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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儿？”
“我在K－PAX上。正在吃些Kropins。”
“Kropins？”
“是一种真菌，味道很像你们地球上的块菌，你吃过吗？非常可口。”
在这种时刻他还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琐事上，这真让我有些恼火，但这只能怨我引起的话题。“我从来没吃过真菌，让我们先把这事搁在一边如何？现在我们来看看还发生了些什么？有没有来自地球的呼唤？”
“现在来了，我正在路上。”
“呼唤到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他需要我，我感觉到他需要我。”
“你到地球要用多长时间？”
“根本不用时间。你要知道，以迈速运动，时间是向后退的，因此——”
“谢谢，你已经向我解释过了所有关于迈速运动的事儿了。”
“真好笑，我记不得曾经说过了。那么你肯定知道根本是不需要时间的了。”
“是的，刚才我忘了。那么现在你已经来到了地球？”
“是的，扎伊尔。”
“扎伊尔？”
“这个时刻正好是扎伊尔指向K－PAX。”
“现在你该——”
“现在我和他在一起。”
“你的那个朋友？”
“是的。”
“你们在哪儿？发生了什么？”
“在他们房后的一条小河边，天已经黑了，他开始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
“他那么老远呼唤你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在晚上游泳？”
“不，他想自杀。”
“自杀？为什么？”
“因为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儿。”
“什么事儿？”
“他不想谈这些。”
“该死，我是想帮助他！”
“他知道。”
“那么为什么他不告诉我？”
“他受的打击太大了，不想让你知道。”
“但是如果他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就帮不了他了。”
“他也知道。”
“那么为什么——”
“因为你就会知道一些即使他都不愿意知道的了。”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难道他不是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吗？”
“不再了。”
“那么你愿意帮助他吗？如果你说服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就可以帮助他了。”
“不。”
“为什么？”
“他就是不想谈论此事——听懂了吗？”
“但是时间在他的身上流失着呢！”
“时间在任何人身上都在流失着。”
“好吧，现在发生了什么？”
“他走进了河里，越来越深，他要去死。”坡特陈述着这件事，就好像他是一个毫不感兴趣的旁观者一样。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我能做什么？”
“你可以跟他谈谈，救他！”
“如果他想死，这是他的权利，对吗？”
“但是他是你的朋友，如果他死了你就永远见不着他了！”
“没错，我是他的朋友，这就是我不干预他的原因。”
“好吧，他现在还有知觉吗？”
“几乎没有了。”
“仍然在水中？”
“是的。”
“还有机会，看存上帝的份上，救救他！”
“不用了，河水把他冲到了岸上，他会活过来的。”
“河流把他冲走了多远？”
“也就一里多吧。”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在咳嗽，吐出的全是水，但他醒过来了。”
“你就在他身旁？”
“就像我挨你这么近。”
“你能和他讲话吗？”
“我能，但他不能．”
“他在做什么？”
“他就躺在那里。”这时候坡特脱掉了自己的上衣把它放在眼前的地板上。
“你给他盖上衣服？”
“他在发抖。”坡特在他脱掉的农服旁边躺了下来。
“你躺在了他旁边？”
“是的，我们打算睡觉了。”
“是的，我知道了，现在一夜过去了，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你在哪儿？”
“仍然躺在那儿”
“他还在睡？”
“不，他只是不想起来。”
“那天晚上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
“你对他说什么了吗？”
“也没有。”
“嗯，现在是下午了，你在哪儿？”
坡特站了起来坐回到自已的椅子上。“扎伊尔。”
“扎伊尔？你怎么去了扎伊尔？”
“这很难解释，你要知道，光有某种——”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你要回到那里，你的朋友跟你在一起吗？”
“那是个美丽的国家，我以为好的风景能使他振作起来。”
“你跟他说这件事儿了吗？”
“我说了，我对他说‘我们离开这儿吧’。”
“他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所以你就来到了扎伊尔？”
“是的。”
“你们两个一起来的？”
“是的。”
“下一步你准备做什么？”
“结识那里的生命。”
“然后呢？”
“我们会去下一个地方。”
“嗯，现在是6个月过后了，1986年的2月17日你在哪儿？”
“埃及。”
“还在非洲？”
“不管怎么说，以地球的标准来说那是个很大的洲。”
“你的朋友还在你身边吗？”
“当然。”
“在这些旅途中你们所需要的钱从哪儿得来？”
“哪也不用，我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没人反对？”
“我对他们解释完我们是谁后就没人反对了。”
“好吧，现在已经是你们离开那条小河一年整的时间了，1986年8月17日，你在哪儿？”
“瑞典。”
“你喜欢那里吗？”
“非常喜欢。那儿是我见过所有地方里最像K－PAX的。”
“哪方面像？”
“他们不主张战争，比我们见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要更具有容忍性。”
“1987年8月17口。”
“沙特阿拉伯。”
“1988年8月17日。”
“澳大利亚。”
“1989年8月17日。”
“玻利维亚。”
“同年的10月17日。”
“美国印第安那州。”
“11月17日。”
“纽约。”
“1990年2月27日。”
“长岛精神病院。”
“5月17日？”
“曼哈顿精神病研究所。”
“现在。”
“同一个地方。”
“你的朋友自始至终没跟你说过话？”
“一个字都没有。”
“你试过和他沟通吗？”
“试过几次。”
“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
“我需要一个名字，如果你告诉我他的名字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我不能，但我可以给你个暗示，他会飞。”
