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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杀人案。该类案件先由警察局侦探科处理，然后再送到库兹明教授那里。
即使这些案件，通常也只是个手续问题。正像所有城市里的大多数情况一样，大多
数案件属于“家庭内部”事件。80％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或者犯罪者是家庭成员
之一。警察通常在案件发生几小时内就立案侦破了，事后的尸检，仅仅是为了证实
已经知道的事实。譬如，伊凡把他的妻子刺死了等等，只是帮助法庭迅速作出裁决。
此外，还有酒吧滋事和黑社会争斗而导致的死亡；对于后者，警察侦破的概率
仅为3 ％。然而死亡的原因并不重要，子弹穿颅致死也没什么了不起。教授根本不
关心警察是否能查到肇事者，也很可能找不到。每一年度，在成千上万的上述案例
中，有一件事情是肯定要做的：当局必须搞清楚死者的身份。但是，偶尔他们也会
遇到一两个不知姓名的人。第158 号尸体就是属于无姓无名的那一种。他的助手掀
开尸体身上盖着的单子，库兹明教授戴上口罩，用戴着胶皮手套的手饶有兴趣地检
查起来。
他感到奇怪，甚至觉得挺有趣。那种让外行人闻到后立刻就会感到恶心的臭气，
却没有触动他的反感。因为，他早就习惯了这种气味。他手里拿着解剖刀，绕着长
长的解剖台盘旋，两眼凝视着被毁坏的尸体。他感到纳闷。
除了头部的眼眶是空的以外，尸体的其它部位几乎完好无缺。他可以看出，死
者的眼球是被树林中的鸟叼走了。死者出事的地点是在明斯克公路附近的树林里，
他是死后六天才被发现。他的骨盆以下，双腿因死亡时间较长而腐烂，因此已脱色，
而损坏的原因很难以判定。胸部和生殖器之间有大面积的硬伤，几乎没有一寸好的
地方。
他放下解剖刀，将尸体翻过身来。尸体背后，同样也是遍体鳞伤。他又将尸体
翻回去，开始用解剖刀解剖尸体，不时地对着磁带录音机解说些要点。之后，他将
根据录音的内容拟写解剖报告。他录音的第一句话是当天的日期：1999年8 月2 日。
1986年2 月，华盛顿在1986年2 月中旬，使贾森·蒙克和他在苏联／东欧分部
的上司们高兴的是，彼得·索洛明少校与他们联系上了。他写了一封信。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设法与在莫斯科的任何西方人联系，更不会与美国大使馆
联系。他按照蒙克给他的东德地址写了一封信。提供地址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
冒险，但是经过了严格的预谋。假如索洛明向克格勃汇报这一地址，他将遇到许多
无法回答的问题。他的上司都知道只有同意为CIA 作后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地址，假
如是这样，索洛明的情况就更糟了。
他会遇到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在第一次与美国人接触时你不向亚丁的GRU 指挥
官报告？为什么你要让与你联系的美国人逃走？这些问题将无法回答。
因此，索洛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与美国人合作。该信件表明
他选择了后者。
在苏联，所有国外的来往信件都要被截获并被审读。所有的电话、电报、传真
和所有电传文件也同样要经受审查。但是，苏联内部的邮件数量极大，因此仅对可
疑的发信人或收信人的邮件进行检查。这一规则也适用于苏联东欧团体内部的邮件，
包括东德。
东德的地址是一名为CIAa当邮递员的地铁司机的地址，CIA 为此也支付他很高
的报酬。他家位于腓特烈斯海因区，他收到的信总是以弗朗茨·韦伯为收信人。
韦伯以前是这家的房客，已经去世了。这个地铁司机承认，在这之前他已经收
到过两封寄给韦伯的信，他一点俄语都不懂，因为韦伯已经死了，所以他把那两封
