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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倒是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一把火？”审判员又问。
“我已经说过多次，我不能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他继续颤栗着答道。
“你说你是正常人，你为什么就不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审判员再问。
“正因为我是正常人，我才不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他惨惨地一笑，答道。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一个审判员忍不住地训斥道。
“如果您是这么认为的，那我也没办法。”他答道，并低下了头去。
“那好吧，你就等着最后宣判吧。”审判员和书记员们收拾起卷宗，板着脸走了。
最后，法庭采纳了冈古拉几十位老人的“证言”，以十七周岁未成年来考虑他的量刑问题。
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宣判后，他没上诉。我再次见到他，已是他刑满释放后的事了。在他服刑的那些年里，我曾驱车长途跋涉好几百公里，去他待过的一个劳改场所看望他。他不见。宣判后，由看守所押往劳改队服刑前，马桂花带领原小分队队员特地来给他“送行”。
他也不见。病重的高福海多次托人给服刑的他送去吃的穿的，他全都退还了。甚至都不愿留在冈古拉的劳改队里服刑。十年后，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冈古拉服刑，也不愿见我们这些熟人？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说了一句话：“我想……那样……那样也许更合适一些吧……大概是更合适一些吧……”为什么那样更合适一些，他还是不肯细说。
韩起科实际上只服了八年刑。他是提前两年获释的。再次见到他时，他已获释好长一段时间了。八九年里，他始终拒绝面见任何熟人。我完全想不到，那天他居然还会主动来找我。那时，哈拉努里已经升格儿建市。我也早已回到哈拉努里，并且在新建的哈拉努里市市委担任副书记一职，也快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天，快到中午时分，市委秘书科的一位副科长匆匆给我送一份第二天某个会议上要用的讲话稿，偶尔谈起，近来国企职工上访增多，市委市府信访办，甚至包括法院检察院的信访办都有些穷于应付。“现在但凡是个人，有屁大点儿事，都想直接找市委市府领导解决问题。都把领导当成啥了嘛？”副科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前天还有个叫韩起科的家伙指名道姓要见您。传达室底同志跟他要身份证明手续，他哆嗦半天咧，您猜一下，最后他拿出一个啥证明来咧呢？刑满释放证。唉呀呀，唉呀呀，原来是个刚出大狱底刑满释放分子哩。连这样底人一张嘴，也要见市委底主要领导咧哩。这风气，您说……您说这风气，咋弄弄嘛……唉……”我没跟这位副科长多说什么，打发他走了后，先给传达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通知所有值班人员，以后但凡一个叫“韩起科”的人再来找，务必让他上楼来见我。我又给市公安局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尽快替我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韩起科”。但连续找了两天，找遍了市内各收容所、大小旅馆、车站，最后甚至找到市看守所里，也都没找见。
《黑雀群》陆天明
“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
说实话，这八九年里，由于数次被韩起科拒见，碰了几回不软不硬的钉子，我就再没去探望过他了。不去，不光是不想再去碰这根“钉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年，全社会都在发生一系列超乎常人想象的急剧变化。夸张一点说，这些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一年前还被认为是非常“反动”“可怕”的事情，一年后也许就成了非常“时髦”“得体”的“新生事物”了。昨天还只能偷偷地在暗处操作的事，今天也许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在报纸的头版头条进行宣扬了。那边邓丽君的音带刚运进大陆，这边的李谷一便开始大红大紫。当大洋那边台球桌旁进行的依然是一项百年沿袭的绅士运动时，这边的台球桌已经迅速铺到了穷乡僻壤，连哈拉努里灰尘扑扑的街道旁，小棚子下烤羊肉串的炉子边，都支上了歪着腿的台球桌；而围着台球桌转的，往往是一些叼着烟卷、光着膀子的“痞爷”。第一批拥有私人摩托车的人纷纷因交通事故而伤亡，第一批因炒股而成为百万富翁新星的人转瞬间一个个销声匿迹，第一批因资本运作而成为亿万富翁的人相继在香港落马，第一批下岗的老工人离退休的老干部茫茫然中仍然坚定地寄希望于那不变的“四项基本原则”。而同样不变的，是这样一些关键词：“金融街”“高速公路”“超市”“托福”“双规”“IT”“IP”和“MM”“CEO”……人们时时都在惊喜、诧异、困惑、忐忑、焦虑之中，忙着适应这不断袭来的新变化，并且给自己给社会争取一份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我自不能例外。也不敢例外。更不甘例外。谁要不能抓住这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赶紧变化，就会被这几乎再不会逆转的变化淘汰。
