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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批判张爱玲（3）
“苍凉美学”与悲剧意识
在二十三岁这个年纪，绝大部分的当代女作家还在少女青春期感伤的圈子里流连忘返，可是张爱玲在这个年纪里已经写出了她的惊世之作。1943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张爱玲越过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鸿沟而直接走向了人的内心。
当经验不再是一个人所迷恋的神话时，对物质现实的精确把握就能让他衣食无忧吗？张爱玲初期的写作并没有像许多作家起步时一样依赖于对别人经验的模仿，她渴望自由的天性已经与她作品中的压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她有一段曾经疯狂地阅读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并刻意地去模仿过张恨水，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写张恨水那样的小说，而需要开辟自己新的小说写作道路。她的努力为她的小说增添了美感，同时也让她的小说中的个体精神得到了升华，并获得了“现代性认同”。
悲剧是中国人历来的精神食粮，《赵氏孤儿》、《窦娥冤》、明代话本小说以及最经典的悲剧《红楼梦》以它们统一的悲愤话语模式征服了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幽怨与哭泣是这些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语境，它们让人的灵魂沉重、精神失控，而不是一笑了之。人的思维一旦与感伤进行捕斗，忧郁和焦虑的真相就会构筑起清晰的困境，在这些方面不需要装腔作势，眼泪是最好的见证。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张恨水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要在当时发行量比较大的报纸上连载，主要就是他的小说富有悬念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张爱玲当年同样如此，她没有在她的小说中进行煽情的书写，而是以故事的悲凉打动读者而取胜，我们且将她的这种创作方法称之为“苍凉美学”。
据我所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许多的女性在读张爱玲的小说时都曾经让泪水浸湿过大半个枕头，她的小说好读，没有晦涩的言辞与迷津一样的叙述，她的视角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人们能很容易地就走进她的小说，并沉迷于其中。她不需要幽默，当然也不需要现在的所谓“无厘头”来让人捧腹大笑，张爱玲的小说读者大部分还是女性，因为她的小说的那种伤感是细腻的，温和的，而不是大起大落或波澜起伏，这一点恰好适合这种年龄段的女孩子来阅读。她们能感同身受地读出一些道理来，悟出一些生活中的真谛来。这就是张爱玲的非同凡响之处，但是她要比琼瑶等言情小说家更内敛一些，更文学化一些。这一点就更适合那些带有小资情调的女孩子了。
在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这位寄人篱下的小姐有着浪漫的天性，在父母都回到上海之后，她因上学而独自一人留在了香港，住到了姑母梁太太家里，梁太太开始却以一种尖酸刻薄的态度来对待她，并想利用她来勾引那些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是葛薇龙经过几个月的生活锻炼后成为了向往自由爱情的女孩子，总是想摆脱姑母对自己的控制，迫不得已只能以回上海来作为借口，最后她在一场大病后与心爱的乔琪乔结了婚，在小说的最后，葛薇龙与乔琪乔去湾仔看热闹时，碰到了站在摊边的一些十几岁就出卖自己肉体的小姑娘，葛薇龙当时也被一群水兵当作了“目的物”，乔琪乔发现后立即拉她上了车，在车上，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乔琪乔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了？”薇龙道：“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乔一只手管住轮盘，一只手掩住她的嘴道：“你再胡说——”薇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张爱玲对女性悲苦命运的同情借葛薇龙的口说了出来，在当时二十三岁的张爱玲眼里，女人的命运没有一个是令她满意的，那种凄凉早已经渗透到了她的精神与骨子里，不仅如此，她还对男人的苦楚一样给予了同情。
