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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们所知，每个想得到多数支持的党派都会因为某些特定群体掌握着改变力量均势的选票而不得不允诺给予这些群体（农场主、农民或工会）以特殊利益；因此，如果多数总是满足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那么人们也就真的会越来越相信，这种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必定是正义的——就好像这种做法真的与正义（或任何一种道德观点）有什么关系似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现行制度中，每个小利益群体都能够实施它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它所依凭的方式却不是说服多数并使多数相信它提出的要求是正义的或公平的，而是对那些已得到人们基本同意的核心群体施以威胁，即如果不满足它所提出的要求，那么它就会拒绝给予它们在试图成为多数时所必要的支持。据此我们可以说，那种妄称民主的立法机构实是因为它们相信使如此之多的特定利益群体在今天享有特殊补贴、特权和其他好处是正义之举而采取了这些措施的说法，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尽管技术高超的宣传偶尔也会感动一些代表特殊利益群体的心肠较软的人士，尽管立法者声称他们一向是基于正义行事的那种说法也肯定会蒙蔽一些人，但是那种被我们称之为多数之意志的投票机器所产生的结果，却必定是与多数人所持有的任何正当观念不相符合的。
有权给予特定群体以好处的议会，肯定会变成这样一种机构，其间，起决定作用的乃是多数之间所进行的讨价还价或交易，而不是就不同主张的是非曲直所达成的实质性共识。①从这个讨价还价过程中拟制出来的“多数之意志”，不过是一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有助于其支持者的协议。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了政策在很大程度能上取决于决策者与特殊利益群体之间所达成的一系列交易这个事实，这才使得“政治”在普通大众的心目中变得如此之声名狼藉。
①有关康德这句话的背景材料和上下文，请参见本书第二卷第9章开篇的征引文字和相关注释。
的确，一些品格高尚的人认为，政治领导人应当全身心地关注公益事业，因此，在他们看来，那种不断向特定群体施以小恩小惠或馈以厚礼的做法，都是赤裸裸的腐败现象；而他们所认为的腐败现象之一便是这样一个事实：多数政府（majoritygovernment）所提供的并不是多数真正想要的东西，而是构成多数的每一个群体为了谋取其他群体的支持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必须同意给予这些其他群体的好处。情势之所以变得如此，实是因这种现象在今天已被人们视作是日常生活中的当然之事所致；诚然，一些理想主义者对上述那种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认为只要人们再诚实一点，上述那种现象就完全可以避免，但是那些资深老练的政客们对于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态度却无动于衷，反而只是可怜他们，因为在那些政客们的眼里，他们实在是太过天真幼稚了。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就现行制度而言，人们所持的上述看法和政客们所持的上述态度无疑都是正确的，而只有当我们把上述那种腐败现象视作是所有代议政府或民主政府所具有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属性（aninevitableattribute）的时候，亦即把它视作是一种即使是最高尚最体面的人也无力抗拒的内在腐败（aninherentcorruption）的时候，人们所持的上述看法和政客们所持的上述态度才是错误的。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那种腐败现象并不是所有代议政府或民主政府的一种必然属性（anecessaryattribute），而只是所有依附于众多群体之支持的无限政府或全智全能政府的一个必然产物。之所以只有有限政府才可能是公平体面的政府，实是因为用以分配特定利益的普遍道德规则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康德所说的那样，其原因便在于“福利无原则可言，它只取决于意志的实质性内容，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一项普遍的原则在”。①据此我们可以说，并不是民主制度或代议政府本身，而是我们所选择的那个全智全能的“立法机关”的特定制度才会使这种制度必定趋于腐败。
①或者在奥地利，工会联合会的领袖实是该国无可争议的最有势力的人，只是他的通情达理才使得他所具有的这种地位尚能得到人们的忍受，但是这种忍受肯定是暂时的。
腐败的政府也一定是弱政府：由于执政的多数派无力抵御来自其内部之组成群体的压力，所以它就必须尽其所能地去满足它需要得到其支持的那些群体的愿望，而不论为此采取的措施对其他人有多大危害——只要这种做法不是太容易被人们察觉，或者说，只要那些因此而不得不蒙遭损害的群体所具有的影响力不是很大。尽管这种政府在压制某个少数派所采取的任何抵抗行为的方面强大无比，但是它却根本无力遵循一条一以贯之的行动路线，而只能像一个醉汉驾驶的蒸汽碾路机那样偏来摆去。如果任何更高层的司法机构都无力阻止立法机关给予特定群体以特权，那么这种政府就会蒙遭没完没了的敲诈勒索。这意味着，只要政府有权满足这些特定群体的要求，那么它就会变成它们的奴隶——正像在英国发生的情况一般，这类特定的利益群体居然有办法使任何有可能把英国从经济衰退中拯救出来的政策都无法出台。如果要使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正义和秩序的程度，那么我们就必须砍断政客们的“丰饶角”（cornucopia），因为正是他们有着这些“丰饶角”，这才使得他们相信他们能够而且应当“根除一切不满之源”。①颇为遗憾的是，为了适应情势的变化而做出的每一次必要的调适，都注定会引起广泛的不满，而人们对政客的要求也主要是使个人不必面对这些令人讨厌的变化。
①C。A。Crossland；TheFutureofSocialism（London；1956）；p。205
