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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而地主、资本家、小官吏反抗皇帝的欺压就不是积极行动，就只能算是狗咬狗。这
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斗不能同日而语。只要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部分水浒
英雄的抗争和反贪官，尽管他们不一定就是农民起义，但就其积极性来说，也应该得到肯
定或部分肯定。
正因为以宋江为首的水浒一百单八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皇帝还抱有希望和
幻想，因此才会导致后来的受招安，导致后来的全军覆没。《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无限拔
高这些英雄们，而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如实地描写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认为这样
的写法是现实的、成功的。是在暗示造反必须彻底，不能半途而废。反之，如果人人都像
李逵那样大喊“反进京城去，夺了鸟（音diǎo）位，让晁盖哥哥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做
小宋皇帝”，不但不符合这批人的思想境界，退一步说，即便他们真的造反成功，也不过
在中国历史上多一个封建皇朝、多一代封建皇帝罢了。
只有运用这样的观点来读《水浒传》，才不会把这些英雄人物无限拔高或无限贬低；
才能够正确地揭示中国封建社会中各路起义军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过程的真实本质和社
会意义。
（二）《水浒》作者是否鼓动农民起义
前面已经说过：从本质上说，农民起义是不存在真正的“胜利”的。何况中国历史上
有许多次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根本就没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而是掌握在“游民”甚至地主、
官僚的手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不能不简单地说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史。
学过《社会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社会制度的发展，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变，社会制度就不可能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原始社会，人们聚族而居，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个人财产，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由于部落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从战俘沦落为奴隶，开始发展农业劳动，于是在人与人之
间出现了剥削和压迫，出现了奴隶主和奴隶两个敌对的阶级。由于奴隶对自身地位、待遇
的不满，出现怠工、破坏甚至武力反抗，于是人类历史中出现了阶级斗争。但是奴隶的反
抗因为力量的悬殊及认识的局限（不知道打倒奴隶主之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胜利（即便成功，也是换了个人当奴隶主，敌对的阶级并没有消灭
或变化）。只有在生产力逐渐提高的前提下，奴隶主认识到如果给予农奴更多的自由，可
以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提高。于是一部分开明奴隶主率先解放农奴，让他们成为佃农，除了
交出一定数量的地租之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佃农所有。生产关系的改变，导致生产力有
所提高，使社会发展到封建制度。
在封建社会中，阶级斗争依旧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农民起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但是
因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和生产力的无法解放，农民起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成功。所谓的
“造反成功”，无非是改朝换代。也就是“把你打下去，我来做皇帝”。有的时候，改朝
换代以后的新皇帝，比原来的旧皇帝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皇宫中长大的皇帝，他所能
够倒出来的“坏水儿”，无非是吃喝玩乐、宠爱美妃、偏听偏信、任用小人、不理朝政等
等，而一个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杀出来痞子、流氓，一旦做了皇帝，他所能释放出来的坏
能量，可就不是一个“宫廷娃娃”所能够比拟的了。
在封建社会中，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哪怕发生一千次农民起义，其结果只
能是改朝换代。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也不是打倒皇帝
的结果。因为农民头脑中没有资本主义思想，不懂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只有地主阶级本身
认识到从佃农手中一升一斗收取地租不如经营工商业更发财，只有地主阶级因为改变了生
产关系、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把自身变为资产阶级之后，才有可能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把证
券夺到手里，把社会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像日本和英国，至今仍有皇帝，但是由于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它们都属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
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凡封建农民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
动。因为从太平天国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进行的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了。尽管洪秀全已经开始接触西欧的文化和民主思想，但是他只是借“天主”之名，推行
的却是封建迷信那一套。
因此，造反绝不等于革命。革命成功的前提，第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成熟，第二是领
导集团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和理想的社会制度作目标，第三是放弃本人及子女的特权，