在她《沉香屑·第二炉香》里，张爱玲写到了一个叫罗杰的英国男人因为新婚妻子愫细不懂“性教育”而在新婚当晚被吓得跑到男生宿舍，这一件令他极度难堪的事情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最后迫于压力而开煤气自杀了。
可见，悲剧在张爱玲眼里不只是要发生在所有的女性身上，而且男性同样也不能因此而躲过了悲剧，长白（《金锁记》）、沈世钧（《半生缘》）等人都是懦弱而悲惨的男人，他们并没有得到张爱玲的同情，他们的脆弱是世俗生活里最为廉价的类型，尤其是像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可怜又可恨，因此是最没有特色的一群人物。张爱玲只能以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待他们的软弱与无能。
于是，我们感觉到悲剧意识主宰了整个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创作，她沉浸在悲剧里不可自拔，惟有形而上的东西能够将她拉回到时代的脉搏里，不然她还会急匆匆地滑向更深的悲欢离合里。在现实生活中，张爱玲也是像她在小说中所写的好样如此悲观吗？事实并非如此，张爱玲虽然早熟，但是她看透人生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的眼里揉不进沙子，乐观向上仍然是她生活的主流。而小说里的精神意识并不是她现实生活在文学上的投射，一切的原因那只有一种解释，她看见了利益。
利益和浮躁的心理驱使着张爱玲不断地以她言不由衷的苍凉美学原则来炮制着大致相同的悲剧，尽管她在生活与穿着上特立独行，但这也掩饰不住她内心里对传统的敬畏与惧怕，她根本无法绕过传统的障碍而去思考更高层次的理想，她在那样的时代只能以她苍凉的美学法则展现自己心目中真实的人生悲剧。这就是张爱玲一边在杂志或者报纸编辑的催促下写着她津津乐道的传奇小说，一边在金钱与利益的诱惑下不断地向世俗的现实妥协。
在当时的读者来看，张爱玲迎合了那个时代所特有上海沦陷区人焦虑的心情，他们被封锁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观测这个小世界外的局势，这种折磨让许多人不堪忍受，如果有一种东西能让她们平息一下焦虑的心情，迷惑一下麻木的神经是再好不过的了，张爱玲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富有轻度麻醉感的药物。它可以麻木当时人的灵魂，让他们沉迷于她编织的那些凄惨的故事里，而忘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东西。
张爱玲虽然出道很早，在二十几岁就写出了奠定她优秀作家地位的作品，但是她后来放弃了小说创作，而花大量的时间来缅怀自己过去的所为，这需要勇气。在她早期的《封锁》中这种能力就有所表现了，宗桢与翠远之间的那场偶遇就是一种真实的东西，虽然是一场短暂的爱情，但是长久的生存之道却无法呈现出更多更好的生机。这还是一种欲望化的书写，其想象的成分并不多。封锁有着隐喻的成分，也就是宗桢与翠远之间的爱情被某种东西给封锁了，再也打不开。这种苍凉的美学法则在一种富有节奏感与韵律感的书写中呈现出模糊的逻辑，宗桢与翠远之间的爱情更是以苍凉的美学法则作为根据的，虽然隐匿在现实之外，但是这种悲剧性场面却将张爱玲封锁在了道德戒律之内，她无法更明确地在文本中道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停留在遥远的预言中。翠远的渴望爱情与宗桢的反爱情之间的那种看似相关实则无关的逻辑让小说人物情感始终处于若即若离的模糊状态中，两个人都是出于自己特定的目的而去接受这场封锁线上的萍水相逢，一个人为对方制造的烦恼和自己的紧张都是对现实的伤害，这种廉价的短暂恋情终究将被消解在强烈的欲望诱惑中，这时的美感呈现在“封锁”所表现的隐含意义上，而单纯是一种盲目的爱情与精神上的封锁。现实中的封锁那条线索依然在起得提纲挈领的作用，最后两个人归入的那种虚无感就是被苍凉的孤独意志所奴役。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篇小说《琉璃瓦》中，姚先生一家七个女儿已经将他折磨得近乎神经质了，从他将大女儿峥（这个字是：王＋争）峥嫁给他自己所在的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启奎开始，一切的烦恼就来了，就像张爱玲在小说中所说到的一样：“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在此例。”可是姚先生的女儿一个比一个美丽，却一个比一个更让他心碎。二女儿曲曲自己相中了一个“三等书记”，这让姚先生极不满意，可是拗不过女儿的他只好作罢，随他们去了。给三女儿心心物色人选时，心心却阴差阳错地选错了人。后来在大女儿峥（王＋争）峥的一场吵闹中，姚先生病倒了，虽然爬起来了，却想他“活不长了”。这些凄凉的冒险所带来的无休无止的生活纠缠只是一种人生游戏，这种游戏就是真实的哀怨与虚无飘渺的选择。
