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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中康生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有谁能救我？他说，有谁能涂抹我的过错？有谁能将我的罪孽除尽？现在我在深渊，我在地狱的边上等死，谁能救我并解除我的罪？我本是清洁的人，现在污秽不堪！我在黑暗的深处流泪，无人安慰。”
这一段话比较有代表性。而像康生这样的人物，明显是北村所偏爱的。《鸟》里有，《周渔的叫喊》里有，《玛卓的爱情》里面也有。对比之下，小说中其他的正常人都似乎显得愚蠢可笑。这是自然的，一个在“病”中进行思考的作家，自然觉得这个世界有“病”。
在图书市场上，畅销书大都有同一个特点：选材上一定要有一个与这个社会形成反差的人物，不管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可靠。然而读者却“出戏”了，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尽管北村很想使他们显得真实，所以总是在小说开头告诉我们：“好人康生的故事已经在我的腹中孕育了两年……一个月前我居然在一家《诗歌报》上看见康生死前写的最后一首诗……”，但如今的读者已经不如很多年前那样好骗了。我们都知道康生并非真实的，连为北村写评论的评论者也隐约中透出这个意思，在他们看来，康生就是一个用以表达北村思想的工具。
确实，他们说得对。北村写小说，从来不是为了写小说，而是为了“心灵”嘛。
借用一篇小说的名字来说——人民到底需不需要病态？青春期是需要的。或者说，青春期是必然多少有些病态的，因为他们在成长，感到了对这个世界的紧张。而我们的文学呢？中国病态文学的流行，不管怎么看，都显得有些可笑。似乎是出版商、部分作家以及大众一起合谋的自淫行为，大众需要了，作家也写了，出版商于是就出版了。利益是可想见的，作家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将丝毫没有贡献的病态文学推到一定的高度，怎么看着都觉得可笑。
出版商要赚钱，这并不奇怪，也不可能去责怪别人。但要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版这样的畅销书？因为这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文化现象中，首先起作用的是作家本人。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没有自觉的能力，他太去关注大众的“需要”了。
一个作家如果不谨小慎微地对待自己写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而去关注他的思想是否被接受、在文字上仅仅做一些简单的修饰就可以出炉了，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是不成功的作品。作家必须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因为这个世界并非只有他一人，他有读者，有受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中国会出现病态文学畅销的情况，也跟中国文学的现状和历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从第一个开始写作的中国人开始，“文学关注社会与人性”的情况就开始了。连部分评论家在看一部作品时，也会从这个角度出发。所以后来，当韩东的“断裂文从”出现时，好多评论家就懵了，也费解了——该怎么从人性和社会的角度去解释呢？于是部分人干脆心虚地跳过去，当作没看见。而一些有“深度”的作品，对于这些评论家，对于我们长期饱受“文学教育”的读者来说，显然是好解释的，好读的，于是想将这样的作品吹捧到什么程度都可以，都是简单和容易的。
作家总是分为两种：一是作家对阅读者有影响，指的是作家的作品改变了一个读者的阅读习惯，让他看到了新的东西，甚至使他走上写作的道路；二是作家对作家有影响，是说一部作品让一个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或者那样去写。
北村的作品虽然看似多么能感动人，但是对读者的影响却不见得多么有震撼力。我上中学时，经常看港台的言情小说看得泪流满面，过了两三年，我读到了《玛卓的爱情》，同样看得泪流满面。现在看来，这两种泪流满面，并没有什么不同。我被故事感动了，被人物感动了，和看电影电视一样，有什么区别呢？它并没有使我看到一种新鲜的可能。
读者与作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有时的联系是神秘的。现在回头再去想，我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的？感觉十分奇妙。改变是一瞬间的，并不需要什么从小培养起来的文学爱好。所以我是多么感谢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们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一个人。建立这样的神秘联系，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家才可以做到。
北村的小说没有改变我，也不会改变其他的阅读者。它只会使他们更加多愁善感，而不会使他们的眼界放宽，不会使他们感到文学的世界充满无限可能，不会带给他们惊喜。或许，它只擅长于被改写成“艺术电影”的剧本吧。
第四章批判北村 （8）
精神教化与布道
1992年3月10日，北村皈依基督。1994年，《孙权的故事》出版，作为“心灵写作”派，孙权这个小说人物，我认为是最带有强烈的北村布道意识的人物，他从一个堕落的杀人犯，到最后被主拯救，这样的过程，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在《孙权的故事》小说接近尾声的地方，有这样一段文字：
“读完这段圣经时，我已经泪流满面。我几乎清清楚楚地看见主向我走过来。他就是那真光、真爱。他是惟一有权柄定我罪的人，他是惟一圣洁的那一位，但他却对我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那道强光的来临，使我不能抵挡，他的话语带着能力和权柄，把我的罪赦免。我仿佛在刹那间全身被清洗，脱一身缠羁，进入真安息。以前我苦苦寻找的，但我又摸不着的那一位，现在清清楚楚地进入我心里。我哭泣起来，眼泪收也收不住，如同小时候三天和父亲闹别扭，终于有一天与他和好，当我呼求他时，泪如泉涌。
主呵！我说。
刘弟兄醒来了，他看着我。我不知说什么好，就说，刘弟兄，你说的那个神，我知道了。
主呵！他说，赞美你！
我不怕死了，我对他说，我觉得无所谓了。
