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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对历史、文化、现实或许有深刻的洞察力，但在自己的本行当中，却是目光短浅的。起码是看不远，因为只会注意身边几个互有往来的人的作品。文坛就是个秘密行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秘密行会组成了文坛。每个行会都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后来人一看，还不就是一些利益。五四以来的文坛上的争论，即使有的是外界力量介入，即使有的本意并不如此，但到最后无非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权势知识分子在唱着主角。鲁迅的孤独是他太独一无二了，他既不是权势知识分子，尽管有权势知识分子的色彩。他也不是自由知识分子。他就是“民族魂”。既然是民族魂，当然也就不可避免这个民族的弱点。
现在，重新阅读沈从文的文本，鲁迅不把他归入乡土文学，也有道理。什么是乡土文学，鲁迅也没界定。但从他所圈所点的作品来看，乡土文学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沈从文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浪漫的气息——即使对沈从文而言，湘西就是如此，如此就是湘西的现实，但对于其他人，这种现实就是一种浪漫，甚至接近于理想。打个不确切的比方，鲁迅心目中的乡土文学像是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直面现实的作品，沈从文呢，写的是陶渊明。陶渊明也直面现实，只是每个人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在王鲁彦们的现实里，他们看到了“阶级”；沈从文在他的现实里更多的是看到“人性”。 鲁迅的独一无二之处，是既不看“阶级”，也不看“人性”， 鲁迅看的是——让我们到他的小说中去看吧。不得不承认，五四以来最有看头的小说，还是鲁迅的小说。沈从文的小说，读第一遍时的感觉总比读第二遍时有劲。沈从文的小说是茶，茶要新。鲁迅的小说是酒，酒要陈。当然，啤酒也不行。鲁迅的《高老夫子》，就是一杯啤酒。沈从文的小说，在我看来，不是什么乡土文学，而是一首田园诗。或者说是田园文学。他本无意于揭露现实，他甚至还在回避现实，因为他只表达理想——离开湘西的沈从文，湘西的现实就是他的理想。在北京冬天的滚滚煤烟里，清风的湘西，自然是个理想了。我想湖南真是大地方——出“大人物”的地方，一部现代史，差不多要成为湖南的地方志了。但这里是有偏差的——因为有些人已被有意抹杀，比如陈独秀。从这点上看，不说现代史的真实性与否，它的眼界，或者说思维模式，确实是地方志的思维模式。但这部“地方志”，也是可怀疑的，比如同为湖南人的沈从文，不也是遭到有意的抹杀吗？一部现代史，后来的人将会越来越看得清楚，它是一部专制史，捧杀史：捧李大钊了，就杀陈独秀；捧鲁迅，就杀——杀得更多了。但这笔账不应算在鲁迅头上，只是从中能看到这样的事实：在专制的大宫廷中，一切文人都是御用文人。有的是被御用而不知，比如鲁迅，因为他早早故世；有的是正面御用，比如周扬；有的是反面御用，比如王实味；有的是不御用的御用，比如沈从文……专制不除，自由知识分子就是永远的梦想。专制不除，中国文学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权势知识分子的倾向，它既是专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结果——专制当然也是文化的结果。
1939年版和1942年版《沈从文》
1939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
1942年，沈从文发表了题为《文学运动的重造》这一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使沈从文在当时与后来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当时这两篇文章一发表，就相继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猛烈的炮火袭击——如果《一般或特殊》的发表，不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也许沈从文也不会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
在《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里，沈从文针对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与其说是一些作家的创作倾向，不如说是一些作家的倾向——一些所谓的作家——从来没写出过什么作品，但会借助外势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沈从文说了一番话。这一番话，是有感而发，也是借题发挥，因为在沈从文心里可说是郁积许久了。这些所谓的作家，使本来应该纯粹的文坛，成为乌烟瘴气的秘密行会。沈从文是饱受文坛的秘密行会之苦的，如今又眼见这些所谓的作家借抗日宣传之名，行拉帮结派之实，当然会有感而发，也当然会借题发挥。他反对文学作品成为简单化的宣传品，其实是对那些所谓的作家的挑战，也是反击。甚至是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行的一番辩解。因为那些所谓的作家在抗日宣传之名下，指责沈从文一类的作家——怎么还不走出象牙塔——也就是说还没与他们保持一致——即写作宣传品。其实你写你的宣传品，我写我的纯文学，并没有利益冲突，但由于那些所谓的作家自以为拥有了真理——实质是权力欲在作怪（在文坛上，现在也是如此，越是写得差的，越是有权力欲），就开始膨胀了。沈从文的《一般或特殊》这一篇文章，其实是一篇反驳文章，只是在那样的语境里，沈从文说的这一番话，无疑是不合时宜的——起码给权势知识分子提供了靶子。从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接近自由知识分子态度的知识分子由于强调自我的独立性，所以不免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会因小失大，太局限于一个创造生命的本身自满的理想；
二，左翼文学阵营的反应，可以看出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早就有了思想基础，或语言上的准备——那些批评沈从文的文章，有的简直与文革语言同出一辙，像是大字报。