信扔掉了。他毕竟是个诚实的人。
来信从不写回信地址或姓名。信的内容是一些陈词老调：希望你安康，我这里
一切都好；你的俄语学得怎样呢？希望我们有重逢的那一天。祝你好运，你的笔友，
伊凡。
即使东德的秘密警察，也只能根据信的内容推断，韦伯在某个文化交流宴会上
遇到了一个俄国人，他们成了笔友。不管怎样，这类事情还是受到了鼓励。
即使东德秘密警察，透过字里行间破译了用隐显墨水写的电文，它只能表明韦
伯曾经是个间谍，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在莫斯科那边，一旦信件投进了信箱，发
信人就消失了。
地铁司机海因里收到信后，要把它转交给柏林墙那边西德的有关人员。他转递
信件的方法听起来很奇特，但是冷战期间，在这个被分离的柏林市里确实发生了许
许多多的怪事。事实上，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以至于他从来没被抓住过。冷战结束
后，德国统一了，海因里到了退休的年龄，他可以安度晚年了。
1961年之前，柏林有一个环城地铁系统；1961年以后，为了阻止东德人外逃，
建了一堵柏林墙，柏林被分割了。自那以后，许多东、西之间的通道被堵塞了。而
地铁有一段地面上的高架铁轨，正是东、西德的交汇点。
东德的铁路在这里向西德境内凸出了一小段弯道，然后又返回东德。火车行驶
到这里时，所有的门窗都被密封了。东德的乘客可以坐在火车里俯瞰很小一片西德
的土地，但是他们不能踏上那片土地。
当海因里独自一人在司机室里时，他将放下窗户，在列车路过某一地点时，他
用弹弓将一个类似高尔夫球的东西弹到外面一个战争留下的炸弹坑里。列车外面总
会有一名中年男子在那里溜狗，这个人知道海因里工作的时间表。当火车呼啸着离
开后，他把那个高尔夫球拾起来，然后把它带给在CIA 西德情报站工作的同事们。
球被拧开后，里面放着一封被卷得很紧的葱皮纸信件。
索洛明有消息了，而且消息还不错。他回国后先忙着汇报工作，接着有一周的
假期。他已经重新回到了国防部待命。
在国防部的大厅里，他遇到了曾在三年前为其修建郊外别墅的那个国防部副部
长。该人已上升为国防部的第一副部长。
尽管他穿着上将的制服，佩带的勋章重得足以沉没一艘炮舰。但是这个人确实
是靠政治台阶爬上来的。看到他的身边有来自西伯利亚的战士，他很高兴。他对按
照他的计划完工的别墅很满意，正巧他的副官由于健康原因——饮伏特加酒过量，
刚刚退休。他把索洛明提升为中校，接替了那个职务。
最后，索洛明冒着极大的风险留下了他在莫斯科的住址，并请求指示。如果克
格勃截获并破译了那封信，他肯定将被干掉。由于他无法接近美国大使馆，所以他
告诉兰利，如何才能找到他。在离开也门之前，应该给他提供更先进的通信包，然
而由于也门的内战而未能实现。
10天以后，他接到了一份关于交通违章的“最后通牒”书。信封上印有中央交
通办公室的徽标。信是从莫斯科邮寄的，未受到任何人的怀疑。该通知书和信封伪
造得如此逼真，以至于他差一点就给交通办打电话，向他们提出抗议，因为他从未
闯过红灯。然后，他发现信封里渗出了沙粒。
他吻别了送孩子上学去的妻子，独自一人，用他从亚丁偷偷放在刮脸用具包里
带回来的增强水涂在通知上面。显示的内容很简单：下一个星期天10点钟在列宁斯
基普罗斯佩克特咖啡馆见面。
他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从他的桌前经过，他紧缩在御寒的大衣
里面。那个人从他的空袖子里面抛出了一包烟，落在索洛明的桌子上。索洛明用报
纸盖住了那包香烟。那个穿大衣的人头也不回，径直离开了咖啡馆。
香烟盒里似乎放满了香烟，但是那20根过滤嘴香烟被粘在一起，下面没有任何
可吸的东西。烟盒里有一台微型照相机、十卷备用胶卷和一张卷烟纸，上面写着三
个秘密投递信箱，并且有如何找到这些信箱的说明，以及六种类型的粉笔标记方法。
以表示情报已取走或需要提供详情的信息。还有一份蒙克亲笔拟写的热情洋溢的信，
信的开头这样写到：“我的猎手朋友，我们打算改变这个世界！”
一个月之后，猎户星座第一次投递了情报，他获得了更多卷胶卷。他的情报来
