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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货币。
尽管左派倾向于把所有这样的努力都统统贴上“卫道辩护”（apologetics）的标签，但是确定无疑的是，努力发现那些并非我们刻意制定的规则的重要意义（我们正是通过遵循这些规则而形成了远非我们的理解力所能企及的复杂秩序），却依旧是我们在智识方面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我早已指出，人类在本能引导下去追求的那种快乐肯定不是进化为之服务的目的，而只是这样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在原始的条件下会促使个人去做维续本群体之生存通常必需做的事情，但是这种信号在当前的条件下却不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了。因此，那些从当下的规则是否有助于个人快乐这一点来推断它们是否有效的唯建构论功利主义学说，是完全错误的。当代人已然学会遵循的那些规则，确实使人口的大规模激增有了可能；而这一点是否也增加了每个个人的快乐，我则无甚把握。
跋文 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人类的发展并不是在自由状态中进行的。那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死守着小群体的成员，根本就不是自由的。自由乃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它把人从小群体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小群体所具有的即时性反复无常的要求，根本就无法使个人获得自由，而且即使是小群体的头领也不得不对之臣服听从。经渐变而来的文明之规训使自由成为可能，它同时也是自由之规训。【原译：自由乃是经由那种同时也是自由之规训（thedisciplineoffreedom）文明之规训（thedisciplineofcivilization）的进化而成为可能的】。自由一方面通过非人格的抽象规则（impersonalabstractrules）来保护个人并使他们免受其他人的专断暴力的侵犯，另一方面则能够使每个个人都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任何其他人都不得干涉的确受保护的领域，其间，每个人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的。据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享有自由，实是因我们对自由的约束所致。约翰·洛克写道“因为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某个人颐指气使的时候，还有谁能够享有自由呢？”（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第57节）
从熟人社会（或者至少是由彼此相知或相识的人组成的群体社会）向开放且抽象社会的过渡，乃是一场巨大的变革，因为第一，开放已抽象的社会已不再是经由追求共同且具体的目的而只是通过服从同样的抽象规则而凝聚在一起的；第二．不仅这场巨变所产生的那种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而且人们为了维续此种社会秩序而不得不服从的那些习得的规则也往往是与人们的先天性本能相反对的。①这里最难理解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开放且自由的社会所具有的惟一的共同价值并不是那些有待实现的具体目的，而只是那些能够确使一个抽象秩序得到持久维续的共同的抽象行为规则：这种抽象秩序只保证向个人提供他得以实现其个人目的的较好前景，而不赋予个人以要求特定东西的权利。②
①这些倾向的怀旧特征已由BertranddeJouvenel给出了特别精彩的描述。请参见本书第二卷第182页所征引的他在Sovereignty（Chicago；1957；p。136）一书中的一段文字。
②左派采取的最新诡计是，把古老的自由主义人权传统转变成一些主张特定利益的肯定性要求（就像现代最大的煽动家所创造出来的“免于匮乏的自由”一样）。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人权传统，所意指的乃是那种限权传统，它既限制政府也限制一些人对个人进行支配。鉴于左派所采取的这项诡计，我们应当在这里强调指出，在一个自由人组成的社会里，集体行动的目标只能是为不确定的任何人提供机会（亦即任何人都能够为了追求自己的目的而加以运用的手段），但却不能够规定任何人都有义务为之服务的具体的全国性目标。政策的目标应当是为每个人提供一个更好的机会以找到一个更优越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反过来又会给每个人提供一种实现自己目的的好机会；当然，这意味着他在其他情况下是得不到这么好的机会的。
为维护狩猎者小群体和采集者小群体而必需采取的行为，与一种以交换为基础的开放社会所预设的那种行为，是极其不同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说人类耗用了千百万年的时间去学习并以遗传的方式去吸纳那些为维续小群体所必需的响应，但是对于开放社会的兴起来说，人类却必须满足另外两个条件：一是人类必须经由学习而掌握新的规则；二是某些新的规则必须有助于抑制人类所具有的那些不再适合大社会的本能反应。人们之所以支持这些新规则，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些新规则更具实效。我们的经济制度从来就不是我们设计的，因为我们的智力还不足以承担此项任务。我们乃是在无意或偶然之中迈入这种经济制度的，但是这种经济制度却把我们推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发展高度并激起了我们更大的雄心和抱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无视我们理性的限度，那么这种雄心和抱负便有可能促使我们把我们的制度引向毁灭。
那些一方面只承认先天倾向而另一方面又只承认那些刻意设计的规则系统的人，肯定是无法理解这种发展趋势的。此外，任何不了解市场的人，也是绝对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能够维续现有人口之生计的经济秩序的。
渐变而来的道德信念的传播，使交换式社会和由可变市场价格指导下的广泛社会分工成为可能，这些流传的信念，被大多数西方人所接受。【原译：在当时，这种以交易为基础的社会之所以有可能、通过可变的市场价格对广泛的劳动分工间的合作进行指导之所以有可能，都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经由逐渐演化而形成的某些道德信念在众人之间的不断传播并在传播以后得到了大多数西方人的接受】。显而易见，那些主要由独立的农场主、手艺人和商人构成的群体肯定习得了这些规则，而且这些人的雇员和学徒也肯定习得了这些规则，因为这些雇员和学徒与他们各自的主人有着同样的日常经验。这些规则所坚守的乃是这样一种“意索”（ethos），它尊重勤俭节约者、善理农务者、和家庭生计提供者——这些人乃是通过积累资本的方式来考虑或安排自己家庭的未来生活和筹划自己的未来工作的，而且指导他们行动的与其说是他们想能够消费更多东西的欲求，倒不如说是他们想被那些与他们追求类似目的的人视作是成功者。①在当时，真正使市场秩序得以维续的乃是成千上万实践新行为方式的个人，而不是他们会去模仿的那些偶尔取得成功的创新者。市场秩序的惯例实际上还隐含有这样的意思，即为了满足成千上万的不确定的任何人的未知需求，个人可以拒绝向自己熟识的贫困邻人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东西。据此我们可以说，财政收益（而不是对某种已知的公益【原译：共同善（mongood）】的追求），不仅构成了人们达成共识的基础，而且也成了推动总财富不断增长的驱动力。
