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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遐之燕祥兄：
在十二生肖中，我属虎年，今年却被兔子欺了，先后住院四次，也够烦人！十一月初始渐康复。不久，我即去了老家衡东，借以换换环境，调养身体。我是四方为家吃惯了野食的人，家乡亲友较多，叙旧温室，啜茗野村，观鱼洣江，闻罄古寺，算是享了一段清福，一住月余始返长沙，即接到您所惠贶的《旧信重温》一书，深感惊喜。谢谢！
我真佩服您，这些旧信起自五十年代初迄于现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播迁，还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您居然能把它当作宝贝似地珍藏起来了，真可谓有心人也。
以言获罪，古已有之，至今未泯；以信获罪，古亦有之，今犹屡见。南宋绍兴年间，秦桧当权，我的一位老祖宗胡寅，就因为与这位秦丞相的死对头李光通信，有“讥讪朝政”之嫌，便被削去学士衔，后又被劾不忠不孝，贬谪新州。二十世纪的中国五十年代，震惊中外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定案的主要依据，就是人民日报披露的并经毛主席加以按语的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胡风多年来保存的大批信件，以及天津、武汉等地查到的胡风的友人互通来往的信件（通称为密信）。无限上纲，便成为犯罪的铁证。
当时，我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工作，也曾列为怀疑对象之一，停职反省经旬。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卒，怎能与胡风这样的名流挂得上钩呢？真弄得我莫名其妙。在审查过程中，我才弄清不知是那位仁兄举报，我在平日闲谈中讲过：抗战中期，我正念中学，学写新诗，曾与“七月派”诗人彭燕郊通过几回信向他请教。就这么点事情，组织上便认为我是彭燕郊的老友，彭现划为“胡风分子”，就不无瓜葛之嫌了。好在燕郊老兄证实，彼此之间，早失联系，我才幸免于难。这次算是有惊无险而已。孰料一九五七年“反右”中，却真因几封信加重了自己的罪名。因为我被查抄去的信件中，有我的衡山老乡、老前辈向德、康德两位老先生的来信。向是湖南民建主委，康是湖南民盟副主委，当时都已成了湖南最大的“右派”，与他们都有过书信来往，那还了得！便不问书信的内容怎样，拿了黄鳝当蛇打，在罗织我的罪名时，又说我是联合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的“内奸”。几罪并罚，被划“极右分子”，拘送劳动教养。这下子我才意识到“以信获罪”的可怕。自是以后，我失去了话语权，多罪故人孤，人不我近，我也不敢再与外界通邮，便进入了如您在《旧信重温·自序》中所说的“一个没有书信的年代”。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了政策的同时，才获得了通讯自由。
《旧信重温》的出版，也说明了时代在前进，政治环境比前宽松多了。不过从您所录的书信中看，不少是文艺界过去鼎鼎有名的“大右派”，或者是当今某些“左先生”看不惯的所谓“敏感人物”。俗谚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您却气派不凡，完全不怕这种“以信获罪”的隐患，依然把新知旧雨的来信保存下来，公之于众，这不仅是对友情的特别重视，同时也体现了您有一种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广阔胸襟。“君子坦荡荡”，那些“左先生”们，他们敢和您一样无事不可对人言吗？
由于久病新愈，还来不及细读这本书，只粗略地翻阅了一些篇章，就产生了一种如您所说的快感：“重温朋友的来信，如亲謦欬，如闻呼息，如促膝晤谈，如剪烛西窗，如寒夜拥炉，以茶当酒。”令我想起了宋人杜来的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这种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如、友情激荡的情趣与意境多么高尚啊！但这只有志同而气合称得上真正的朋友才能感受到。至于那种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人，以及那种酒肉征逐，今日乌合，明日兽散的哥儿们是无法领略其中味的。
我的交游面显然没有您那样的广，层次也没有您那样的高。由于我父亲是个开“伙铺”也算“通江”的人，给我留下了基因；个人的不幸遭遇，也使我过早地出外混饭吃，所以我也极好交游。“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不会迎宾客，出外方知少主人”。这些俗谚，虽未免有点江湖气味，但也是基层社会中重视友谊的一种策励。一九五七年“反右”中批判过我的“江湖哲学”，三教九流都交，此点我直认不讳。于是“社会关系复杂”，加上个人还有点我讲说得清，他讲说不清的历史问题，导致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我都充当了“运动员”。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倒霉之后，依然我行我素。虽然白头如新，但犹倾盖如故。我在“反右”之后，早已无家，孑然一身，浪迹天涯，有朋友即有爱，有爱即有家。我依然过得很快活，一点没有孤苦伶仃之感。