不然，封建主义就要复辟。
我们回顾历史，判断一件事情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件事情
是推动社会发展还是阻碍社会发展，是改善人民生活，还是是使人民生活倒退。这就是历
史唯物主义。
一百单八个水浒英雄们所带给社会和人民的，主要是破坏，是倒退。历史上农民起义
一次，生产力就遭到一次极大的破坏。张献忠、李自成发动起义后，全国只剩下了五千万
人口，整个四川都快没人了，不得不来一个“湖广填四川”，还谈什么“生产力的飞跃”？
但是这就是真实的、惨痛的历史，是社会发展中所必须经过的历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
这些道理，六百多年前的施耐庵，当然是不懂得的。他出于本人、本阶级、本民族所
受到的压迫和痛苦，迫切希望推翻蒙古人的残酷统治。但是他也和封建社会所有的士大夫
阶层一样，头脑中不可能突然间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他们的头脑中，最最理想的社会，
是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有一个贤明的好宰相，没有战争，官员廉洁奉公，民风淳朴，夜
不闭户，路不拾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到处是贪
官污吏、土匪恶霸，那么，就应该起来造反。至于造反以后应该怎么样，就不是他的世界
观和认识水平所能够想到，所能够解决的了。
因此，施耐庵编撰《水浒传》，主要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鼓动人民起来反抗，
并指出一旦参与造反，就不能投降，一旦投降，结果等于自取灭亡。宋江故事，只是这个
中心思想的外壳。
施耐庵当然知道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是坏人。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一方面敢于反抗
就是积极，一方面也希望社会越乱越好，社会越乱，越不好治理，就越便于推翻。
六、今天我们从《水浒传》中学什么？
《水浒传》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于它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以及
统治阶级的罪恶，说明老百姓之所以要起来造反，根本原因就在于日子过不下去，是“官
逼民反”。
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实生活中
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传》的积极因素所
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的成功，在于它不是某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写出来的，而是千百个
民间文艺家集体创作的结果。如果《水浒传》的确是施耐庵根据前人的成果整理成书的话，
施耐庵的最大功劳，就是没有阶级偏见，没有遵从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念对这些素材进行
歪曲和篡改。
当然，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都
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尽忠报
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个
“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
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实际
上这是一种“强盗逻辑”。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侵者，还要去
“征方腊”，打击不忠于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于是宋江等人的旗帜就从“替天行
道”改为“顺天”和“保国”了。尽管宋江等人自称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后为皇家拒外
敌、平内乱，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打击、被毁灭的最终下场，也是客观规律所“注定”的
覆灭下场。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宋江等人的真实思想。
批评宋江不该征方腊，就好像批评岳飞不该镇压杨幺起义、曾国藩不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一样，不是真正的无知，不懂得“历史首先是在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就是有意装傻充愣，
用阶级偏见来解读历史。
至于《水浒传》中再三宣扬的“义”，则是指江湖好汉的“义气”。封建社会的下层
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免受暴力的欺压，产生了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就是“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的“江湖义气”。特别是在流落他乡的游民身上，这种“义”的要求和表现特别
强烈。先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始，继而发展到“救困扶危，杀富济贫”。这种
“义气”，在尔虞我诈的官绅阶层是绝不存在的；在封建士大夫中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宋
江等人所宣扬的“义”，必须服从“忠”这个前提。于是相对说来具有一定革命性和先进
性的“义”，也不免黯然失色了。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水浒传》中也有糟粕部分。例如把这一百单八将说成是“妖魔
转世”；调情的描写和杀人的场面太多（王婆说风情和潘金莲毒杀丈夫，简直是在教人如
何勾引良家妇女、如何用毒药杀人）；宣扬天命、迷信和绝不存在的天书及呼风唤雨的本
事等等，对少年读者肯定是不合适的，必须剔除。此外，由于历史语言的变迁，《水浒传》
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和今天法定的、公认的文学语言，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为了祖国
语言的规范化和纯洁化，至少供应少年读者阅读的版本，应该进行适当的改正，使其与典
范的现代普通话接轨。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地做了。这个版本采用的是七十回本（因为
“官逼民反”的积极主题都集中在前七十回，一百单八将从分散到聚义，故事已经很完
整），经过改写以后，具有文字规范、内容健康、风格依旧等特点。考虑到少年人的知识
水平和识字数量，凡是古代的称谓、官职、物品及方言词语，都加上注解，冷僻字则加上
注音，以利于阅读。
但愿这个版本，能给少年朋友带来良好的精神享受而不产生误导。
吴 越 2002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