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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消。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准确说来是为了推倒高墙以免鸡蛋破碎。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问得好！这大概也是村上向我们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一道看似容易而实则再难不过的难题。
当然，最理想的社会是没有高墙的社会，没有高墙也就无所谓破碎的鸡蛋。整个社会好比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保障每只鸡蛋都有新的生命破壳而出孵化自由，孵化个性，孵化尊严，孵化和谐。但作为现实问题，恐怕仍要不时面临这样的选择：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哪一边？而最为怵目惊心的场景，无疑是所有人都站在高墙一边，最后所有人都沦为破碎的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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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唱团
独唱团…脏话到底脏在哪儿作者：蔡康永
中国人的脏话，常常原始到让人汗颜的地步。
通常是这样的：我肏丄你妈！他骂他。我肏丄你祖宗！他回骂他。
这个吵架的逻辑其实很幼稚：你操了我妈，你就或多或少地做了我爸。那为了打败你，我只好奋力挖坟、不顾尸臭地去操你的祖宗，这样我才能或多或少地也做你的祖宗，凌驾于你爸之上。胃口好的话，有些人愿意操到对方祖宗十八代。以每代间隔三十年来算的话，挖坟要挖到明朝的坟去，才能完成这件事。只为了跟一个讨厌鬼斗嘴，竟然发了这么大的愿，愿意一路奸尸，奸到明朝的干尸身上，也真算是发了宏愿了。
这样斗嘴有赢家吗？如果我是评审，一定判你输，除非你现场表演给我看，还要我看得下去才行。
中国人这种一心要当别人的爸爸、当别人祖宗的心，我很少在别的文化里看到。美国同学偶尔在生活中开玩笑，会在你诉苦撒娇的时候，吃豆腐地说：好了好了，乖，过来爹地抱抱。但我真的还没看过用英文或日文吵架，吵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会来上一句我丄操丄你奶奶的。如果真的用英文或日文来上这么一句，我想对方会暂时静止三秒，想象一下你描述的那件事的情景，然后吐出来吧。（但对方的祖奶奶，如果托你的福仍然健在的话，应该会很承你的情，受宠若惊吧。）
日本的色情文化发展蓬勃，但日文的脏话里，并不动用跟性有关的动词或名词，日文既不用那个最有力的动词当口头禅，也不用相关器官、液体的名词来骂人。原因我还没找出来。也许日本文化觉得性行为和性器官都给人带来很多快乐，如果在吵架的时候，莫名其妙地用在对方身上，只能徒然嘉惠对方而已吧。如果洋派一点的日本人，现在会直接用英文里那个f开头的、四个字母的动词了。确实英文的脏话里，性行为和性器官都大量出现，但是使用这些字眼的出发点，却和中文不同。
英文脏话用到f字时，是直接攻击你本人、征服你本人，不是为了要变成你爸爸或你祖宗。英文吵架，如果为了羞辱你，会叫你亲我的屁股或者滚回去搞你自己吧。这两件事，放进日文恐怕也会失去杀伤力，再度沦为两件令人开心的事。虽然英文脏话，很遗憾的，和中文脏话一样，也没有放过我们大家的母亲，但当英文骂说你这个搞你母亲的人时，可能是上承希腊悲剧里与自己母亲上床的乱伦诅咒，是在说你是个被诅咒的混蛋的意思。
比较起来，英文这种直接攻击对手的脏话，我比较容易接受。而中文这样连累对手的母亲和祖宗，只是为了变成对方的长辈，我觉得很原始部落，很无视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原则。
回想人类聚居的形态，还在原始部落的时期，部落之间为了争夺食物和地盘，必须不断扩张自身的战斗力，自己部落的人越多，争斗时就越有胜算。在这种心态下，抢着当别人的爸爸，抢着满街认儿子，才有意义。换作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你走在路上，有陌生小孩过来拉你袖子叫爸爸，你只会觉得事情有诈，你是遇上了骗子，避之惟恐不及。但以骂脏话来说，活在现在社会的我们，却还是很热衷操丄你妈、操丄你祖宗，就算不是吵架，口头禅也还是热爱说老子我就是这样、你爸我就是不爽这类的话，说了觉得很有气魄。这是我说它们原始的原因。