一如前述，政府给予特定群体以特殊利益的做法并不是受人们普遍接受的正义观念指导的，而是由“政治必然性”（politicalnecessity）支配的。这种情形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结果，因为它极容易使人们产生这样一些错误的观点：如果某个特定的群体因为能够左右选票的平衡而总是受到关照，那么它就会创生出一种虚惑（原译：迷思（myth）），好像人们普遍认为该群体应当得到这种好处似的。然而，如果我们因为农场主、小业主或都市工人的要求总是得到满足而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提出的要求必定是正义的，那么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事实上，这些群体的要求之所以总是得到满足，只是因为缺少了这些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构成多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实际情况恰恰与民主理论所设想的情势相反对：多数并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正当观念引导，而是去做它认为能保持其多数地位的事，从而能证明自己是公正的。（原译：接受的多数并不受人们普遍接受的正当观念的指导，而只是受那种因多数自己认为它为了捍卫社会的凝聚力而必须采取的进而被认为是正义的措施的指导）。今天，人们依旧以为，多数的同意乃是证明一项措施的正义性（原译：一项措施之正义的证据），尽管多数中的大多数人对某项措施的同意常常只是他们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那部分要求而付出的代价。有些事情之所以被视为是“社会正义”（sociallyjust），只是因为它们常常被这样认为而已，而不是因为除受益者以外的任何其他人经由对这些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的辨识而认为它们是正义的。但是，不断迎合小派别的这种必要性，最终却产生了一系列纯粹无由的（原译：纯系仍然多变的）道德标准（purelyfortuitousmoralstandards），而且还常常会使人们相信那些受到关照的社会群体真的有特殊理由应当受到这种关照，因为它们总是被挑选出来去享受这些特殊利益。有时候，我们也确实会听到这样一种论辩，即“所有的现代民主政府都认为有必要做这做那”，好像能用它来证明某项措施的价值，说明其不是某种特定机制的盲目后果。（原译：采取这种措施或那种措施；显而易见，这种论辩的目的乃在于证明现代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某项措施是可欲的，而不是某种特定机制所酿成的一种纯属盲目的结果。）
因此，现行的无限民主政府这种机器，炮制出了一整套新的“民主的”伪道德规范（pseudo…morals）；换言之，这些伪道德规范乃是这样一种机器的产物：这种机器使人们把民主政府惯常做的事情或者特定群体能够经由操纵这种机器而从民主政府中勒索到的东西视作是一种社会正义之物。今天，一如我们所知，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政府行动所决定的各种收人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然而，这种信息却只会使那些生活状况仍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群体去效仿那些受到政府关照的群体的榜样而提出各种新的要求，要求政府向它们做出同样的保证，以确使它们获得它们认为自己应当获得的东西。某个群体的收人因政府采取的行动而得到的每一次增加，事实上都给其他群体提供了谋取同等待遇的一个正当理由。立法机关赋予某些群体以恩惠的做法，使许多群体都产生了希望得到同等待遇的预期，而正是这些预期构成了人们所提出的大多数“社会正义”要求的基础。
第三卷 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
至此，我们对当前盛行的民主制度趋势的考察仅仅顾及了一个方面：通过许诺特别利益来收买单独选民。而没有虑及另一个极大增强特别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因素：通过组织和合作成为有协调的压力团体的能力。（原译：至此，我们已经对时下所盛行的民主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当然，我们的讨论还只局限在这样一个方面：这种民主制度的发展趋势乃是由它特有的那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亦即它必须经由向某个个人所属的群体允诺特殊好处的方式去贿赂这些个人投票者。因此，在本节的讨论中，我们将对这个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进行探讨。当然，我们要探讨的这个因素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某些特定利益群体之势力的那个因素，或者说，增强了它们作为有组织的压力群体而进行组织和实施行动之能力的那个因素。）①的确，正是这个因素使得特定的政治党派得以联合起来，但是它们之间的联合却并不是以任何原则为基础的，而只是作为同盟或有组织的利益群体而联合起来的；在这样的同盟或有组织的利益群体里面，那些有能力进行有效组织的压力群体的关注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组织的群体的思考倾向。②这些有组织能力的群体经由它们所取得的那种不断扩大的势力，进一步扭曲或扰乱了利益分配的状况：它不仅使利益分配越来越无视效率的要求，而且也使得利益分配越来越与可以想见的任何公平原则背道而驰。这种情势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即收人分配将主要取决于政治力量。事实上，论者们在今天所鼓吹的作为反击通货膨胀之手段的那种“收人政策”（inepolicy），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了这样一种荒谬想法的激励而产生的，即所有的物质利益都应当由那些掌握着这种政治力量的人来决定。③
①见E。E。Schattschneider；Politics；Pressure；andtheTariff（NewYork；1935）和TheSemi…SovereignPeople（NewYork；1960）。
②参见MancurOlsonJr；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Harvard；1965）。
③LadyWootton（Mrs。BarbaraWootton）最一以贯之地阐释了这个观点；参见她就这个论题撰写的最新论著InePolicy（London；1974）
显而易见，现代民主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中还存在着这样一个维度，即它在本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还生成出了一种由行会、工会和专业性组织构成的庞大且极其浪费的准政府机构（para…government）；在很大程度上讲，所有这些机构都旨在实现这样一个目的，亦就是如何把政府所能给出的优惠待遇尽可能地搞到它们各自成员的腰包里。当然，这种准政府机构已经被人们视作是明显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实际上只是为了回应（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这个过程中免受损害）一个全能的多数政府不得不日益凭靠收买特定小群体的支持来维续其多数地位的趋势才建立起来的。
在这些情势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