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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
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上这儿来呆上一会儿。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心理上，他把这一对“夫妇”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那天韩起科把那一提兜书和图册放到“尸骸”身旁后，便在土坑旁歇息了一会儿，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仿佛在跟他俩“告别”；然后重新拿芨芨草和苇子掩藏妥了这地窝子，便回到了小木屋跟前。也许是多年来一心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又不敢当面去询问高福海的缘故吧，自从那年接触了那些考古队员后，寻找“远古冈古拉人的踪迹”，就成了这狗屁孩子惟一的“业余爱好”。按说，这种行为不该出现在一个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但是只要跟冈古拉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能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还能深深地震撼他。
然后他从小木屋里拣出一点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肥皂换洗内衣之类的，打成一个小包；再往木屋上洒了煤油；再在牙齿的帮助下，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掏出打火机，摁着了，却又久久地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去点燃那两间小木屋……
原以为，法庭一定会判自己死刑。得知严重烧伤了两个四五岁的娃娃，将给他们带去终生的残疾。那场火把场部的黑杨林基本上全烧毁了。他觉得自己真的该枪毙，真的应该拿自己的命去抵偿。那天公审，是在冈古拉农场场部的老俱乐部举行的。开春前的雨夹雪天气，使那天变得特别阴冷。烧焦的黑杨树湿淋淋地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看起来也特别的凄戚。那天冈古拉所有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到了，心情虽不尽然相同，但却一概地全都阴沉着脸盘，裹着淋湿了的老棉袄，老山羊皮大衣，踹着一脚黏稠的泥巴，把那个本来就不算大的俱乐部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天高福海病了。主持公审大会的是朱副场长。由哈拉努里法院的三位审判员和一位书记员组成的合议庭成员，端坐在泥土垒起的主席台正当间。小分队的全体队员，除了因伤仍在住院的赵光和仍然在“逃”的张建国孟在军以外，按通知的要求，全都到场接受教育，而且被安顿在最靠前的两排位置上。也许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座位的两端，大会组织者都安排了持枪警卫把守。后来才知道，在礼堂后身的化装间和道具间里，当时还预备了两个班的持枪警卫，在楼上电影放映间里还秘密地架着两挺机枪。主要就是担心小分队的人在公审开始后，会突然带领一部分老职工公然“作乱”。据说，大会组织者曾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小分队的队员在得知第二天要公审韩起科的消息后，当天晚间，互相走动得相当厉害，“一直在密谋着啥”。而一部分老职工频繁串门，也“躁动得可以”。
整个庭审过程中，韩起科一直带着手铐。（按说，庭审程序开始前，就应该除去被告身上的任何械具。但那个时候，不仅在冈古拉，可能整个中国都还没那些讲究。）大约是因为在看守所的这几个月时间中，一直没能见到太阳，他的脸色变得特别苍白。苍白到青白的程度。
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站得规矩一些，把上身挺得直一些。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小分队队员一眼。最后宣布，判处韩起科有期徒刑十年。一直保持着死一般寂静的礼堂里才突然升起了一阵潮水般的嘈杂声。小分队队员也一下都站了起来。但他们没有叫喊。因为坐在他们两旁的那些持枪警卫（全都是从那批退伍军人中选调来的）立即也站了起来，虎着脸，用枪指定了他们。除了几个女队员抱在一起，当庭哭了起来以外，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直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
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
当时他也还是想回冈古拉的。但就在他拿到假释证那天的中午，在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发生了这样一回事……