至于这个路线的脏话，蔑视个人价值，那是更不用说的了。对方的妈，本身绝对是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你如果真有兴趣和她上床，就好好施出你的手段去吸引她，向她求欢，怎么可以不但不顾她本人的意愿，还一味地把她简化为别人的妈，把她简化为自己变成对方爸爸的工具，最终把她简化为吵架吵赢对方的字眼。
脏话当然只是脏话，每个民族的脏话都很古老、幼稚。日本人老师骂对方笨蛋，美国人常常骂对方大便，都很浅，很幼稚。但起码这些脏话，都是光明正大地冲着吵架对手的本人而发的。
相对来说，中文这一路脏话拐弯抹角，不好好攻击对手，却只想着拐这弯去牵拖对手的长辈，追求一个已经没有现代意义的古老标本：极力扩张本家的血脉。为了服务这个古老的目标，一切个人无言地被简化为兵蚁、工蚁，只要繁衍后代，扩张血脉，就算实现生命的意义了。这种脏话，不是脏在字面上，是脏在背后躲了千百年的那个态度。
我幸好不是别人的妈，我如果是别人的妈，被中国这一路脏话简化了这么几千几百年，老子我肯定要不爽的，肯定要每次想到，就骂一次我丄操丄你祖宗十八代。
独唱团…绿皮火车作者：周云蓬
我家住在铁西区，是沈阳的工业中心，铁西名字的由来是因为有个铁路桥在我们的东边。每次坐公共汽车路过那里，我总要踮起脚向桥上看，那里时常会有火车经过，那种力量和速度，以及它要去的远方，令一个孩子兴奋恐惧。
后来，我患上青光眼，妈妈带我去南方看病，那时从沈阳到上海需要两天一夜，感觉真是出远门。走之前，很多邻居都会到我家来，让妈妈帮带上海的时髦衣服、泡泡糖，奶油饼干很多小朋友甚至羡慕我说，他们也想有眼病，那样就可以去上海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
在火车土，孩子的兴奋就那么一会儿，接下来是疲惫困倦，妈妈把她的座位也空出来，这样我就有了小床，睡得昏天黑地：那时不懂事，不知道妈妈这一夜是怎么熬过去的。快到长江的时候，妈妈把我叫起来，说前方就是南京长江大桥，在无数宣传画上看到过，就是两毛钱人民币上那个雄伟的大家伙，我就要亲眼看到了。
在夜里，过桥的时候黑咕隆咚，只看见一个个桥灯刷刷地闪向后方，想象着下面是又深又宽的江水，火车的声音空空洞洞，变得不那么霸道。大概持续了十几分钟，当时想这桥该多长啊，一定是世界上最长的桥，就像我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沈阳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当然除了北京。
二
我十六岁了，是个失明七年的盲人，确切地说，我是个像张海迪一样残而不废的好少年。我可以拄着棍子满大街地走，能躲汽车过马路，能进商店买东西。
一天，我告诉妈妈要去同学家住几天，然后偷偷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那时我已羟知道，沈阳只是个落后的工人村，远方还有成都武汉天津北京。
我乘坐的是从佳木斯开来的火车，因为是过路车，没座位。我坐在车厢连接的地方，想象着将要面临的大城市。我终于一个人面对世界了，拿出事先买好的啤酒和煮鸡蛋，喝上两口，干是世界就成我哥们了，和我在一起。
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老头，他咽着口水，说小伙子，能给我一口吗？我把自己喝剩下的半瓶啤酒给了他。他说我看上去就不是个凡人，将来一定前程远大。我一高兴，又给了他两个煮鸡蛋。
到天津，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天两块钱。在街上走，听了满耳朵的天津话，接下来坐了两小时的火车，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那时我那么崇拜文化，一下火车就去了王府井书店，还没拆的那个：傍晚，去了陶然亭，因为我刚听过收音机播的《石评梅传》，想去拜祭一下这位遥远的才女。
三
爸爸说，你要想唱歌，就得向毛宁学习争上中央电视台，人家就是沈阳混出来的。这时，我已经在北京卖了一年的唱。攒了一书包毛票…那是卖唱赚来的。我要去云南，确切地说是去大理。从北京到昆明，五十个小时的硬座
头十个小时，是时云南的慷憬，想象誓那些地名，仿佛摩挲着口袋里一块块温润的玉石。
十个小时后…这玉石也有点混浊，怎么熬时间呢？我开始留意周围人的谈话。
斜对面座位上在聊原子弹歧在哪里，还有三八军，林彪。我听了一会儿，换个台，后面隔一排在现场传销，讲金钱成功…人生的境界r再换个角度，远处，有个姑娘说着她即将见面的男朋友，好像在昆明教书，她买了一水桶齣玫瑰花去看他。姑娘说得正陶醉呢，不想水桶漏了，淌了一车厢的水。
二十个小时后…周围的声音都变远了，有点像喝醉酒的