在《一般或特殊》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
这一段话，与二十年后沈从文写作的《跑龙套》对照起来读，能读出晚年的沈从文的无奈、不满和沉痛，当然还有其他（见《反对神化》）。作为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跑龙套》，我以为是研究沈从文晚年心态的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他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近年来，社会上各处都把“专家”名称特别提出，表示尊重。知识多，责任多，值得尊重。我为避免滥竽充数的误会，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
《一般或特殊》一文中，还有“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话，可作沈从文以后为什么会进行文物研究的主要注解。
为了对反驳的反驳，沈从文又写了《文学运动的重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普通宣传品” 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也就是说，希望通过每个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将知识分子从商界与官场里解放出来，获得独立的价值，由“普通知识分子” 成为“自由知识分子” ——如果沈从文有这一想法的话，沈从文也是模模糊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沈从文才会写出这么多作品。
左翼文学阵营把沈从文这两篇文章概括为一个观点：即“反对作家从政”。到了文革，也是扣在沈从文头上的帽子之一。
沈从文有没有他的政治观点？
我想有的话，也是大而化之的政治。沈从文是五四的真正受益者，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有一种畅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新事物的气势，把需要的甚至是尚没捉摸透的，先拿过来再说。更像是勇气，大于胆识的勇气。当许多人开始狭窄的时候——勇气泄气了或对勇气怀疑的时候——沈从文却保持了这一点。不是说沈从文比他人勇敢，也不是说沈从文头脑清醒，只能说他好奇。好奇给他带来了变化的能力、自由的感觉。好奇也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既不左，又不右，沈从文的一生是动态的，像骑着自行车，重心偏左偏右都会倒地，他前进着，几乎是本能地保持住平衡。
沈从文和丁玲的关系，多年以来一直像个谜似的。我更愿把它看作象征：沈从文和左翼作家的关系。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只是个人私交，而与左翼作家组织却毫无关系，因为他变化的能力和自由的感觉，使他不能也不会停留在一种思想上，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会受到影响，这在他写湘西痛苦的一面的小说时有所流露。但不会被这影响所左右。
谈论沈从文的政治观点，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沈从文没有执著的政治观点，只有一个大致倾向——这倾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与徐志摩和胡适他们交往密切时，沈从文差不多是准自由主义。而一切主义施展到沈从文身上并对沈从文产生影响时，恰恰是这主义走样的时刻。他人格中几乎没有政治化的质地，就像你怎能要求一座银矿去出产破铜烂铁。从古到今，中国的文化人是不懂政治的——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政治这个现代概念比知识分子这个现代概念，在中国，是更为混乱的。传统文化中结晶出的政治颗粒，实在是权术的囊肿。我们有权术，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我们有官场，没有政治，或者说政治匮乏。
沈从文与巴金的交往——他们是一对挚友，我原先总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两人是太不相同了。巴金是“我控诉”，而沈从文呢？沈从文是我做梦——沈从文只想做一个梦，一个自由的梦，在梦中梦见了自由的创作。他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态度，也就是从他的创作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与左翼作家的出发点并不一样。但是是什么使这两人成为一对挚友的呢？两人的文学趣味南辕北辙，更多的还是思想上的亲近——沈从文欣赏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有点准无政府主义。这正是他们成为挚友的基础。沈从文对湘西的迷恋，不无有用地方性来抗衡政府的大而统之——凤凰的特殊地理人文环境，让沈从文觉得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沈从文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早轧出了苗头。沈从文写《边城》之际，正是与巴金同住的时期。《边城》在我看来，是《桃花源记》的现代版。
巴金写有一文，是哀悼追忆沈从文的，写于1988年10月31日——《怀念从文》——中有这样的话：
……我仿佛回到了一九三四年、三三年。多少人在等待《国闻周报》上的连载，他那样勤奋工作，那样热情写作。《记丁玲》之后又是《边城》……
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是他一生与政府最为对立的时期。
随着与巴金交往的疏淡，沈从文又渐渐地回到以自我价值观为判断起始的个人主义立足点上去。如果说这就是政治观点或倾向的话，沈从文也有个潜藏的稳定结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沈从文一生的立足点。但这个个人主义，也是准个人主义——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