①参见DavidHume；ATreatiseofHumanNature；III；ii；ed。L。A。Selby…Bigge；p。501：“我们最为关切的就是我们的名誉，而我们名誉的最大基础则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与他人财产权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是非常适时的（当然在任何其他场合指出这一点也是极为妥适的），即我们在当下能够对经济秩序的进化特性有所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ArmenAlchian所做的一项创新研究，参见他的“Uncertainty；EvolutionandEconomicsTheor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58；1950后来该文经过修改后又重印于他的著作EconomicForcesatWork（Indianapolis；1977）。这个观念现在已经超出了它最初发生的领域，并得到了广泛传播；JochemRoepke；DieStrategiederInnovation（Tübingen；1977）这部重要且博学的著作中，就人们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进一步讨论作了极精彩的综合评述，并且提供了一份极为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颇为遗憾的是，我尚未能够完全领悟这部著作中的观点。
跋文 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都是作为大组织的成员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对于那些使开放的大社会成为可能的市场规则也是极为陌生的。对他们来说，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理喻的；他们从不实践市场经济赖以为基础的规则，而且市场经济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也是非理性的和不道德的（irrationalandimmoral）。他们从市场经济中往往只能看到一种由某种邪恶力量维持的无理结构；结果，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些一直受到抑制的先天性本能又重新爆发了出来。据此我们可以说，他们对正义分配的诉求（有组织的权力将在这种分配方式中被用来分派每个人应当得到的东西），严格来说，乃是一种以原始情绪为基础的返祖现象（anatavism）。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那些预言家、道德哲学家和唯建构论者在炮制他们刻意创造新型社会的计划的时候所诉诸的也正是这些广为盛行的原始情绪。①
①在加尔文之前很久，意大利与荷兰的商业城镇已经实践了那些使市场经济在日后成为可能的规则，而且稍晚一些时候，西班牙的经院哲学家还把这些规则都编纂成典了。就这个问题而言，尤请参见H。M。Robertson的著作：AspectsoftheRiseofEconomicIndividualism（Cambridge；1933）；该书出版的时候，正是德国人实际上无法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部著作原本是能够一劳永逸地清除韦伯有关新教作为资本主义伦理之渊源的全部神话的。他明确指出，如果有什么宗教影响在当时起作用的话，那就是耶稣会，而不是加尔文之流助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这些人所诉诸的都是同样的情绪，但是他们的论辩却大相径庭，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还是彼此矛盾的。一些论者建议重新起用那些在久远以前便开始盛行而且在今天依旧为人们感到亲切的古老规则；另一些论者则试图建构一些能够更好地满足个人先天性欲求的新规则。一般来讲，宗教预言家和道德哲学家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动者，因为他们捍卫旧原则并反对新原则。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开放型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都受着预言家和道德哲学家所鼓吹的道德观念的阻碍，而且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预言家和道德哲学家甚至早在政府采用措施干预市场经济之前就已经开始运用这种道德观念去干扰市场经济的发展了。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文明之所以有可能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无视那些满怀愤恨的道德说教者所确定的禁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让·贝希勒（JeanBaechler）所确当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得以扩张的根源及其存在的理由，须归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politicalanarchy）”①就中世纪的情形来看，事实的确如此；然而，中世纪的人们却可以从古希腊人的教诲中汲取养分：古希腊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不仅发现了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②而且还发现了这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特性，③据此创造出了第一个自由人的文明。
①JeanBaechler；TheOriginofCapitalism；翻译：BarryCooper（Oxford；1975）；p。77（文中的斜体为原有）
②参见M。I。Finley；TheAncientEconomy（London；1975）；pp。28…9；和“betweenSlaveryandFreed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6；1964。
③参见本书第一卷第5章开篇作为警句而引征的古代克里特宪法中的那项规定。
显而易见，当那些预言家和哲学家（从摩西〔Moses］到柏拉图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再从卢梭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Freud）反对那些普遍盛行的道德观念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谴责的那些惯例在使他们本人置身于其间的那种文明成为可能的方面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此外，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实际上正是那些作为告知个人如何行事之信号的竞争性价格和酬报的系统，通过向个人提供信息并使他们知道如何能够为他们可能不认识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