在这严酷的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当然不可能把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放在一个已然入狱了的“劳改犯”身上，我想这应该是谁都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在那一个时间段里有意地去“疏远”那位韩起科，那就是：当时我已经娶马桂花为妻了。
马桂花一直喜欢着韩起科。（我不知道对于那个年代的十六七岁的少年，能不能用“暗恋”这样的说法。假如说，暗自喜欢，暗自崇敬，暗自关怀，暗自思念，也就是现如今说的“暗恋”，那么，我要坦率地说，当时还不满十七岁的马桂花一直在“暗恋”着同样还不满十七岁的韩起科。）虽然从当时的各种迹象来看，韩起科从来也没有把马桂花当作自己的什么人，从来也没对马桂花有过任何感情方面的表示或暗示，但在冈古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将来的日子里，他俩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如果不是发生了纵火事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他俩日后是一定会成为两口子的。这几乎也是冈古拉大多数人的愿望。现在我把马桂花娶到了手，以我现在的身分和地位，不会有人认为不应该，不合理。也许更多的人会认为，在“韩起科之后”，由我来娶马桂花，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一件事，也是“不幸中万幸”的一件事。应该说，我娶马桂花是堂堂正正的，即便去见韩起科，我也没什么张不开嘴，说不出口，抬不起头的。但是……但是……说真的，自从娶了马桂花，我心态上总有那么一种“乘人之危”“夺人所爱”，不好意思再去见韩起科的感觉，特别是这两年，和马桂花一起生活得远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和和谐，甚至越来越生分，越来越疏离，别扭，我为此也越来越苦恼，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为此，我也在尽量回避再见到冈古拉的那些老朋友，尽量不让自己去回想那段在冈古拉的生活。自然因此也就渐渐地淡化了要去看望韩起科的念头。即便时不时地也会偶尔地想起冈古拉，想起韩起科，那也只是一闪念的事情，也只是在计算，哦，他还在服刑，已经劳改多少年了，刑期还剩多少……八九年都不肯见人，这一回却主动上门来求见。干吗？是来找我为他“平反”？不会的。他是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当时只判他十年刑，还是算“宽大”的了，还是基于当时他“未成年”，也因为内部有人帮他说话，为他斡旋，（在最后关口，高福海上下找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甚至那些被烧伤了的知青，也都为他向公检法部门递交了请求信，“希望从轻发落这个一时感情冲动的娃娃”。审判委员会合议该案时，也慎重考虑到了事情的发生，有它的特殊性，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大环境之中”造成的，经请示批准，才做出了这个从轻判决的结果。否则的话，以故意纵火、烧伤几十人，恶意破坏中央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战略部署罪论处，从重从快，他是必死无疑。更惶论“平反”？！！
社会治安的最大一块“毒瘤”
那么，是来找我给他安排工作的？这倒不是没有可能。但我想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依我多年前对他的认识和感觉，这小子身上有一点东西，和高福海极其相似，那就是自卑和傲慢共生，谨慎和冲动并存。这一种特质，我们有时从其他人身上也能发现一二。但从没像这二人那么典型和强烈。这二人内心的“自卑”是用“傲慢”的形式外在出来的，而长期谨慎压抑的结果，往往又以极度的冲动来对自己进行反拨，并以此画上一个个扭曲变形的句号。也许十年的大狱生活，能把他“炼”得实在一些，世俗一些？也学会了要利用“关系”来给自己谋一点眼前的实利？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来找我，我想这是没什么可责备的。把我放到这个处境里，我想我也会这么干的。因此，只要他提出，我想在可能的范围里，我会为他做一点事情的。我甚至还为此做了点准备，找过一两个街道社区的主管干部，打听在哈拉努里市内，有哪些单位愿意接收这样一类刑满释放的年轻人。但到末了，我还是相信，还是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一回，一定会有什么比他个人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更重大一些的原因，促使他来找我……这狗屁孩子的突然出现，骤然间使我又走近了那个对于我来说已然远去了的“冈古拉”，让我的内心又渐渐变得不平静起来……几天后，市公安局的领导告诉我，他们找到韩起科了。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是在臭名昭著的“灰鸭嘴村”里找到他的。
“灰鸭嘴村”位于哈拉努里西南方，离市区约四十来公里。上个世纪初，一个由英法两国探险家组成的探险队很偶然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巨大、而且埋藏很浅、极便于开采的优质无烟煤矿，名噪一时。当时在那儿云集过数千矿工和矿主。“灰鸭嘴”也因此成了当时东亚少见的大型煤碳生产基地。但由于当年开矿技术落后，矿主素质很差，管理极其混乱，地下煤层突发自燃，酿成一时无法控制的地下大火，矿井纷纷报废。这场大火在地下一直燃烧了近百年，烧到今天。方圆十数平方公里内，地面都是烫的。几乎所有的地缝里都在往外嘶嘶地喷射着一绺绺黄白色的烟气。大地被熏成了焦黄褐红色。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硫磺味儿。区域内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不是枯萎了，便是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