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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上述阐述以后，坎贝尔教授又补充指出道，“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选的学科新人可能大多是那种急于向文化正统挑战的人。”【原译：“因此，在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吸纳新学者的时候，也许应当挑选那些特别渴望向文化正统论提出挑战的人士。”这段原译理解有错】①从坎贝尔教授这个演讲所引起的震动中，②我们完全能够看出上文所述的那些观点在当代心理学理论中的根基是何等的深厚。此外，美国叙拉古大学（Syracuse）的托马斯·萨斯（ThomasSzasz）教授③和艾森克（H。J。Eysenck）教授也做出了与坎贝尔教授类似的颇具助益的努力。④因此我们可以说，希望尚未完全破灭。
①同上书，P。1121。
②1975年5月号的TheAmericanPsychologist杂志就刊登了40页篇幅的文章，对D。T。Campbell教授的演讲大加挞伐。
③ThomasSzasz；TheMythofMentalillness（NewYork；1961）；除此以外，请特别参见他的著作：Law；LibertyandPsychiatry；（NewYork；1971）。
④H。J。Eysenck，UsesandAbusesofPsychology（London；1953）。
跋文 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
只有当我们的文明否弃了上述那些谬误的时候，它才有可能逃离劫难而生存在下去；而如果我们的文明要得以生存下去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会把我们这个时代视作是一个与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迷信的时代（anageofsuperstition）。换言之，我相信他们会发现，那些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支配着20世纪的观念都是以严格意义上的迷信为基础的，而这些观念包括：通过正义分配方案来实施计划经济；把我们自己从抑制性规则和传统道德规范中解脱出来（也就是以放纵式教育作为通向自由的路径）；用某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机构所做的理性安排来取代市场。一个迷信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人们想象自己知道的比自己实际知道的要多的那种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在这个领域中，科学当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迷信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我们从理性时代（theAgeofReason）继承下来的遗产所造成的一个结果，然而在过去，“理性时代”却是它所认定的一切迷信的大敌。如果说“启蒙时代”（theEnlightenment）发现了人们在以往的智识建构中太过轻视了人之理性的作用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这个时代为理性所设定的建构新制度的任务却实在是太重太大了。众所周知，唯理主义时代（theageofRationalism）——以及现代的实证主义（modernpositivism）—一把那些因偶然因素或人的突发奇想而形成的构造物都视作是毫无意义的和荒谬的，然而正是这些构造物，结果却在许多方面被证明是我们理性思考能力赖以依凭的基础。人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其理性的进步总是将人类带入人类未知和不曾预见的领域，在那里人才学到新事物。【原译：因为人的理性乃是通过把他引向他可以习知新东西的未知且未可预见的境况之中的方式而持续不断地取得进步的。】
在结束这篇跋文的时候，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不应当是终结而更应当是一个新的开端。然而，我却不敢奢望说这对我还可能是一个新的开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