“飞？他叫弗雷德？’’
“你应该做得更好的，除了飞机以外还有什么会飞？”
“他是只鸟？他有和鸟样的名字？’’
“没错！”
“嗯，嗯，唐纳德？伍迪？乔纳森？”
“这些不是真的鸟名。”
“马丁？杰伊？”
“快接近了。”
“罗宾？罗伯特？”
“干得不错，布鲁尔大夫，下面就要看你的了。”
“谢埘，我想现在就和他说淆，你介意吗？”
“为什么我要介意？”
突然坡特（罗伯特）从椅子上慢慢滑落下来，双手无力地垂住两边
“罗伯特？”
没反应。
“罗伯特，我布布鲁尔医生。我认为我能帮助你。”
没反应。
“罗伯特，听我说、你经历过重大的打击，找能了解你的痛苦，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没反应。
这时候我冒了一把险。我以为坡特（罗伯特）如果真曾经伤害甚至杀了人的话，也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自卫。尽管这只是猜想，但却是我手里最后的王牌了。
“罗伯特，听我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也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不是件值得羞愧的事情。那只是人类的正常反应，是天生的。你明白吗？准遇到那种情况都会和你一样的。
“谁都可以原谅你做过的一切。如果你承认你能听到我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不用谈论发生了什么，只是谈论怎么帮你克服沮丧感和自责感。可以吗？你不愿意我帮助你吗？”
我们就这样面埘面地坐了好几分钟，我在等待他的回答，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也表明他在听我述说。但是他连肌肉都不曾抽动一下。
“我会让你考虑一段时间。我们一周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怎么样？请信任我。”
没有反应。
“现在我要和你的朋友说话。”
他全身颤抖了一下，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带笑容，是坡特回来了。
“嗨，好长时间不见了，怎么样？”
我们又谈论了一些以前会面的话题，他把最细小的细节都说得分毫不差，好像身体里有个录音机一样。
我把他从催眠中唤醒。和往常一样．他一点也不知道催眠时的事情。
下午在我们的讲座室开了一个研讨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在考虑增加与坡特见面机会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周的周末和下周初我要在洛杉矶参加一个会议，早在半个月前就约好了，所以绝不能推掉。其实我在怀疑即使多增加几十次会面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甚至是几百次也还不一定。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姓，但我不知道这对追踪他的背景会有多大的帮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倒是挺鼓舞人心的：说出他的姓名意味着盔甲的破裂，也就是说，也许罗伯特准备和我合作了呢。但是离坡特“离开”的日子只有两个星期了。如果那时候还解决不了，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他的姓是罗伯特。”开完会后我告诉吉塞拉。
“太好了！让我查查我的列表。”她上下翻动着那在计算机里打印出的长氏的失踪人员名单。
“这有一个！但是这家伙是1985年4月失踪的，而且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等等！这又有一个！他是在八月失踪的！哦，不，他那时只有七岁。”她悲伤地看着我。“这是这里仅有的两个罗伯特。”
“他应该存在啊，”她哀号着，“一定应该有他的记录。我们一定是忽略了什么。一个重要的线索……”
她跳了起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她看到了我桌子上的家庭合影。她好奇地问起我的太太，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的。当时的情景等等。我告诉了她关于我们一家的一些琐事。然后她又坐下来告诉我一些以前她没有提过的关于自己的事情。我就不在这里写出细节了。但她与许多从体育界到媒体的名人过从甚密。问题是虽然她有着无数的男友，却从来没有结婚。
我不打算问她为什么，但是她说了：“我是个理想主义或者是完美主义者什么的。”然后她把眼光移向远方，“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奉献出来。”然后她转向了我。
有那么一会儿无助的时刻——布朗综合症显示了强大力量——我已经确定她会说，“直到现在。”我突然不自在起来，也许领带系得太紧。
“现在我就要失去他了，”她几乎要哭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她竟然爱上了坡特！
怀着失望和解脱的复杂心情我说了句挺愚蠢的话。“没准你会喜欢我那个儿子。”
我想说的是弗雷德，他现在正在新艺术剧院出演喜剧。她呵呵地笑了。
“那个决心做演员的飞行员吗？拍这张照片时他多大了？”
“十九。”
“他很可爱。”
“我想是的。”我怜爱地看着桌上的照片。
“那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她说，“我的父亲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全都成为不同领域的行家。龙尼是个外科大夫，奥德丽是个牙医，加里是个兽医。我是最没用的一个。”
“我不同意。一定也不对。你是这个国家最好的记者之一。”
她对我报之一笑又点了点头。“照片中的你让我想起了父亲。”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个好人，你会喜欢他的。”
“应该会的。可以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自杀了。”
“噢，吉塞拉，我真的很难过。”
“谢谢你。”她沉思着，“他得了癌症，他不想成为累赘。”
我们就这样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各自的心事，直到我偶然看见了墙上的挂钟。
“天啊，我得赶紧走，我还要去看弗雷德的演出，他演记者，你和我们一道去吗？”
“哦，谢谢了，但我还有点事儿。”
我们走进电梯时我告诉她我要离开几天，直到下周才能回来。
“也许在你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