您曾经说过：“朋友是我的财富。”很富哲理。但财富通常包括物质、精神两种。您当然指的是精神财富。至于物质财富，则正如培根在《论财富》中说：“财富，我无法用别的词儿来称呼它，只能称之为美德的累赘，”“因为财富对于美德，正如军事上辎重对于军队一样，辎重不可缺少，也不可丢弃于后，但是却拖累行军打仗。甚至，有时为了保护辎重而丢弃时机。”而精神财富倒不然，不但无损于美德，而且有益于美德。比如友谊这种财富，就可调整感情，启发理智，规劝过失，激励斗志……而且真正的友谊，是不以时异，不以地迁而会丢失的。即使生命完结了，这种友谊还会流传后世。我国古代管鲍之交、牙期之赏的故事，现在不还是传为美谈吗？友谊，是多么可贵的财富啊！我想在那倒霉的二十余年中，如果没有您所说的这种财富，我不知道尚能活到今日否？
我虽鄙陋，但也喜如古人所说“以文常会友，惟德自成邻”。自我结识您以来，就把您当作最难得的一位益友。由于您对友朋的真诚、坦率与热情，毫无城府，直话直说，有善必扬，有疵必指，所以许多与您相交的人，都愿和您说点知心话。现在从《旧信重温》一书看，尽管写信的人，年龄有大小，经历也互异，名望或有无，交情分新旧，但有一个共同点，信上讲的都是真话。好像您在选录时，说真话是个主要的标准。
也许可以说，这些写信的人，大都不谙世故，对于“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古训全不在意，惟以至诚为道，至仁为德，深怕人前说句假话，何况在您这样至诚至仁的朋友面前呢！
儒家的言必信，佛家的不打诳语，道家的贵乎率真，都是主张讲真话的。所谓“语言者，君子之枢机”。中国传统文化是把语言视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的尺度。说真话的人才是君子，说假话的人必是小人。您这本书就充满着君子之风。书中内容，有品诗论文，叙旧论今，谈天说地，述事评人等等，无一不是如您所说“这些私人书信，原先写时都没准备公之于众，带有‘私房话’性质，故少矫柔，多坦率”。即使其中不免有些高级牢骚，然对世道人心，不无裨益。这本书可以说是现身说法，教人要说真话的书。
书信，过去惯称尺牍，本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感情、切磋学问、端正人品、传递信息、怡悦情性的一种很好的渠道。但古人往往视尺牍为“古文体之吐余”，当作末艺，把它与正统的古文体区别开来。认为“古文体最严洁，一切绮语、谐语、排偶语、佛老语、考据、注疏、寒暄酬应，俱不可一字犯其笔端”。（清袁枚《小仓山房尺牍·洪序》）是故许多文人的文集都不收尺牍。迄于明代，散文小品大为发展，尺牍始被编刊成集走上文坛。清代以来，尺牍益被人们重视。当代作家黄裳更把尺牍称为“书简文学”。这类图书早在坊间占有一定市场。我们这些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多数读过有清一代三种著名的尺牍，即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评葭村的《秋水轩尺牍》、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袁枚是清代文学界的巨擘，许龚二人则是名不见经传的“绍兴师爷”，因他们的尺牍得以畅行，也人以文传了。这三种尺牍均富文采，且具个性，曾是旧日文人撰写八行书的范本。不才也曾摹仿这种笔法专拟酬酢之作，在一个县府衙门中混过饭吃，了无佳趣，盖无几分真话也。毕竟他们的文化背景与今日的文化背景大有差异，因此这三种尺牍，早已不如鲁迅的《两地书》、傅雷的《傅雷家书》这样的新式尺牍见重于人了。现在的尺牍真已成为一种书简文学。祗今这种书简文学多是某一个人的书信结集，而您现在编的却是上百位朋友的来信，涵盖面极广，是更多人的心灵呼唤与交流，在书简文学中真是别张一军。而您在介绍这些人时，也打破了旧框框，没有履历化，只寥寥几笔，便把此人的来头、个性与交情始末亮了出来，令读者虽未见其人，已通其气，大可促进人们之间的神交。
我不敢说这些书信全都符合文艺作品的要求，但我可肯定一点，这些书信都是每个人得心应手、任意挥洒、谑谈笑傲、无所不可地倾诉情怀之作，把自己的快乐、忧愁、希望、困惑、收获、失落、信任、疑惧、幸运、怨愤、批评、建议这一切压在心头的事情都讲了出来，希望得到收信人的共鸣。即使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棒喝，也会把它当作一种带有苦涩味道的药物吞了下去，而感到内心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友情的温暖。我想这也是一种文学美。
廖齐己诗云：“千篇著述诚难得，一字知音不易求。”千禧将临之际，得此一卷，幸甚，幸甚！
敬颂文安 弟 遐之手上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旧信重温》，邵燕祥编，武汉出版社出版，定价1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