆这样的一些小说里，我们总能找到被模仿者的影子，她又走上了程式化的短篇小说创作道路。
由此看来，王安忆目前又热衷于描写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了，她说她并不喜欢她做知青时插队的那个地方，而是觉得那里有小说审美因素在里面，所以她在写了旧上海都市生活后，回过头来描写农村好像是一种审美上的享受。王安忆恪守着农村的那种幻想中的诗意与美好，是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背景格格不入的，但是王安忆自己却这样来解释她所描写的农村生活：“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作这样的解释是否能真正地让我们弄清楚她对农村生活描写恋恋不舍的原因，我们仍然持有疑问，因为它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显得太牵强附会。而在网络上，一位评论王安忆的人这样说：“这类形式化群像风俗画具有一种无法抹煞的内在的美，但这是一种古典时代的静态的美，如果要以这种方式来展现现代纷繁复杂、目迷五色、充斥着欲望搏击硝烟的生活形态，难免会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可见，这种写作方式本身就是矛盾的，那种高度形式化的生硬描写已经失去了它本原的特色而显得勉为其难了。
与此同时，王安忆又开始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处境了，《保姆们》、《民工刘建华》、《小东西》、《闺中》等短篇小说都是在这方面实践的结果。她又准备像张炜一样向大地回归了，可是我们还是看不到亮色。前一段时间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又写了“一个上海弄堂女儿的典型”，书名取自于《诗经》中的“桃之夭夭”，每一章都以一句古诗为题，看来这段时间王安忆又与古诗较上劲了。小说写了一个比王安忆大一岁的女性郁晓秋，王安忆对她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并想把她塑造成一个“市井观音”，不仅救人而且还救自己。这又是一个关于灵魂救赎的故事，我们从郁晓秋身上似乎还是看到了《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影子，看到了王安忆笔下八十年代的上海，但是我们看不到今天。在这些小说的背后，王安忆的写作呈现出的还是一番平淡无奇的景象。
如今中国文坛里新生代作家已经开始进入主流了，七十年代作家羽冀也日渐丰满，八十年代作家也在文坛暂露头脚并且以一种无法阻挡的潮流反叛与颠覆着现有的模式化写作策略。王安忆现在已经失掉了相当一部分的年轻读者群，现在还在看王安忆的小说的读者还是受她八十年代成名时的那点余韵所迷恋。但是王安忆现在却无法改变了，自从《长恨歌》发表并引起广泛的影响后，王安忆后来的写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她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她的那老一套，似乎陷入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尴尬境地。王安忆如果再不对自己进行突破的话，她的最后一次“转型”可能就是她的写作生涯的终结了。因为她的写作不仅缺乏这个时代所应有那种生动与率性，而且还处处显出了与这个时代不相融合的笨拙与枯燥。
已经五十岁的王安忆下一步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才思的枯竭是一个作家最恐惧的事情，那意味着一个人的穷途末路，即自己的才能已经逐渐丧失。从王安忆目前那种勤奋与毅力来看，她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精心营造自己美好人性的文学殿堂，但是危机四伏的幻想之旅似乎也走到了尽头。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心存一线希望吧，毕竟她的写作还是让许多人牵肠挂肚和有所期待的。
2004年2月10日于保定
第四章批判北村 （1）
批判北村：画着先锋脸谱的布道者
作者：离
2002年，《周渔的火车》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作家当中，还有北村这个人。而在电影拍摄之前，我甚至只能从批发市场上书商积压的打折书籍里，才看得到“跨世纪文从”的影子。想必这个消息会让北村小小的窃喜一下吧，他不是一直宣称先锋作家不要为生计向市场低头么？就在《周渔的火车》大炒特炒的那一年，北村在SOHU聊天室作嘉宾的时候，依然如是说来着。那么，我们姑且让北村先生一直用着先锋的名号吧，虽不知在80年代，是哪位（或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