刘弟兄微笑地看着我：死是外邦人的，基督徒的家乡在那边，那边有多少弟兄姐妹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的主被钉后三日在阴间，散散步就上来了，轻松地越过了死亡和绝望。
今天，他把这样的生命给了我们，他说，这就是永恒的生命。
以上是对我得救经历的真实记录。”
同时近期在网上也看到一篇关于北村的访谈，在其中北村说：“我亲眼看到了罪恶在我心中发动，甚至从罪性发展到罪行，这个罪不一定是法律意义上的。我觉得是神的怜悯让我从一个无神论的作家成为了神的信徒。我也有机会真正来实践信仰，在这些日子中我有幸看到信仰的各种见证”、“在我内心当中，还有巨大的软弱性，这软弱的部分和我的信心部分一直有一种关系。文学可以记录这个过程，就是说如果文学还有价值的话，这种文学稍微才有价值，因为它至少与神圣有关。”
看来北村已经完全将写作视为对心灵的一种记录和拯救了。在前面我们摘除了北村“先锋”的帽子，现在看来又要给他戴上一顶——“精神布道者”。
我无意去诋毁他人的精神信仰。我在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者。我尊重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只要有信仰存在，他就还是一个真实并且充实的人。这信仰的内涵是广义的，比如我认为信仰写作和信仰基督、神佛，在本质上相同。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是文学的信仰者。
然而利用文学写作去进行精神的布道，就好比缘木求鱼一样不可为。文学从来也不是为了寻求答案而存在的。是人们对于文体的误解与迷惑造成了一些现状。以为小说就是为了反映这个时代，就是为了反映作家的思考，就是为了传达什么，实在是大大的谬误。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么？上学时老师就这样分析：“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而且还要背得滚瓜烂熟。
背得滚瓜烂熟不要紧，人的看法是会变的。但糟就糟在，“中心思想”的思维模式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变得根深蒂固，甚至已经长到骨子里去了。就像很多人读诗，如果不抒情、没有点风花雪月，他就看不懂。当“口语诗”颠覆了中文诗歌的传统观念之后，好多人说，我看不懂哦。实际上，他所谓看得懂的朦胧诗，又真正看得懂吗？在北村的小说里，也总是时不时插上几句诗：“怜悯听从绝望的天才/有谁愿意和这样的尘埃亲近”——倘若没有所谓“中心思想”的支撑，谁又看得懂这样的句子？都是“中心思想”让晦涩与莫名其妙肆意横行。
有了这个“中心思想”，北村就可以在小说里将人物任意塑造成一个虚无飘渺的形象，可以任意夸大人的痛苦，可以将死亡场景做得像一场戏剧一样，当别人觉得不真实，可以将对白说得很“深刻”……当别人觉得这不太真实的时候，也会在心里暗暗地为北村开脱：反正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了反映人的痛苦，爱的伟大嘛。其实这样的阅读者也算不上是好的阅读者，因为他没有真正从阅读的角度出发，而是和北村出于同样的目的，想寻找一些什么心灵上的答案，然后自我感动一番。接着阅读就结束了。后来呢？没有后来，后来他只是想想，觉得很感动。
这是不是北村的目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妄加评论，因为我还没有神奇到成为北村肚子里的一条虫的地步。我只是看到了这样的表象。然而这样的表象已经足以成为证据。“中心思想”的弊病，不仅在北村身上，在我们的评论界，在大众，都广泛的存在着。大众奉这样的作家为神明，觉得他们很深刻。
然而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在21世纪，“深刻”的作家将代表中国文学最坏的那一部分，被彻底的遗忘掉。
第四章批判北村 （9）
读者是大智若愚的，虽然传媒与文化的力量依然存在，但是他们都将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上个世纪文学最重要的命题告诉我们，模仿是死路一条，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敢于向他的前人发起挑战，把大师们都踩在脚下，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21世纪，这个命题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连同阅读者，连同整个文化，都会在怀疑中慢慢进行着改变。先前那些以“深刻”和“反映人性”占上风的作家，必然会在未来成为被怀疑的对象——正是由于这股势力过大，才更容易被推翻。
我不是在断言北村的未来，我怎么敢去断言一个人的未来呢？我又不是先知。只是如北村般的写作，已经快要陈腐下去了。他们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口气，看似回光返照，实则渐渐露出了匮乏而单薄的残景，这是他们从出生就必然面临的困境。利用文学传道和布教，必然会在未来落入到一个尴尬可笑的境地。
甚至，每一个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应该清楚作品是为了寻求在作品上的突破，是为了打破底线，而不是用来进行心灵的思考。这是作家与哲学家的不同。因为那长远的“教育”历史，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是为了什么而写作，就匆忙走上写作的道路了。后来又不进行反思，导致他一直在这个歧途上越走越远。
真理永远只有一个。众多的人误入歧途，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自认为已经认识到，而走入了另一条路。就此看来，文学并没有派别与年代之分，不同年代、不同写作方法的作家，只要写作中找到了写作本身去寻求的东西，他们就同在真理的顶端，在一个层面上。而之所以派别与年代一再被强调，就是由于部分人去找别的东西去了。蒲松龄与博尔赫斯又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他们是相同的，他们甚至可以握握手，说你好。
写作应为写作者带来惊喜，为阅读者带来真正沉浸在阅读当中的喜悦，而不是告诉我们，你该如何生活，你该如何解决你的困境，爱情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等等。如果想获得这样的答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对文学作品的阅读。而且还会对真正优秀的作品产生误读。像我前面所举过的例子，对卡夫卡的误读就是这样产生的。
真实的情况是，越想探究作品的深度，越会妨碍对作品更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