尽管许多的批评家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典范，甚至有人也说她和三毛、琼瑶等都属于庸俗作家。这种庸俗不仅是文字上的，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结构与内容上的。如果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那也是不足为怪的，毕竟一个作家的写作不可能博得所有人的喜欢，有喜欢她的，必定就有不喜欢她的，对某些东西有见仁见智的看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超越精神存在的美学意义上，张爱玲走向了生活的边缘。在她不长的写作实践中，自我陶醉的程度很难铺张开来。相比较而言，张爱玲的文字还是要张扬一些，她远离了政治后，话语受整缚的程度就更小一些，所以其开放性是张爱玲能够让人重新发现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张爱玲笔下那些丑陋的面孔让人头晕目眩，他们集中以晦涩难懂的方式捍卫着个人的话语空间，但是恶的本质还是清晰地占据了他们脸上的每一个毛孔。我们无法以一种简单的事实去套用传统的思潮。张爱玲在这些问题上的眼界并不宽广，她将那些令人棘手的技术问题都简单化了，最后陷于矛盾的意向中而不知所措。
第二章批判张爱玲（4）
披上现代外衣的善恶哲学
对于如今的纯文学写作，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没有善恶分明的界限了，他们都是以一种超善恶的姿态来描述这个现实中的一切，表现“恶的美感”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然而在张爱玲所处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她将自己从《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学到的表现技巧，包装上现代背景后直接给她笔下的人物套上了，于是就有了善与恶二元对立的精神界线，这种单向度的阉割方式让她的小说失去了人的精神多元呈现的可能性。
可是张爱玲本人否认了这一点，她曾经这样说过她作品中的一些缺点：“我喜欢参差的对照写法，不喜欢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就主题欠分明……”对于前面的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善与恶还是她周旋于爱情与婚姻法则中的一个标准。张爱玲的小说绝不是超善恶的。在她的极端现实主义的作品里，人物的声音带有那个时代所烙下的特有的印记，在《金锁记》（此篇文章中仅以《金锁记》为讨论的对象，而不以《怨女》为对象）中，曹七巧的变态心理就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恶”的缩影，在此，张爱玲恰恰没有遵循她的“参差的对照写法”。
当虚伪遮蔽了一切，生活必然呈现出可怕的阴暗面貌。那些时刻晃动着的鬼影正在无情地侵蚀我们的灵魂，恶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读到的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残忍，主人公的行为游离在现实之外，但又在悲苦中漂泊，精神上的通达洗练基本上都带有矫枉过正的成份。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让张爱玲在哀怨与叹息中诉求着人类的情感纠结，欲说还休的人生体验无法满足一个作家对世界的阐述，她需要吟唱惊心动魄的爱情与婚姻之诗，但是现实与理想毕竟还有那一步之遥的距离，能否跨越这道生命中的悲愤之坎，是一个人期待与渴求的愿望。
对美好事情的仿真刻画可以让一个作家有自我解嘲的享受，然而对任何事情三缄其口，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并不符合具有反传统与叛逆倾向的作家的心理。张爱玲无法沉默，当然也无法遮蔽，她需要释放心中所有的能量，将全部的怒吼都撒向笔下的女人。她们带着恶的愿望与人交流，那样更能获得真实的感受。毫无疑问，单纯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