自苏联最机密的机构——工业联合企业，因此它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库兹明教授认真地进行校对，他为第158 号尸体所作的笔记打印了稿件，并亲
手注释了几处。他甚至不打算让他的过度劳累的秘书重新打印；让那些在谋杀案件
办公室工作的笨蛋们自己去琢磨吧。
他认为，该资料肯定要传送到谋杀案件办公室。他很同情那些侦探们，只要疑
问不大，他尽可能签署“事故”或“自然死亡”的证书。然后死者的亲属们，来领
取尸体并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理后事；对于没人认领的尸体，他将被保存在太平间里，
直到法律规定的时间到期为止。假如死者的身份得不到验证，尸体最终要被送到贫
民的墓穴里，这是莫斯科市长发的善心。或者被送到解剖课的课堂上去。
但是第158 号尸体是被谋杀的，其原因根本无法查明。假如是被急速行驶的卡
车撞死的行人，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内伤。仅碰撞了一下，即使是卡车也不至于留下
那么重的创伤。假设，他是被一群水牛碰撞，也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莫斯
科周围，几乎没有什么水牛。而且，不管在何种情况下，水牛同时撞击的部位，只
是头部和腿部。158 号尸体的脖子与臀部之间却是被钝器重击了无数次，前后两面
都是如此。
他写完笔记后，在结尾处签名，并写下了尸体检验日期：8 月3 日。然后，把
它们放在“送出”的盘内。
“是谋杀吗？”他的秘书问道。
“是谋杀，但是身份不明。”他十分自信地说道。她用打印机打印输出了信封，
再将资料塞进去包好，然后把资料袋放在她的旁边。傍晚她下班时，把它交给了住
在底层的守门人，守门人会在适当的时间，再转交给货车司机，司机会将资料送到
莫斯科不同的目的地。
与此同时，158 号尸体仍躺在黑暗的冰柜里，躯体内已经没有了眼球和大部分
的内脏。
1986年3 月，兰利凯里·乔丹站在他的窗前，遥望着他最喜欢的景色。到了3
月下旬，在CIA 主楼和波托马克河之间的森林里，已经笼罩着一缕绿色的春意，透
过落叶的灌木林可以看见对面河里奔腾的流水。要不了多久，对面的灌木将抽出新
枝，变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森林的景色也将变得秀色可餐。他喜欢华盛顿，他
知道华盛顿是美国所有城市中绿化最好的城市，这里有更多的灌木、树林、公园和
花园。春天也是他最喜爱的季节。
至少，就过去的情况而言，1986年的春天仿佛是一场噩梦。CIA 在雅典招募的
GRU 军官——谢尔盖·博汉，多次明确地向美国汇报他的观点，他认为：一旦他飞
回莫斯科，他将肯定遭遇灭顶之灾。虽然他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是他敢肯定，他的
上司召他回国的理由完全是个骗局，其理由是他的儿子在军事院校的学习成绩出问
题了。由于他自己的工作从未出过任何差错，鉴于这种情况，他认为自己已经被出
卖了。
由于，博汉和其他二人是第一批经历这类问题的人，CIA 当时还持半信半疑的
态度。现在他们相信了。因为又有五名在国外工作的其他人员，在工作期限仅过了
一半的时候，中途突然被神秘地令召回国。并且，他们回国后就永远消失了。
这样算起来有六人，再加上波托马克共七人。此外，在苏联国内，还有五个人
也神秘地失踪了。这不仅仅是损失了一个主要情报来源问题，而是CIA 数年来呕心
沥血、艰苦努力的结晶，它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投资。但有，只有两个人例外。
乔丹的身后是哈里·冈特，他是苏联／东欧分部的负责人，该分部是这次事件
的主要受害者，此时，也是惟一的受害者。哈里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