服刑五年，由于在狱中表现突出，韩起科获得假释。按规定，他本应回冈古拉，向当地的派出所报到后，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当时他也的确想回冈古拉。但就在拿到假释证的当天晚间，他去哈拉努里长途客车站买第二天回冈古拉的车票，却在那儿遭遇了这样一档子事，使他一下打消了回冈古拉的念头。那会儿，去冈古拉的长途班车，已从过去十天一趟，增加到隔天一趟，但车票仍然紧张得要命。黑市票黄牛票能比正常票价高出一两倍去。即便如此，车站候车室里仍然常常挤满了因为买不到车票，去不成冈古拉，而不得不滞留在那儿的人。他们枕着各自沾满灰土泥垢的行李包，躺在候车室同样积满泥垢和瓜子壳儿的水泥地上，等候车站里卖出加班车的车票。这趟线路突然走俏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人们发现冈古拉戈壁滩上的甘草肉苁蓉能卖大价钱；再一个就是，在冈古拉的西山里，据说发现了多处优质煤的矿藏。传说国家已经决定加大投资力度，开采这些矿藏。为此，要修路、要砍树、要架高压线、还要搭建无数的工棚……于是，各地的民工和盲流纷纷涌向冈古拉，长途班车票自然就走俏了。
那天，韩起科吃过晚饭不久，就向分区监狱长请了假，带上一个小马扎，一本《简明中国近现代通史》，还带一件夹外套，上车站通宵排队，购买去冈古拉的车票。到车站一看，售票窗口前已经排上了长队。每个人都带了一根短绳子，栓住自己前边那个人的裤腰，防止加塞儿。这四五年一直在监狱里渡过的韩起科哪会知道这样的规矩和窍门？再回监狱去取绳子，肯定来不及了，解裤腰带吧，既不雅观，也不方便。赶紧想别的办法吧。便跟身前身后两位也是来排队买车票的主儿，打了声招呼，就向车站外走去；一出车站，就瞧见附近各小商店的柜台上都挂着有这样的绳子出售，便赶紧买来一根，上队伍里去系上；又听说明天肯定会有加班车，再加上原定的那一班车，怎么也能有八九十张票供出售，再加上部分站票，总共可能会超出一百张票了。就算拿出一半来走后门，照顾关系户，那在售票窗口还能卖出五十来张哩。再探出头去数过两三遍，队伍排到自己这儿，也就是四十来人，应该说，不发生天大的意外，将将地买到票是不成问题的了。于是稍稍安下心来等待。到明天早晨，回头一看，队伍已发展到一百四五十人。关于加班车的说法也增加了许多个版本，有说压根儿就没什么加班车，有说绝对会有加班车，有说加一辆，还有乐天派的家伙说加两辆。有的还说，昨天深夜，改镇建市临时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亲自来车站视察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已下令今天加三个班次的车开往冈古拉。全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全都满怀最后一线的希望。越是临近售票时间，大伙越发紧张。坐着躺着的人全都站起，一个紧挨住一个，手里还死死地攥紧了裤腰上的那根短绳。韩起科想到自己即将登上重返冈古拉的车，回到久久思念的冈古拉，他的心怦怦地剧烈跳动起来。看到往日落寞的冈古拉，今天居然成为众人如此向往的目的地，他感慨万千，又难免有一点忐忑和虚惘。他默默地打量着身边这些争先恐后涌向冈古拉去“发财”的人，一时间，甜酸苦辣，各种滋味都从心间泛起。北京时间九点准，半块板儿砖那么大小的售票窗口里终于有了动静。队伍即刻骚动起来，又赶紧往前压缩了一下。四十多分钟后，韩起科数着大约卖掉了二十六七张左右的票，一个车站工作人员拿着一块小黑板往售票窗口上一挂，大声告诉，窗口里只剩十张票了。其余人不必再排队了。队伍里顿时炸了窝。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在这儿已经折腾了两天两宿，有的甚至更长时间。他们蜂涌上前追问，今天到底发几班车？得到的答复是发两班车。大伙儿更不懂了，既然发两班车，咋会只卖三十来张票呢？这样的追问就得不到答复了。于是大伙儿大声吼叫，其余的票是不是都从后门走到那些黄牛票贩腰包里去了？那些黄牛票贩是你们的姐夫还是小舅子？而那个半块板儿砖一般大的售票窗口里的那只女人的手，矜持着，只是用手指若无其事一般地在轻轻弹击桌面。
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
服刑五年，韩起科就获得了假释。
她默不作声，不加理睬。这一招最厉害。等了一会儿，她索性把窗口关了，挂出另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上写着：“今日票已售完”。连刚才还允诺的那最后十张票也不给卖了。叫你们嚷嚷！车是隔天发的。也就是说，剩下这一百来人必须在这又臭又脏又闷的候车室里，再等上四十八小时。到那时候还不一定保证能买到票。而这鬼地方，大碗茶都要卖到五毛钱一碗。而换任何一个地方，五毛钱都能买到一个上好的肉夹馍了。整个队伍霎时间在这两块小黑板跟前都呆傻住了。人们再一次品尝到了什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滋味。悲忿啊！无奈啊！自惭形秽啊！这时，有二三十人突然向票房的后门口冲去。韩起科忙抬头去看，只见从那门里走出三个男人。两高一矮。高个子们护卫着一个稍矮一点的男子。那个稍矮一点的男子提溜着一个真牛皮做的黑色手包，旁若无人地向停车场外走去。韩起科看了这个稍矮一点的男子一眼后，总觉得他有些眼熟。是谁呢？是谁呢？他反复征询自己。这时，大家吼道，这几个家伙就是黄牛票贩的头儿。车票就是让他们从后门弄走的。但那三个男子照旧没给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继续走他们的。眼瞅着这三人就要走出停车场大门了。大家再一次围了上去。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道，车票儿就在他那底黑包包儿里哩。我知道底咧。每回回都是他来哩从后门把车票弄走了呢咧。我都见他好几回回了。不能让他走咧。票全在他那个底黑包包儿里藏着咧。那个喊叫的人挥舞着胳膊，蹦着跳着，发疯似的喊叫着。已经快走到停车场大门口的矮个子一下站住了（其实他个子并不矮，只是相对那两个大个子护卫而言，他确实是矮了一点，）回过头来冷冷地打量了那个喊叫的人一眼，甚至还向那人走了两步过去，不紧不慢地问那个人：“说啥呢？你见我给票贩子们票了？你见了？嗯？红嘴白牙的说啥屁话呢咧？
“他说话的音量并不大，但无形中的确有一股震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